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答辯”是一個圍繞文史類新書展開對話的系列，每期邀請青年學人為中英文學界新出的文史研究著作撰寫評論，并由原作者進行回應，旨在推動文史研究成果的交流與傳播。

本期邀請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教授楊斌與兩位年輕學人一同討論其新著《被遺忘的發現：中國歷史中的馬爾代夫》（Discovered but Forgotten: The Maldives in Chinese History, 1100–1620，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2024年）。本文為作者楊斌對兩篇書評的回應。

《被遺忘的發現：中國歷史中的馬爾代夫》（Discovered but Forgotten: The Maldives in Chinese History, 1100–1620，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2024年）

為什么討論印度洋？

本書重心在于近世中國和印度洋的海上往來，印度洋是其中的關注點。東海和南海毗鄰中國大陸，而印度洋則是古代中國的極遠極西之海，是海洋中國的最遠觸角，代表了海洋中國的最高峰。然而，在鄭和之后的數百年間中國人和中國海舶幾乎就不再前往印度洋了，印度洋和中國的直接聯系幾乎就斷絕了，造成了近代中國和印度洋世界之間的隔絕、陌生、對立乃至敵意，實在是歷史的誤會。

這里必須提一句，在中外交通史的學術研究當中，學者們一般泛泛地稱之為中（國）-印（度）（有時也說中國-南亞）關系，這當然沒錯。隨著對海洋歷史文化了解之逐步加深，我越來越覺得“中印（中國-南亞）關系”這一概念的不妥。我覺得，這個概念采用的是陸地視野，往往會使得人們簡單地將其理解為中國和印度的關系，甚至片面地等同于陸上絲綢之路的研究。即使有些人意識到海貿往來或者海上絲綢之路的作用，但基本上是將其作為陸上往來的輔助或補充，很少有人將海洋和海上交流提高到和陸地同等的高度。可以理解，人們也往往把“中印關系”的“印”也不假思索地理解為印度這個國家或者印度（南亞）大陸，忽視了印度洋這個海洋世界的存在。

近些年來，我提出“中國-東南亞-印度洋（世界）三角互動（Sino-Southeast Asian-Indian Ocean World Triangular Interactions）”這個概念，試圖糾正以往學術研究忽視海洋的缺陷和不足。首先，從中國往南邊看，往海上看，中國和印度洋之間有東南亞，東南亞（陸地與海域）是這個三角關系不可或缺的一環。其次，在這個三角互動關系中，我特別強調印度洋世界這個概念，我認為是印度洋（世界）而不是印度。印度洋不僅包括海洋，如孟加拉灣、阿拉伯海、波斯灣、紅海以及東非海域，也包括其周圍的陸地，如印度半島、阿拉伯半島、東非等，當然也包括各個群島如安達曼群島、斯里蘭卡、馬爾代夫、馬達加斯加等。因此，印度洋世界這個概念既包括海洋還包括陸地，遠比印度這個概念豐富、全面和復雜，同時也符合歷史。鄭和下西洋幾乎抵達了上述印度洋世界的全部區域。

既然古代中國在宋元明（永宣期間）時期就游弋了印度洋，古代中國對印度洋世界當然產生了各個方面的影響，有的直接，有的間接；有的深遠，有的短暫。比如說，鄭和七次下西洋便劇烈地影響了印度洋世界的政治格局；而下西洋事件的戛然而止或許在印度洋世界造成了某種政治真空。中國的商品當然在印度洋世界留下了永恒的足跡，其中以瓷器最為著名。目前在環印度洋各地發現的中國瓷片，時代從唐宋至于明清，品種從北方到長沙以及南方，數量龐大，豐富多彩，可謂中國影響力之印證。此外，中國文化與中國故事也曾在印度洋世界廣泛流傳。拙作最后討論的“鸕鶿”以及伊本·白圖泰在印度聽到的中國公雞的故事，可為例證。

遺憾的是，鄭和的印度洋世界，或者說，鄭和的海洋（亞洲），到了16世紀便大大萎縮了。中國的海船只在東海和南海游弋，不再進入馬六甲海峽以西的印度洋世界。這便是拙作的由來：鄭和下西洋之前的中國-印度洋關系和鄭和下西洋之后的中國-印度洋關系。前者是“發現”，在各方面奠定鄭和下西洋堅實的前提和平臺；后者是“遺忘”，印度洋和中國相背而行，漸行漸遠，互相忘卻。以上或許回答了沈佳穎關于印度洋研究的問題。

在馬爾代夫“相遇”

本書雖然考察中國和印度洋的關系，但并非以整個印度洋為研究對象。印度洋太大了，一般學者根本無法把握。因此，我根據自己以往的研究，選擇了印度洋上的一串珍珠——馬爾代夫群島——作為拙作的契入點。為什么是馬爾代夫呢？

在絕大多數世人眼中，馬爾代夫就是一個旅游勝地，一望無際的海水，潔白的沙灘，蔚藍的天空，異國的風情，加上與世隔絕的天然與“原始”，對處在繁華和誘惑之中的都市男女有著不可抗拒的魅力。當然，一個關注氣候、環境和人類命運的讀者也會提醒大家，馬爾代夫是全世界最關注地球變暖的國家，因為氣溫變暖海平面上升是這個國家生死存亡的現實問題。然而，人們不知道的是，歷史上的馬爾代夫，從第一個千年中期開始，便是海洋亞洲的要沖，是海洋亞洲的樞紐之地，在某種程度上象征了古代中國與印度洋世界交往之興衰沉浮。

馬爾代夫群島坐落在斯里蘭卡西南1000多公里處的海域上，其北面是拉克沙群島（又譯拉克代夫群島，Lakshadweep或Laccadive Islands），其南面是查戈斯群島（Chagos Islands）。馬爾代夫由1192個珊瑚島組成，這1192個珊瑚島又形成了26個自然環礁。中世紀的旅行者，無論是中國人、穆斯林還是歐洲人，都異口同聲地感嘆馬爾代夫是萬島之國。這些島嶼，從北到南綿延了820公里，從東到西有120公里。如果加上北面的拉克沙群島（歷史上人們把這個群島也視為馬爾代夫的一部分），則其南北長度超過1000公里，恰恰把印度洋分為東西兩部分：以東大致為孟加拉灣，以西大致為阿拉伯海。以東通往東南亞和東亞，以西通往波斯灣、紅海和東非海岸。由于馬爾代夫的地理特點，加上印度洋的季風和洋流的合力，中世紀以來的海船，無論從阿拉伯海往東航向東南亞和東亞，抑或從中國和東南亞前往阿拉伯世界、波斯灣乃至北非和東非，往往會在馬爾代夫拋錨停留。

除了這些獨特的海洋自然特點，馬爾代夫群島還提供了遠洋航行的必需品。雖然馬爾代夫島嶼很小，土層很薄，但淡水資源充沛，在后院里挖個坑就有淡水涌出。其次，島上椰樹成林，郁郁蔥蔥。椰子不但提供了海上航行的淡水需要，其儲藏特別適合船上的狹窄空間；同時椰子富含營養成分，可以加工成各種食品。再次，馬爾代夫盛產椰繩，也就是用椰殼纖維制作的繩子，既可以做航海的纜繩，也是建造“縫合船（船身由纖繩將木板縫合而成）”的必備原料，廣受印度洋世界的歡迎。第四，馬爾代夫周圍海域盛產馬鮫魚，由此制作的魚干也是遠洋航行的必備食物之一。此外，馬爾代夫還出產海貝，出口到孟加拉和緬甸、泰國地區換取那里的稻米；馬爾代夫的居民手藝高超，他們從印度進口絲綢和棉布，加工成精美的“大手巾布”，暢銷周邊乃至東南亞地區。因此，千百年來馬爾代夫不僅是航海的必經之地，也為遠洋航行提供了必需品，是海洋貿易的積極參與者。

馬爾代夫在海洋亞洲得天獨厚的特點，也導致了我和京都大學的麥克（Michael Feener）在這個群島的“相遇”。麥克出生在美國馬薩諸塞州的色冷鎮（Salem），這個小鎮以1692-1693年的“女巫”事件而著名，但同是也是著名的港口，在18世紀便與廣州和東南亞的蘇門答臘諸港口建立了聯系。清代十三行最著名的首領“浩官”便與色冷鎮的美國商人建立了親密的友誼。或許受其歷史上與東南亞緊密聯系的影響，麥克上大學后產生了對東南亞歷史和伊斯蘭教的興趣，成為這兩方面的專家。大約在2006年，我們倆同時到了新加坡大學歷史系任教。可惜的是，雖然我們的辦公室都在一層，相距不過十幾米，但因為研究方面和領域不一，并沒有什么往來，十年間一直保持了點頭打招呼的“好好”之交， 直到我們先后辭職離開新加坡。

2017年夏，我到了澳門大學歷史系工作，終于下決心撰寫全球史中的海貝一書，馬爾代夫也成為我關注的重點。有一天我在搜索資料的時候，突然發現辭職到了牛津大學的麥克正在進行一項關于馬爾代夫考古的重要項目，我馬上寫信跟他聯系。在此后的數年內，我們因為馬爾代夫而不斷交流，從近在咫尺的“泛泛之交”轉變為天各一方的“學術至交”，最終在馬爾代夫“相遇”，實在是因為海洋亞洲特別是馬爾代夫帶來的奇幻旅程。順便提一句，麥克這幾年把馬爾代夫這個項目擴展到印度尼西亞、泰國和柬埔寨四國（“海洋亞洲遺產調查 [The Maritime Asia Heritage Survey]”,https://maritimeasiaheritage.cseas.kyoto-u.ac.jp/），結合（海洋）考古、田野、文獻從而建立免費的數字化電子圖書館，意義極其深遠。

重新發現“經典”

古代中國留下了形形色色、卷帙浩繁的海洋文獻，研究中外交通史的中外前輩學者如沈曾植、馮承鈞、岑仲勉、張星烺、方豪等在這方面都有撰述。此后的向達、夏鼐、楊博文、楊武泉、蘇繼庼、謝方、王邦維等，窮極中外文獻，搜集古代有關中外關系方面的古籍，加以整理（包括校勘、標點、注釋和寫一篇較長的學術性《前言》），編成《中外交通史籍叢刊》（中華書局出版），其中有許多關于古代中國海洋交通的專書，把史地考證這個傳統在這個領域發揮到了極致。此外，許云樵、姚楠、韓振華等對東南亞和亞洲海洋史成果做出了突出貢獻；而陳佳榮、謝方、陸峻嶺充分吸收了中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完成了《古代南海地名匯釋》（中華書局，1986年），成為古代南海歷史地理研究的參考手冊。可以說，南海史地考釋這門學問，非中國學者不能為也。

近代以來，許多外國學者也對中國歷史上的海洋探索與海上交流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漢學家如玉爾（Henry Yule）、柔克義（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伯希和（Paul Eugène Pelliot）、桑原騭藏等，多有發見。本書就大量參考了柔克義的“鄭和”研究（《瀛涯勝覽》譯注）和普塔克（Roderich Ptak）的海洋史著述（包括其對馬爾代夫中文文獻的搜羅與研究），受益匪淺。在大量閱讀這近兩百年中外學者的著述基礎上，我愈發認識到這些“經典”的重要性，也開始擔憂這些“經典”在當今學術界的“遺忘”。

為什么上述這些學者的研究很重要？雖然現在海洋史研究在中國逐漸興起來，但絕大多數關注點在1600年之后這一時段，中國學者尤其著眼于五口通商以來的海關史，對于前現代的也就是傳統中國的海洋史興趣反而不大。首先，1600年之前的海洋史依賴于文獻，而文獻有限，前輩發掘審讀已經相當精深，很難有所作為。不過，作為學術的傳承，我們有必要了解過去的成就，熟悉前輩的研究，掌握這一領域。其次，在可能的情況，結合新的材料如沉船和域外材料，在一些議題上我們或許可以與前輩對話，甚至在某些問題上可以有所修正，有所突破。拙作在發現和利用“新”史料，重新解讀“舊”史料方面就有一些努力，如利用宋元明清筆記和小說（如《初刻拍案驚奇》和《西洋記》），泉州一號以及南印度“中國塔”以及遺址的考古發現。此外，拙作還做了大海撈針（也許是水中撈月）般的努力，以“中國特有的水鳥”——鸕鶿為主題重構了這個至少16世紀末就在印度洋世界和歐洲大陸流傳的“中國故事”，并順便考證了十三世紀初的意大利苦行僧鄂多立克最早發現中國鸕鶿捕魚的地點Belsa——這個神秘的小鎮連注釋過《馬可波羅游記》、博學多聞的漢學家玉爾也承認自己的“無知”——以筆者現在的認識，它應該就是位于浙西南的嚴州府的府城梅城鎮。

考據當然重要，義理亦不可忽視。除了結合新材料，我們還應努力吸收最近幾十年新涌現出來的研究視野和方法，在掌握經典的基礎上重新認識1600年前的海洋亞洲乃至亞非歐世界的整體性。比如說，全球史的方法或許能夠注意到前輩學者的“盲點”，發現前現代海洋中國的“被忽視”的問題，拙作中關于龍涎香的討論勉強可以作為一個不大合格的例證。性別研究同樣是過去海洋史研究的空白，因為遠洋航行和貿易幾乎都是男性參與、男性主導，那么，女性在哪里呢？拙作中“港口的婚姻”這一章便力圖將女性置于廣闊的海洋社會之中，從一個側面突出女性對于海洋貿易的重要性。以筆者所見，這種“港口的婚姻”在西印度洋也同樣存在，值得學者進一步的關注。

這幅地圖為明代散文家茅坤（1511～1601，曾任廣西兵備僉事）所作，于1628年刊登在他的孫子茅元儀所著的《武備志》里。這幅地圖其實是由幾張地圖拼湊起來的：右上角是錫蘭島，左上角是印度海岸，中間是馬爾代夫群島，下面是非洲海岸。

“清船不過馬六甲”

史可鑒在書評中提問：第一，在中文史料中，是否存在比汪大淵更早的關于馬爾代夫的記載？眾所周知，中國人遠航印度洋的歷史可追溯至漢武帝的時代，《漢書·地理志》的記載至為關鍵，可惜文字簡略，加上并沒有同時代的其它材料可以佐證，因此以往的學者見仁見智，解讀很多。多數學者認為黃支位于印度南部，“已程不國”則應為斯里蘭卡。近來有學者認為“黃支”是斯里蘭卡島，則黃支以南的“已程不國”可能是指馬爾代夫。我認為，“已程不國”是馬爾代夫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漢代黃門使者出行黃支的時代約在公元前后，那時的馬爾代夫社會經濟還不發達，航海之重要性尚未凸顯，因此，中國人注意到馬爾代夫乃至航行到馬爾代夫的可能性非常小。

那么，汪大淵是否是第一個記錄馬爾代夫的中國人呢？校釋《島夷志略》的前輩蘇繼庼先生曾經提出了另外一種可能性。元代的陳大震、呂桂孫曾經于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纂修成《南海志》（后稱《大德南海志》），是廣州之地方志，原書20卷，現存殘頁包括卷七至卷十的部分內容，其中卷七“諸蕃國”下有“條［土吉］”，與印度洋其他諸國“細藍”（錫蘭）、“胡荼辣國”（今印度西北古吉拉特）、弼施羅（今伊拉克巴士拉）、默茄（今沙特阿拉伯麥加）、勿斯離（今埃及開羅）、層拔（今坦桑尼亞桑給巴爾）、弼琶羅（今索馬里柏培拉）并列，或屬“南毗馬八兒國”。蘇繼庼認為，“［土吉］”字或為“培”之誤，“條”即為“條培”，后者是阿拉伯語Diba或Diva之對音；Diba或Diva源于梵文dvipa（意為“島”或“洲”）。如此，則《大德南海志》的“條［土吉］”即是中文史料中后來之“溜山國”（也就是馬爾代夫）的音譯，也就是最早記載印度洋的馬爾代夫群島之中文文獻（汪大淵著，蘇繼庼校釋：《島夷志略校釋》，中華書局，1981年，265頁）。我以為，蘇繼庼先生的觀點是有可能的，但由于“條［土吉］”下并無內容，也無同時代的其它旁證，即使推測為真，意義也不大。汪大淵之“北溜”或許晚于《大德南海志》之“條［土吉］”三四十年，但其意義之大非“條［土吉］”所能比擬。

史可鑒的書評還提出了“官嶼溜”——也就是在鄭和下西洋文獻中的馬爾代夫首都馬累（Male）——的問題。拙作認為“官嶼溜”的“官”主要指代其作為馬爾代夫政治中心的地位，而鄭和下西洋相關文獻中的“官場”或“官廠”往往暗示鄭和船隊曾在此設立基地或補給中心。由于馬爾代夫在跨印度洋航海中的戰略地位，加上鄭和船隊曾經三次（或四次）到過馬爾代夫，“官嶼溜”的“官”是因為大明船隊曾以此為航行補給地，這個可能性不能排除。

史可鑒的第三個問題是如何理解明清中國對馬爾代夫乃至印度洋的“遺忘”：這究竟是一種主動的“忘卻”還是一種被迫的“割舍”？他指出：有關“清船不過馬六甲”的說法，“普遍認為明清的海禁政策和西方的殖民擴張擠壓了中國帆船的海洋生存空間”；如此，所謂“遺忘”“是否更應被理解為一種順應全球貿易格局變遷的調整，而非單純的海禁政策或外部壓力所致”？對此我不敢茍同。

我以為這種遺忘是明清王朝的海禁政策而導致，既非主動遺忘，也非外力（如西方的殖民擴張）導致。首先，在鄭和下西洋之前，中國與印度洋的海上貿易頗為密切，雖然中方購買的多數為印度洋的奇珍異寶如乳香、龍涎香等等，但中方則向印度洋輸出了大量的瓷器；第二，更值得注意的是，大約自南宋起，中國的福船（泉舶）和廣舶主動地駛向了印度洋，而不是被動地等待印度洋商人和商品的到來；到了元代，許多官方的使節或自備船或搭乘商船前往印度洋。因此，宋元時代的中國和印度洋建立了以市場為導向以牟利為目的的海洋貿易關系。因此，如果沒有官方海禁政策的強力實施，宋元以來中國和印度洋的密切關系應該會繼續持續下去，甚至還會加強。

所謂“清船不過馬六甲”當然也并非西方殖民者的壓力而導致的結果。事實上，中國海舶不再駛入印度洋，并不僅僅發生在清代，也并非始于清代，而恰恰發生在鄭和下西洋（1405-1433）萬國來朝的盛世之后。鄭和第七次下西洋歸來后，明王朝重啟海禁，中國的海船就再也沒有進入印度洋了。到了1567年隆慶開關，明王朝只許漳州（月港）一處進行海洋貿易，但中國海船實行嚴格的登記制度，只允許去東南亞，印度洋也不在航行海域之內。因此，從1433年到清末洋務運動這四百多年，中國的船只就再也沒有進入曾經非常熟悉的印度洋，中國人也幾乎沒有“登陸”印度洋世界，這是一個異常可悲的事實。這或許彰顯了一個愚蠢的政策會造成多大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