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光華，星河璀璨。今年的6月3日是上海光華大學建校百年之期，為紀念這一特殊時日，華東師范大學將舉辦系列活動以為緬憶。受校方委托，筆者承乏光華大學文獻展一事，故近來對展覽中的展品多有梳理，細檢后發現，其中固有如群星輝耀夜空的諸多名家，如學人呂思勉、錢基博、錢鍾書等人的翰墨，亦不乏教育家張壽鏞、王豐鎬、朱經農、廖世承等人的手澤。當然，還有不少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比如光華大學商學院學生邵貽裘——如果不是展覽中有著一批與他有關的文獻，邵貽裘在光華校史中恐怕只是校友錄中的一行文字而已。

邵貽裘的文獻之所以能進入我們的視野，不僅因為這批文獻保存較為完整，更重要的是，它見證了一位光華學子與母校之間血脈相連的深厚情感。那么，邵貽裘何許人也？他與光華大學又有著怎樣的不解之緣？讓我們打開這些塵封已久的文獻，共同走進邵貽裘的世界來一探究竟。

“文獻展”中的邵貽裘世界

邵貽裘的《光華大學附屬初中獎金證》，是他與光華大學的最早聯系的見證。這件頒發于1939年的《獎金證》的內容見下：

查學生邵貽裘于二十七年度第一學期在本校?肄業，學行、成績均屬優良，應予獎勵，特給獎金肆拾元，此證。

光華大學校長兼領附中主任張壽鏞（鈐印：張壽鏞）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三月三十日

《獎金證》

可以說，這一證書既證實了邵貽裘在光華初中的學習經歷，證書中的“學行、成績均屬優良”評語又足以說明他的學習情況。同時，這一《獎金證》的設立之緣起及其對附中學生的意義也可略作申說。檢之《1937年光華大學一覽》一書，其中有《一年來的光華附中》一文，該文的第五部分有“獎勵學主”這一項，其云：“本校每學期對于學行優良之學生，定有獎勵辦法。本學年第一學期得獎金或獎狀者，共有三十一人，姓名附志于下。”“獎勵學主”分三個等級，即“得獎金四十元及獎狀者、得獎金十元及獎狀者、得獎狀者”，盡管這一獎勵的內容來自《1937年光華大學一覽》一書，而邵貽裘的“獎金四十元及獎狀”是光華大學1938年頒發的，我們以為，光華附中對學生獎勵的宗旨與級別是不會變化的。換言之，光華大學附中對“學行、成績優良”的邵貽裘的“特給獎金肆拾元”獎勵，是1938年光華附中學生能獲得的最高榮譽。

此外，這一《獎金證》中值得注意的是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的親筆簽名之上所印的“光華大學校長兼領附中主任”這一稱謂，作為光華大學校長的張壽鏞為何會在此時兼任光華附中校長一職呢？考之光華校史，1938年春，原光華大學副校長、附中主任廖世承奉教育部令籌建國立師范學院，請假入湘，故附中主任一職由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兼任。所以，某種程度上說，邵貽裘的這一獎金證也可作為光華大學重要人事變動的文獻佐證。

邵貽裘1938年從光華初中畢業，那他是不是繼續在光華高中讀書呢？要解答這一問題，我們在這批邵貽裘的文獻中找到一件題為《壬午補習社高中部第2次小考成績報告單》的文獻，這一成績單的內容見下：

徑啟者：本社本學期第2次小考業經結束，茲將學生邵貽裘所考各科成績列表報告貴家長查照，至希隨時加以督促，俾期進步，是所至盼。專此，順頌臺綏！

壬午補習社教務組啟

高中成績單正面

高中成績單反面

在解讀這一成績報告單之前，有必要對壬午補習社這一機構作一介紹。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進入租界，光華大學為應對時局之變，對學校建制作出重大調整，名義上停辦了滬校大學部及附中部，而改設誠正文學社、格致理商學社、壬午補習社，使得大中學生得以繼續學業，同時維系學校命脈。這里的壬午補習社其實就是光華大學附中改頭換面的另一個名稱而已，其辦學地點與師生均沒有改變。弄清楚壬午補習社就是光華附中的這一事實之后，關于邵貽裘1938年以后是不是繼續在光華高中讀書的問題也就不言自明了。

當然，這一成績單上還有幾處可注意之處：一者是邵貽裘在光華高中所上具體課程及成績，他們分別是國文（2）、英文（4）、大代數（2）、復習數學（4）、物理（4）、西洋文化（2），從成績單上的說明可知，學生的成績等第對應的分數分別是1等：90至100，2等：80至89，3等：70至79，4等：60至69。同時，這一成績單的外封上寫有“福煦路明德里56號邵廷榮先生臺啟”字樣，福煦路明德里56號無疑是邵貽裘的家庭住址，而邵廷榮當是邵貽裘的父親。此外，這封成績單寄出的時間為1942年6月，其外封上印有壬午補習社的地址是“漢口路422號”，此處的“漢口路422號”實為光華大學在抗戰中另一處寄居之地——上海證券大樓。

通過以上兩件光華附中文獻解讀可知，邵貽裘1938年從光華初中畢業后，繼續在光華高中讀書，甚至在1942年他仍在光華高中學習，也許1942年他就從光華高中畢業了。當然，以此時間證之光華校史，1937年8月，“淞滬事變”爆發，隨后光華大西路校舍被日寇焚毀，全校遷往愚園路1028號岐山村上課。1937年底，中學部又遷往成都路274弄上課，隨后又遷往漢口路422號的證券大樓，校舍被毀與烽火中輾轉遷校，這些光華校史上最為悲憤與艱難的時刻，邵貽裘無一不親身經歷過，這些國破校毀的痛史，相信會讓當時還是初、高中學生的他永生難忘。

既然邵貽裘初中與高中都選擇了光華附中，似乎他進入光華大學應是順理成章之事。檢之這批文獻，我們卻意外地發現兩張1942年大同大學工學院的成績表，這兩張成績表無疑是屬于邵貽裘的，至于他為什么不在光華大學繼續學業而選擇大同大學的原因，一時之間實在是讓人無法揣度。只不過，讓人更為訝異的是，在這批文獻中還有一批光華大學商學院會計系的學生成績報告單與學生證，這批成績報告單分別是邵貽裘1945年上學期、1946年上學期、1946年下學期、1947年下學期在光華大學的成績記錄，也就是說，在大同大學求學兩年之后，邵貽裘最終還是回到了光華大學的懷抱。這批文獻中還有一件光華大學1948年發給邵貽裘的《大學畢業證明》，具體如下：

教育部立案私立光華大學為發給畢業證明書事

查學生邵貽裘現年廿六歲，系浙江慈溪縣人。于民國卅六年度上學期在本校商學院會計系畢業，正式文憑因匯送教育部驗印，特先發給此項證明書，此證。

校長：朱經農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八日

光華大學1948年發給邵貽裘的《大學畢業證明》

光華大學學生證

光華大學學生證反面

光華大學學生成績報告單

這一畢業證明文獻提供給我們一些邵貽裘的基本信息，比如他從光華大學畢業的時間為1947年的上學期，他1948年的畢業證明上寫有他二十六歲的字樣，那么，他的出生年齡就是1922年，他的籍貫為浙江慈溪等等。當然，更重要的是，通過拼合包括畢業證明在內的邵貽裘文獻，我們大體上能還原他從初中、高中直至大學的學習經歷，從1939年到1948年近九年中，邵貽裘先后輾轉于光華初中（1937-1938）、壬午補習社（即光華高中，1939-1942）、大同大學工學院（1942-1944年）、光華大學商學院（1945-1948），盡管在九年的學習時光中，邵貽裘也曾有游離在光華大學之外的經歷。但不可否認的是，光華大學及其附中一直是他學生生涯的主軸線，他的生命已然被烙上了深深的光華印記。同時，我們在這批文獻中還發現一件頗有意義的文件，一份用國信銀行便用箋寫就的光華大學復校基金捐款證明，內容是這樣的：

茲今邵貽裘君交來光華大學復校基金捐款計拾五萬貳千元，又用剩收條壹張照收，此復

邵貽裘先生

國信銀行，卅五年六月廿四日

光華大學復校基金捐款證明

盡管這十五萬的捐款比之當時光華復校所需上億元的巨資而言，只是杯水車薪而已。但是，對光華大學的一名學生而言，在學校百廢待興與最需要資助之時，能及時給予力所能及的捐助，即便是在八十年后的今年，透過這張泛黃的復校基金捐款收據，我們還是能感受到邵貽裘對光華大學的那份熾熱、誠摯的情義。

言之至此，邵貽裘從光華初中、高中直至光華大學的學生生涯也已是劃上一個圓滿的句號，而圍繞這次光華文獻展中的邵貽裘文獻的粗淺解讀似乎也可以告一段落了。不過，作為策展人。對展覽人物的命運與生活，自然會多了一份特別的好奇，也不禁會多追問幾句：邵貽裘從光華大學畢業后，他又去了哪里工作？他后來的生活與光華大學還有沒有發生過交集呢？

網絡中的邵貽裘信息

正是在這一好奇心的驅使下，我們在網絡上以“邵貽裘”為關鍵詞進行了查找，結果發現幾則邵貽裘的信息，現羅列如下：

一、《無線電小組的組織和活動計劃》，1957年12期《物理通報》，華東師范大學附中邵貽裘。

二、《附中名錄（1925-1951）》，教職工名錄中有邵貽裘。 

三、《古稀之年來聚會 不忘當年師生情——記59屆高三年級第一次聚會》，年級聚會籌備組成員供稿，方正執筆，2012年4月發表于華東師范大學第一附中校友會網站上。

四、《記憶的碎片——憶華東師大附中智育點滴》，華東師大附中1956屆初三乙班 朱以中，2015年2月發表于華東師范大學第一附中校友會網站上。

綜合這四則信息來看，網絡中的這位邵貽裘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一位物理教師，他的工作學校是華東師范大學第一附屬中學。不過，在前三則信息中邵貽裘是作為署名作者或教師姓名出現，并無其工作或生平的內容。第四則《記憶的碎片》的文章倒是有一段關于邵貽裘上課情況的描寫，其內容如下：

我有點怕物理老師邵貽裘，他瘦瘦的，個子很高，每次課前提的問題都比較難，不太好回答。每當他提出問題，大家就屏住呼吸，教室空氣有凝固之感，他不是馬上叫同學回答，而是從上往下慢慢看名冊點，最后，才慢慢、輕輕地說出一個名字，于是整個教室空氣為之釋放，大家頓時有松一口氣的感覺，女同學常以手拍胸：“采采”（滬語，意嚇了一跳）。被叫起來的同學如以前復習不認真，記分冊上就難免被寫上一個“2分”。

看來，這位邵貽裘老師是位不茍言笑的嚴師，就是在華師大第一附中的學生畢業幾十年后，再回憶起當年的學生生涯時，他嚴肅認真的教學形象還是那樣鮮活生動。那么，這位邵貽裘會是當年從光華大學商學院畢業的那位學生嗎？畢竟商學院會計系的畢業生去華師大附中教物理，這個轉變委實是有點突然與急劇。當然，因為現在的華東師范大學第一附中前身就是當年的光華大學附中與大夏大學附中，邵貽裘初高中也正是在光華附中學習過，他再回到母校工作也不是沒有可能。所以抱著試試看的心態，我們聯系了華東師范大學第一附中，得到的回復是學校確實有位叫邵貽裘的老師，但這位老師已去世，不過學校檔案室還保存有他的檔案。按照檔案管理的規章制度，附中檔案室答應我們履行好相關手續后，在檔案室工作人員的陪同下可以調閱邵貽裘老師的檔案。

在附中李校長與人事干部羅老師的協助下，我們終于如愿調閱了邵貽裘老師的檔案，翻開兩冊泛黃的卷宗，首先進入我們視線的是一張邵貽裘標準照，也正是這張照片讓我們第一時間確認附中的這位邵貽裘老師正是本文這批文獻的主人邵貽裘。那么，展覽中的這批邵貽裘文獻所呈現出的學習經歷是否完整？作為光華商學院畢業生的邵貽裘又為什么會在光華附中從事物理教學？在這批展覽文獻所呈現的邵貽裘教育世界之外，他與他的母校光華大學之間還有沒有更多的故事呢？我們一邊翻閱著檔案，一邊急切地想從中找到答案。

邵貽裘《自傳》中的光華世界

所幸，《邵貽裘檔案》中有一篇比較詳細的《自傳》，通過將《自傳》內容分節與展覽文獻對讀，不僅可以解答以上問題，甚至可以拼合邵貽裘更為細致的人生歷程。以下我們就分段整理并與文獻進行對讀：

邵貽裘，男性，現年33歲另4個月。1922年9月21日（公歷）生于浙江省慈溪縣莊橋鎮，我的父親名叫廷榮，我六歲的時遷居到上海，住在本市天潼路北山西路葆青坊63號，這時父親在福順金號做職員，以后父親投資慎祥棉布號、經成證券號，從事于沙布證券買賣，家庭境況好轉，收入能維持家庭。我就在本市河南北路塘沽路私立錢業中小學校讀書，在錢業中小學讀到初中一年級。

《自傳》中的出生時間、籍貫及父名在展覽文獻的《壬午補習社成績報告單》《大學畢業證明》中都有所體現，但其父的職業、家庭住址以及他所讀的私立錢業中小學校情況我們此前未知，特別是關于他的家庭階層，從《自傳》中可知，基本是屬于中小商人階層。

1937年8月抗日戰爭發生，蘇州河以北受戰事影響，頗不安全，遷居到本市市區延安中路545弄56號居住。由同居房客姚舜欽先生介紹，說光華大學附中學校辦得較好，因此轉入本市成都路私立光華大學附屬中學初中二年級讀書，同時也離家較近，讀到高中畢業。在光華附中時期，學校師資優良，年稍長，讀書較用功，所以在這時期，學習進步很快，初中三年級時，曾得全班第一名。這時打好學習基礎。

至于邵貽裘為什么會選擇光華附中,《自傳》中亦有說明。具體而言，一者是時事的影響，即《自傳》中所言，1937年8月淞滬抗戰后，“蘇州以北受戰事影響，頗不安全”，所以，邵家遷居至延安中路545弄56號居住。再者，是同住房客中有光華大學教師姚舜欽，經由姚舜欽引薦介紹，才考慮選擇了光華附中。當然，更重要之處，光華附中在當時的附中主任兼光華大學副校長廖世承的主持之下，無論是師資隊伍、還是教學活動及校園生活等諸方面均得到全面發展，在上海的中學教育界影響甚大。以此證之《自傳》，姚舜欽所說的“光華大學附中學校辦得較好”應是可信之語。同時，邵貽裘是由錢業中小學初一轉入光華附中初二，《光華大學附屬初中獎金證》所獎勵的“學行、成績均屬優良”無疑可以對應他《自傳》中所說“初中三年級時，曾得全班第一名”這件事。

1942年7月光華大學附中高中畢業，我仍繼續讀大學，當時是在敵偽時期，上海化學工業較發達，為了大學畢業后出路較寬，因此我考入上海私立大同大學化工系讀書。當時校址在新閘路西摩路，由我學習不求上進，成績低落，跟不上班，因此讀到大學二年級，想退學找工作做，父親希望我仍繼續讀書，選擇較容易學的課程。因此我就轉入本市北京西路私立國學專修館讀二年級。

《自傳》中這一節內容基本解釋了他在光華高中畢業后選擇大同大學，而后又離開大同大學的原因。正如《自傳》中所說：“上海化學工業較發達，為了大學畢業后出路較寬，因此我考入上海私立大同大學化工系讀書”，邵貽裘及其家庭之所以選擇到大同大學化工系深造，主要還是為了他大學畢業后的出路考慮，其實這一選擇是比較合情合理的。據《自傳》中說他在大同大學“成績低落，跟不上班，因此讀到大學二年級，想退學找工作做”，在展覽文獻中有兩張大同大學的成績單，其中一張有他化學與化學實驗的成績均為中，這一成績按等級看只是及格，所以也符合他《自傳》中所說“成績低落”的說法。當然，因為成績不佳，邵貽裘在大同大學的第二年產生了“退學找工作”的想法，只是“父親希望我仍繼續讀書”，所以他“轉入本市北京西路私立國學專修館讀二年級”繼續學習，通過地址比對可知，這一私立國學專修館就是無錫國專滬校的地址，也就是在邵貽裘從大同大學退學與重回光華開始學業之間，還有一段無錫國專的學習經歷，而這一經歷的材料在文獻展中是付之闕如的。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因當時上海商業較發達，父親又從事商業，認為學習商科有出路，因此轉入本市漢口路證券大樓私立光華大學商學院會計系三年級讀書，學習頗有成績。1947年8月擔任光華大學商學院會計系助理，1947年12月大學畢業。因學習成績優良，本校留用，擔任光華大學商學院會計系專任助教及講師職，直至上海解放。

從《自傳》可知，邵貽裘1942年7月光華高中畢業后，先后就讀于大同大學化工系、無錫國專滬校，1945年9月，在離開漢口路證券大樓（光華高中辦學點）三年之后，邵貽裘又重回故地，只不過這一次他是以光華大學商學院會計系三年級學生的身份出現的。重新選擇光華大學商學院的原因，邵貽裘在《自傳》中說“父親從事商業，認為學習商科有出路”。從大同大學化工系到光華大學商學院，邵貽裘一直以“有出路”作為大學專業選擇的標準，這一實用性的標準就是放在當下，仍是絕大多數學生選擇專業的基本標準，所以本也無可厚非。不過，《自傳》中的這一“找出路”的說法恐也并非全部事實，盡管因為某種時代性的原因，邵貽裘在《自傳》中努力克制他對光華大學的那份情感，我們還是能感覺到他重回光華后的那份喜悅。此外，他在1946年5月為光華復校基金捐款十五萬元一事，也足以證明他對光華大學非同尋常的認同。

所以，我們只能說邵貽裘與光華大學再續前緣，其實是在經過一番輾轉與尋找后，邵貽裘最終確定光華大學商學院會計系才是他的理想選擇，從此他全身心投入其中，也一定能再次找回那個“學行、成績均屬優良”的光華學子。以后的情況正如我們預料的那樣，邵貽裘“學習頗有成績”，并且以學生身份擔任光華大學商學院會計系助理，在他大學畢業的1947年12月，“因學習成績優良，本校留用，擔任光華大學商學院會計系專任助教及講師職”。從1937年8月轉學到光華大學附中初二年級，到1947年底成為光華大學商學院講師，邵貽裘用十年時間完成了由光華學子到光華教師的身份蛻變，也從一位懵懂無知的少年變成了一名風華正茂的大學講師。

1949年8月上海解放后，因光華大學附中出納乏人，當時組織上調我來私立光華大學附屬中學擔任出納工作，同時，仍兼光華大學商學院會計系助教。1951年10月，光華大學附中改為公立華東師范大學附屬中學，由于工作上的需要，組織上叫我擔任會計工作。1953年2月，由于學校物理教師不夠，我除擔任會計工作外，兼教物理，每周8小時。1953年9月，由于學校班級擴充，師資缺乏，組織上調我擔任教物理。當時我就擔任華東師范大學附屬中學物理教師兼初三班主任直至目前。         

《自傳》的這部分內容明確交代了邵貽裘為什么到華東師范大學附中工作，并擔任物理教師的過程。原來，上海解放后，光華大學附中缺乏財務人員，組織上調邵貽裘來光華附屬中學擔任出納，但仍兼任光華大學商學院會計系助教。1951年10月，光華大學與大夏大學合并，成立華東師范大學，原光華附中與大夏大學附中改為華東師范大學附屬中學（1958年改名為華東師范大學第一附屬中學），邵貽裘就此擔任華東師范大學附屬中學的會計工作。同時，由于學校物理教師不夠，邵貽裘在會計工作的同時，兼教物理。1953年9月，學校擴招后，物理老師缺乏，所以邵貽裘就以物理教學為主，并兼任華東師范大學附屬中學初三班主任。應當說，我們對邵貽裘人生經歷的追索，因為網絡信息的出現而充滿奇妙色彩，特別是《邵貽裘檔案》中《自傳》的發現，讓我們得以知曉邵貽裘光華展覽文獻之外更多有關他與光華大學的故事。

當然，追索中不免會產生新問題，比如作為商學院會計系畢業的邵貽裘為什么會轉型去做中學物理老師？恐怕不是學校物理老師不夠就能解答的，至少邵貽裘要有中學物理教學的能力。他具有這樣的能力嗎？其實答案也在邵貽裘的這批展覽文獻中。如前所說，邵貽裘曾經有過兩年大同大學化工系的學習經歷，盡管他的化工專業成績不甚理想，展覽文獻中的大同大學成績單顯示，他的物理與物理實驗兩門功課的成績均是優等，我們以為，這一點就足以說明邵貽裘具備中學物理教學的能力。

此外，上引《自傳》的寫作時間是1956年2月，其時邵貽裘三十三歲，那么，1956年之后他一直在華師大第一附中任教嗎？他何時退休？現今去世與否？當然，這些問題都可以在《邵貽裘檔案》中找到答案，檔案顯示邵貽裘一直任教于華師大第一附中，并多次獲得先進工作者稱號，直至1982年9月退休。退休后，他頤養晚年，又歷經了三十一載春秋，生命的指針最終定格于2013年11月17日，享年九十一歲，可謂壽終正寢。

綜上所見，邵貽裘在初中時就與光華相遇，接著又成為光華高中、光華大學中的一分子。此后，又留校而成為一名光華教師。在光華大學完成歷史使命，與大夏大學合并而成為華東師范大學后，邵貽裘也隨之來到光華附中的新站臺——華東師范大學第一附屬中學，成為一名物理教師直至退休。可以說，是光華大學栽培了邵貽裘，更給他人生前行的指引，特別在他人生迷茫之際，使他重新找到自信與安身立命之所。當然，邵貽裘對光華大學也是滿懷感恩的，從他為光華復校慷慨捐款，到畢業后選擇留校，直至作為光華附中的一員而為之服務終生。盡管，比之光華歷史上那些光前裕后的杰出人物，邵貽裘只不過是萬馀名光華學子中的普通一員。但我們以為，邵貽裘這批光華文獻的意義正在于此，它讓我們看到宏大敘事與偉大人物遮蔽下的一位普通光華學子的人生經歷與選擇，特別是他對光華“投木報瓊”的感恩之舉，更可見一位光華學子愛校敬學的赤子之心，或許這也是光華這所私立大學能夠在戰爭摧殘、財政困境等不利局面下頑強生存下來的原因之一。

最后，在梳理本次展覽中的學人翰墨時，發現一張光華校友周有光先生在一百一十一歲高齡時寫下的“一生有光”四字書作，我們以為，這行筆觸顫抖的字跡既可作為周有光一生追求光明與真理的夫子自道，也可以作為諸多求學于光華大學的學子的人生寫照。以此來概言光華大學之于邵貽裘的綿恩長澤，是最合適不過的了。

“一生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