2025年高考即將到來。對于備考的學子們，學者黎明有些話要說。

乾隆年間，蘇州文人沈起鳳在傳奇劇本《文星榜》中，以濃墨重彩描繪了一幅科舉浮世繪的情景。沈起鳳《文星榜》講的是書生王又恭高中狀元，兼娶三美的故事。《古代戲曲中的北京》當中摘錄的是第二十九出《鼓捷》，描述王又恭等人趕赴京師赴朝廷特開的“博學鴻詞科”的科舉故事。

古人科舉之難，在戲曲描寫中也可見一斑。趕考的艱辛、考場環境如“號舍”的惡劣……彼時的科舉考場，號舍狹如囚籠，據考證，明清時期考場內部號舍寬約3尺、深約4尺，建筑面積只有大約1.3平方。蒲松齡在《聊齋志異》中形容其為“蜂巢”，“其歸號舍也，孔孔伸頭，房房露腳，似秋末之冷蜂。”

明清鄉試會試均為三場，三場時間共計九天六晚。九天六晚間考生均不能離開號舍，他們必須蜷縮于方寸之地，以筆墨來叩擊命運之門。

更殘酷的是，在數百年里，科舉是唯一的上升通道，“不第則終生白丁”。科舉制度下，“學而優則仕”是唯一的出路。白居易“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的得意，和柳永“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的失意，都是科舉中的士子眾生相。吳敬梓《儒林外史》中范進中舉的癲狂、蒲松齡《聊齋志異·司文郎》中盲僧嗅卷的諷喻，也正是在“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單一價值觀下，無數士子“十年寒窗無人問”，將人生押注于八股文的困境描寫。

如果說科舉制度曾以“公平取士”來推動社會流動的話，日益僵化的經義考試也極大地桎梏了思想。明末著名學者顧炎武曾指出，“八股之害，等于焚書。”

《古代戲曲中的北京》，李簡/主編 薛舒丹/編注，文津出版社，2024年9月版

從單一價值觀的功名崇拜，到當今社會的多元價值觀，消解“一考定終身”的魔咒，我們會發現，人生有了更豐富的定義。比如說李安導演就是一個高考落榜生，而且他還落榜了兩次。他偏科嚴重，雖然拼命努力，但兩次高考都宣告失敗。在自傳《十年一覺電影夢》中他回憶道，“二度落榜在我們家猶如世界末日……”兩次失敗的高考后，他嚴厲古板的中學校長父親終于意識到，這個兒子可能的確是個學渣，于是同意了李安去他想上的藝專。在藝專，李安“第一次”拿起了攝影機，“靈魂第一次得到解放”。他帶著攝影機越走越遠，高考落榜28年后，他導演的電影《臥虎藏龍》拿到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今日高考，早已經不像古人科舉那樣，作為人生的目的和單選題，而是應該將之作為幫助我們找到和實現一生熱愛的手段。

從古代科舉的號舍到當代學子的課桌，從“十年寒窗”到“終身學習”，教育的真諦始終在于喚醒生命的可能性。

王國維先生在《人間詞話》中說：“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在漫長的人生路上，高考不過是第一重“獨上高樓”的起點。高考的確是重要的山峰，但翻越之后，還有云海蒼茫的萬里山河等待我們去丈量。 

當代學子之幸，不僅在于考試制度的進步，更在于這個時代允許我們——以筆為劍，卻不困于考場；以夢為馬，而非獨慕功名。

高考是絕大多數人的必經之路，但卻不是人生的獨木橋。當考生們提筆時，寫的不僅是求知的總結，更是對未來的溫柔宣戰：

此去或有風雨，但天地廣闊。愿少年們，以知識為舟，以熱愛為帆，駛向屬于自己的星辰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