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安托瓦內特 ·福克 (Antoinette Fouque)，法國精神分析學家，女性出版社的創辦者，“婦女解放運動”（M.L.F.，1968）的發起人之一。不同于波伏娃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造就的”所代表的普遍主義性別平等觀，福克開創了本質主義女性學，認為必須首先承認“人生而有兩性”這一基本事實。本文是福克30年前的今天在法國婦女大會上的講話，收錄于《兩性：女性學論文集》一書，澎湃新聞經出版社授權刊發。

今天是1989年3月8日，我們齊聚在索邦大學的階梯大教室里，為的是慶祝兩大事件：——3月8日，國際婦女節，現在世界各地都要慶祝的節日；——19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與《人權宣言》頒布200周年。

1857年3月8日，紐約，制衣和紡織女工走上街頭，揭露她們受到剝削的事實。她們要求減少工作時間（從每天13小時降為10小時），并且要求與男性享受同等工資待遇。

1910年，為了紀念那些美國婦女，也為了每年有一個節日可以讓婦女們提出她們的訴求，克拉拉·蔡特金提議將3月8日定為國際婦女節。一年之后，第二次國際社會主義大會通過了這項提議。從此，3月8日便成為了國際婦女節。

1982年3月8日，我們在此召開了反對厭女癥的第一屆婦女大會。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如埃及、玻利維亞、美國、奧地利、阿爾及利亞、伊朗、科西嘉、蘇聯、愛爾蘭，不同社會階層，以及擁有不同政治信仰的婦女見證了對于女性歧視與壓迫的反抗，并且她們宣稱有必要進行獨立的女性斗爭。

我們選擇了一個最具顛覆性的機構，也就是索邦大學。為的是，通過把這兩個日期聯系起來，從此時此刻開始，婦女解放與民主化可以重新煥發活力，令更多的女性受益。

21年前，在法國的活動只有兩三位女性參與，后來發展到數萬人。在這種動力的驅使下，今天在場的所有男男女女發起了婦女聯盟的倡議，不管臺上臺下，他們都將在此次研討會上暢所欲言。

有人說，一個思想體系的確立需要30年的時間。我認為，一場像婦女解放一樣的運動也至少需要同樣多的時間，就算不是徹底地，也至少是長期不懈地去戰勝最古老的壓迫，也就是所謂的父權制對女性的壓迫。不過在如今，我更愿意把父權制稱作是子權制（filiarcat）或兄權制（fratriacat），因為正是通過一些新的結盟，一神論、政治和象征權力的聯盟才會繼續將我們女性排除在法律權利、居民權利和話語權之外。

在新千年到來前，我們還剩下最后10年，去完成我們肩負的歷史使命的一部分，所謂的完成，就是說我們要將所做過的嘗試變成最終的目標。同時，尤其是要將接力棒傳遞給我們的女兒輩。

如今，盡管歷史學家、政治學家、生物學家和哲學家們都一致認為，在這個新千年前夕，影響文明進程的所有變化中最重要的是男女關系不可逆的轉變，但是卻很少有人堅持將這一轉變，這一自去殖民化和歐洲帝國衰落以來最根本的轉變，歸因于婦女運動。

今后公正的史學家都應該承認，婦女運動早在1968年之前就積極參與爭取避孕自由的斗爭，使計劃生育等現存的制度重新煥發活力。不僅如此，它還通過哲學滋養并改變了當代的精神分析以及文學思潮。最后，它還催生了其他運動：“避孕及墮胎自由運動”（M.L.A.C.）的男男女女繼承了“婦女解放運動”的使命，力求使墮胎合法化，同時傳播避孕知識；“自由選擇協會”（Choisir）則回到我們最初思考的一個主題，敦促法律將強奸定為犯罪。

黨派和政府為了自身的利益想要盡快拉攏、終止或者改變這項運動，為此他們將女運動合法化，并在過去的15年間一次又一次確立制度化的女權主義。1974年，瓦萊里·吉斯卡爾·德斯坦創立了婦女事務部，并由密特朗的支持者弗朗索瓦絲·吉魯擔任部長；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創立了婦女權利部，由堅定的女權主義者伊薇特·魯迪擔任部長。正是女權運動的影響力讓更多女性得以在政府機構擔任要職，雖然我們不得不承認，她們仍要借助君主、黨首、父親、兄弟或朋友的力量。最后，在1974年的薇依法案投票后，女性獲得了為自己做主的權利，而正是女權運動本身以及它對女性剛剛得到的權利的不懈守護，使得我們在傳統上一直保守的選民在1981年首次站到了支持社會進步的黨派一邊。

無論是工會主義者還是精神分析學家，只要平心而論，都應該承認女權運動在道德和思維方式上引領的自由與獨立之風，其影響力覆蓋了欲望、性、情感以及經濟、職業、政治等方面。最近幾年“獨身激增”成了人們廣泛討論的話題，尤其是右翼人士對此沒完沒了，但與他們所宣傳的不同，這種孤獨也可以是一種積極的態度。更多的女性認為與其和一個暴虐的伴侶一起生活，不如獨居。與日俱增的獨身行為是對愈演愈烈的自戀主義的有效回應。自愿的獨身實際上取代了千年來的奴役。自弗吉尼亞·伍爾夫以降，每個女性都力圖表明，她們不但有權擁有“自己的房間”，還有權擁有“自己的欲望”“自己的身份”“自己的話語權”，為的是讓歷史承認世上存在兩種性別，承認異性的存在，這種異質性是人類絢爛多彩、綿延不絕的基石。

“婦女解放運動”緊隨1968年革命的腳步誕生——我之所以繼續稱之為“革命”，是因為我們從此確實步入了一個新時代——而“婦女解放運動”則始終需要和與主流對抗，或者說和這項革命中的反動勢力、直白點說近乎法西斯主義的勢力對抗。繼自由和平等之后，這個新時代在“五月風暴”中發現了博愛的含義，事實上它也開啟了一個人們相親相愛的同時也自相殘殺的時代，而女性由于自身的不同，愈加被排除在外，她們從來不曾、也許永遠都不會被平等對待。從“五月風暴”中放肆的涂鴉，到電視上男明星的自戀都說明這個正在醞釀中的新時代對于女性而言可能比資本主義之于工人還要糟糕。

1968年為之后的時代、至少是整個21世紀開啟了一個新方向，而“婦女解放運動”跟它唱的是反調，它給自戀的男性帶來了致命的創傷，這也是繼弗洛伊德所歸納的三次創傷，即哥白尼革命、達爾文革命和精神分析革命之后的第四次創傷。這就是我從前所說的象征革命。要破除那些類似的深入人心的成見，這些成見否認有兩種性別、否認人類的繁衍需要三方的參與且歷來阻礙實現男女均等。

“婦女解放運動”從最初的集會開始，運動中的母親，待產的母親的概念，像我們從1968—1970年就開始說服的那樣，嘗試讓“讓婦女從母親的角色中解放出來”，并一再強調她們不是“只為兒子而活”，“父親是不存在的”，動搖了建立在菲勒斯至上的幼稚、自戀的男人無所不能的觀念。而“婦女解放運動”所面臨的困境也恰恰在于它危及男性自戀的無所不能的觀念。這和弗洛伊德說過的“精神分析所面臨的困境”一樣，因為他在發現潛意識時也動搖了自我。我們不但在理論上攻擊父親和兒子，也在用實際行動攻擊他們，我們拒絕繼續做他們閹割情結的對象，換言之，拒絕歇斯底里。當他們認為已經將我們禁錮在那個位置上的時候，過去我們就一直在那里。

內部存在的困難也不少。我們女性，這一文明的被排斥被禁錮者（用雅克·德里達提出的一個概念來說），我們既要從我們自身的根源去分析我們的關系，同時還要前進、思考、行動，每時每刻作出幾個矛盾的舉動，朝多個方向、多個復雜的（如果不說是自相矛盾的）計劃邁進。當初是，或許現在仍是，為平等和/或差異斗爭的時候。這些斗爭的確讓人頭疼，的確讓人心疼。我們只有幾個人認為沒有平等的差異只能產生心理的倒退和政治的反動；而沒有差異的平等只能產生貧瘠化的趨同，一部分性心理的缺失。

隨著運動的加速和擴大，或相反，停滯和困頓，排斥起源而不是融入起源的傾向就會加強。人們不讓我們有時間去理解、去建構，他們讓我們感到惶恐，讓我們灰心，催促我們回答，把我們隔離起來，把文明的運動貶低為一種庸俗的潮流，給我們指定了平等的范圍，就像我們命運的絕境，同樣，他們還會把千篇一律的自戀主義作為唯一的（欠）發展道路強加給我們。

什么時候女性曾讓一個一直處在撕裂中的世界血流成河？和每天在無論哪份報紙上都能看到的暴力，尤其是針對她們的暴力比起來，她們所謂的語言暴力又算得了什么？為什么對女性的斗爭這么不寬容，而每天一個大黨派內部男性之間的明爭暗斗卻被視為民主的象征？似乎任何差別都不被允許。我們應該是很完美的。我們“全錯了”。

不用驚訝，婦女解放運動總的說來抵擋不了這種合謀、這種被邊緣化的策略，以致于有時候它表現出反議會制的態度。所有的勝利果實都被奪走了，它一天天淪為歇斯底里的女人的聚居地。那些參加了“婦女解放運動”的女性，被認為是低賤的、可笑的、夸張的、放縱的、暴力的；而那些合法的女權主義者、已婚婦女或名門閨秀，則被賦予了尊嚴、威望和權力。今天，我們可以衡量這些特權是多么具有欺騙性，這些權力是多么脆弱。為了書寫離我們并不遙遠的歷史，為了有新的突破，我們多么需要上升到認識論和政治的高度，去承認婦女運動的豐富多彩，承認和而不同的女性群體，承認她激發靈感的活力、充滿生機、獨立創新。

今天，除了有千百年來的壓迫和歧視，還免不了我們女性最初的勝利受到了瘋狂的鎮壓。在法國，每天都有人貶低、剝削、排斥、強暴、毆打女性，常常是毒打，以所謂的激情之名殘害女性。

女性運動的發展是失衡的，在南方和東方，一些沒有民主傳統的國家，對文化和宗教身份的訴求簡單粗暴，用至高無上的身份之名造成各種差異之間的競爭，除了那個眾所周知的差異——性別差異，把女性排除在權力領域之外，因此也剝奪了她露臉的機會，使她們處在代表人數不足的境地，事實和表象之間的差距每天都在擴大，光說不做的現象成了女性前進的阻礙和威脅。

進入“菲勒斯”時代是“68風暴”的一大癥候，這一點現在看起來昭然若揭。極端的是，自戀的自高無上的權力通過一種不寬容的思潮的興起表現出來，我們可以預見，在這一場為了權力、為了純粹的威嚴而進行的殊死斗爭中，這種不寬容不僅僅只針對宗教領域。在自由、平等的時代之后，人們在談論博愛、團結、寬容的時代。而且“別碰我的哥們兒”跟“別碰我的小說”等表達遙相呼應又格格不入。說到宗教，在剛開始談到人權問題時，米拉波認為深發一下還是很有必要的：“我并不是來這里宣揚寬容的。在我眼中，對宗教沒有任何限制的自由是如此神圣，以致于試圖表達這一思想的‘寬容’一詞，在某種意義上都顯得有點霸道和專制，因為只要存在有權力去寬容的權力機關，就會妨礙思想的自由，因為它既然可以寬容，那就意味著它也可以不寬容。”100年后，1882年，勒南談到政教分離時，毫不畏懼地斷言：“政教分離，就是國家在各種宗教之間保持中立，包容各種信仰，迫使教會在這一根本問題上服從這一原則。”從基要主義到“菲勒斯世俗化”，寬容和不寬容讓法律都有點暈頭轉向了。

到處，在世界的每個地方，女性境遇都越來越糟糕，倒退是令人擔憂的，甚至有一些對女性有利的法律被廢除了。但是在世界各地，女性都是清醒的、警惕的、勇于抗爭的。

我們希望庸常習見的野蠻行徑會終結。在泰國，為了反對買賣和誘騙幼女賣淫，當地一些女性創立了一個基金會去收容并教育受害的幼女。在中國，她們成立了婦聯去推動人權的完善。在美國，幾十萬名女性聚集在華盛頓為了重申自由選擇生育或不生育的權利，也就是墮胎的權利。在其他一些地方，一些女性甚至走上了政壇。在法國，女性在創造機會，在走上領導崗位，在斗爭：醫院里的女護士、女助產士，幼兒園里女保育員都動員起來了，不僅為了提高工資待遇，還為了得到對她們工作的認可和尊重。

到處，我們都在繼續抗爭。這是一場不可逆的運動。

1979年，聯合國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讓我們的斗爭和行動變得合法。不論對哪個協會和黨派而言，《公約》不僅意識到了現狀，而且還采取了行動，它宣告“對婦女的歧視違反權利平等和尊重人的尊嚴的原則，阻礙婦女與男子平等的基礎上，參與本國的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生活，妨礙社會和家庭的繁榮發展，并使婦女更難充分發揮為國家和人類服務的潛力。”

1983年法國對《公約》進行了修訂，為女性贏得新的權利、新的自由再接再厲。

為了結束一種“衍生的力比多”“衍生的法律”“衍生的身份”，從今往后我們應該致力于讓語言、象征體系和權利領域的立法者都重視我們幾點最根本的訴求。必須做到：

1.在《公約》中，要寫上“所有人，不論性別、種族、宗教信仰，都擁有不可剝奪的、神圣的權利”；

2.在“女權宣言”的基礎上制定法律總則；

3.新的權利就要有對應的新的義務：抽出私人時間參與并肩負起政治職責；

4.只有承認了女性特殊的生產對人類的貢獻，這一切才有可能實現。女性肩負繁衍人類的全部責任，但卻因為這一生產被忽視、被排斥而遭受不公正的待遇。這是一項充滿象征意義的生產活動，因為女性會說話，生出來的也是會說話的人，所以我們可以認為這是一種人類生產（anthropoculture）。但是女性的這一勞動被排除在所有社會、經濟、職業、政治、文化范疇之外，成了最受奴役、歸功于一家之主而他卻最不必付出辛勞的工作，既沒有工資可領，也得不到認可，而生育創造的是人類最大的財富：是會思考的造物。作為生育工具，因為生育被貶低，女性遭遇了雙重的不公正的待遇，不僅是在職場上，而且是在發明創造上，雖然所有創造者都從生育行為模式中得到靈感和借鑒；

5.繼續提升自我，掌握資訊，重視傳承和自我完善；開拓新的認知領域，新的科學領域，打通純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壁壘，創建一個認知學的新領域：“女性科學”，從女學到建立一個專門的法律體系。

為民主化而奮斗，就是為了讓法制國家認識到對生育的歧視，正視由此引出的想當然的看法，而不是去制定一種理想化的平等，這種平等過于簡單、扎根在同化的普世性之上，成為一條永遠觸不到的逃逸的地平線。讓我們現實一點吧：現實就是人生而有兩性，放棄這一原則，從長遠看，勢必會產生非常慘痛的后果，雖然在當下可能會有一種快感。

和過去相比，今天我們女性的行動應該更豐富，把平等的概念落到實處，建構屬于我們自己的不一樣的身份，學會適應，但不自我否認，學會介入，同時回到我們最初、最原始的身份——性別身份，而不是去壓抑它、排斥它，或者站在男性的立場去無視它；我們應該團結起來，欣賞自己，而不是將一部分的自我擯棄，或者變成一盤散沙；應該把我們的身體當作心理和生理共同創造的所在；應該認為我們的肉體在思考會說話的人，當她生育的時候她也在創造；最后應該認為有生育功能不是一個缺陷。它也許是無比美妙的！從今天開始，我們就是未來的財富。

通過這次研討會，我們試圖借3月8號這個機會，讓女性運動重煥活力，盡管遇到了很多困難和阻礙，女性運動不會停下腳步。今天的活動有幾百、甚至幾千男男女女參加，讓我們成功的希望變得更加清晰可見。

幾個月來，在世界各地，在阿根廷，在智利，在阿爾及利亞，在中國，女性行動起來了，走在民主斗爭的最前線。就在預示這一希望的1990年代，我們創建了女性民主聯盟。

為了婦女解放我們已經奮斗21年，我們已經做了10年推進民主化的工作，為了最終確立我們的思想和我們的行動，用成熟的心態去迎接21世紀和新千年。因為這一民主化的工作只會讓女性群體受益。

我們繼續前進，一邊前進，一邊推動民主化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