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在人工智能與人形機器人的一騎絕塵中，中國大學迎來2025。

2025年，注定要成為變革的年份。是以戰略敏捷贏得戰略主動，還是在延誤中錯失轉型機遇，中國大學踏上征途。

人工智能技術如何賦能學科建設？人工智能技術給創新人才培養帶來哪些啟示？澎湃新聞特推出“大學2025”專題，以深入探討人工智能時代的大學之變。

日前，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榮譽教授許子東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表示，AI對于應用型的文科影響較大，而對于研究型的文科只是作為輔助工具。大學應該以全人教育為目的，不應該成為職業培訓場所，但這是理想的說法，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是頭等大事。優越感和使命感是中國知識分子非常寶貴的傳統，不應該放棄，但同時要面對現實，因為在這個層次的人多了。

海報設計：白浪

好的社會該如何定義成功？

“一個人能夠最大程度地發揮自己的潛力，這就是成功；很多人都能發揮自己的潛能，這就是好的社會。”日前，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榮譽教授許子東接受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專訪時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相似的觀點，他在去年播出的《圓桌派》節目里談及個人與時代的關系時也這么說過，在他看來這就是理想社會。他跟好友竇文濤、馬家輝、陳魯豫坐在一起侃侃而談，讓觀眾想起了多年前《鏘鏘三人行》幾人同臺暢聊的畫面。

今年5月底，在上海見到許子東時，澎湃新聞記者一眼就認出了這位高挑儒雅的學者。他跟屏幕里的形象大致不差，兩鬢添了點細碎的白發，但聊起天來思維敏捷、風趣幽默、尖銳犀利。

他曾說喜歡“無效聊天”——人們暫時剝離了社會身份，想到哪兒就說到哪兒，彼此打斷，也彼此反饋。此次專訪前，關于采訪的內容和問題，他問都沒問。當見面聊完，記者問了他最后一個問題：《鏘鏘三人行》這檔節目留給大家的影響是什么？許子東說了四個字，“平等對話”。

“知識分子”是他身上最顯著的標簽。有人評價他，“入世這么久還沒被磨平棱角，敢說，有知識分子的擔當。”面對科技沖擊下盛行的“文科衰退論”，他也有話要說。他極力捍衛文科的價值，但又一針見血指出文科發展的一些弊病，批判文科被工具化的危機，試圖重申人文價值和人文精神，影響當下的年輕人和大學教育。

AI沖擊與文科價值再定位

澎湃新聞：這段時間關于文科縮招的話題引起很大關注，尤其是AI發展越火熱，“文科衰退論”聲勢就會越大。您是否同意文科縮招？

許子東：文科分不同的類型。應用型、工具型的文科會受到AI比較大的影響，例如培養秘書或者成批培養作家，因為這種教學方法更多是依靠知識普及和積累，工作方法也比較規范。AI對這類文科，無論是幫助，還是挑戰，都會比較大，所以它們必須要發展才能生存。至于研究型的文科，我覺得AI只是作為輔助工具，不會影響到這些學科。

最簡單的區別方法就是，你問DeepSeek問題，如果你覺得它的答案說得很好，你沒法再補充了，那你這個學科就“差不多”（這樣）了；如果你覺得很不滿，你要講的東西它完全沒講出來，那你這個學科還有發展的余地。

澎湃新聞：有觀點認為，在AI的沖擊下，頂尖高校的文科應該保持適當規模，而文科縮招更應聚焦中底部普通高校。您怎么看？

許子東：我覺得這不是以學校來劃分的，就算是比較頂尖的學校，它對文科生的培養也還是有不同的類型。例如有的高校部分文科生往政工方向培養，他們不需要研究《文心雕龍》，但可能需要比較強的文件處理能力等。AI會促使文科分化，分化當中可能包含學院分工，但是不完全等同于學院分工。

澎湃新聞：您之前說，從魯迅的“生存-溫飽-發展”三階段論來看，文科是“發展階段”的產物。那是不是建議學生先解決生存溫飽的問題，再來談發展？

許子東：對文科生來說，發展就是生存。不能發展的話，生存都沒辦法生存。

澎湃新聞：這涉及一個問題，就是大學培養人到底應該是以什么為目的？是以就業為目的，還是以全人教育為目的？

許子東：從學校的角度來講，當然是以全人教育為目的，大學不應該成為職業培訓場所，不應該成為一種工具，但這是理想的說法。對國家來說，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是頭等大事。

每年有1000多萬名大學畢業生，這是巨大的進步。以前的人才培養結構是金字塔型，現在是大煙囪型。從社會結構來講，這是非常理想的狀態，說明知識分子跟普通民眾之間沒有那么大的鴻溝了。其次，說明知識分子跟政府官員也沒有那么大的區別了，因為很多人會進入公務員系統。這是很好的。

但現實問題是，（這么多畢業生）帶來了就業的壓力。在中國傳統社會你一考上榜做了讀書人，一生已經是地位不同了，上可做官，下可做鄉紳。現在情況不一樣，大學生數量那么多，大學生跟普通民眾之間沒有那么大差別了，但人們（對于讀書人）的心理還在對不對？一個地方尤其是在偏遠地方，誰家孩子讀了北大清華，敲鑼打鼓之后就有了期待，盼著孩子以后會很有出息。所以1000多萬大學畢業生是我們巨大的財富，也是巨大的壓力。

再回到這個問題上來，大學本身是全人教育，是靈性發展，不要變成工具。但從社會的角度來講，就業壓力非常大。剛畢業的學生沒有分配，一快畢業就要到處找工作。不像工作了幾年的年輕人，他們在社會上有了一定的閱歷。所以，這個問題要從兩方面來看待。

文科生的現實困境與出路

澎湃新聞：您長期研究魯迅文學，前幾年有一個詞在年輕人里面很火，“孔乙己的長衫”。您之前在解讀這個現象的時候說，中國的讀書人有很強的優越感和使命感。那是不是應該勸年輕人放下這種優越感和使命感，接納取得好成績、取得好學歷不一定等于成功？心態是不是應該轉變一下？

許子東：優越感不應該放棄，使命感也不應該放棄，但是同時你要面對現實，因為在這個層次的人多了。如果只盯著公務員考，當然卷得厲害，但現在不像以前，途徑和出路也多了，畢業生還可以去外企、繼續深造等等。

中國讀書人這種優越感和使命感不是缺點，這是中國知識分子一個非常寶貴的傳統，他們比一般人更關心國家的事。但有人文精神并不代表道德高，我們既要打破讀書人找不到出路的困境，也要打破道德上的優越感，不要覺得自己讀了書，就比工農的品質高，就有了高的精神（境界），這是一個幻覺。但總體來說，多讀書，對國家的事多關心，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美德，應該繼承發揚。

澎湃新聞：當下社會，文科生也面臨一些困境，包括可能工作機會不算多、工資不算高、可替代性比較高等等。根據您的預測，以后AI普及度越來越高的話，文科生就業會不會更難？

許子東：就業其實是看工作的機會。講講我熟悉的，比方說我在香港嶺南大學做了很多年中文系主任，學生畢業后多數是到中學教書，在他們看來這是一份很好的工作。中學老師的工資起薪是三萬多港元，每年穩定加薪。畢業五年后，他們聚餐請我去，每個人月薪已經漲到五六萬港元。畢業十年后，他們有了小孩，成雙成對，每個人月薪又漲到了八九萬港元。當然，香港的房價、房租也很高。不過他們的工作很穩定，不大會因為AI而改變。即便將來學生使用AI，老師也會有辦法來鼓勵學生更好地使用，或者限制他們的用法。

我比較擔心的是秘書這個行業，我們有數量龐大的辦公室人員，文件處理、資料整理這些工作原本可能需要人工整理一天，現在用AI可能一個小時就搞定了。教師、研究人員不會被AI取代，而是會得到更好的幫助。以前我們做研究，80%的時間都在整理資料、抄卡片，后來有了搜索引擎，我們不用抄卡片了，現在又有了DeepSeek。

說AI會威脅我們的研究，太早了。有時候我對什么好奇，會用DeepSeek查一查，例如我輸入我的名字和一本書，它給我的結論大概不錯，但是沒有新意。它起到的作用是把已經有的東西整理好給你看，收集速度非常快。但是我們每個人都會搜，那你的價值在哪里？（做研究）一定是要跟別人不一樣的。所以做研究的，以及比較理想的教育，其實不太受AI的影響。我讓AI幫我整理我30年前寫的一本書，它用了很多現在的術語，我當初不會這么說話的，但它的“腦子”里只有現在流行的術語，也不能說它錯，但是有點面目全非。所以，有時候用AI搜集資料也不一定靠得住。

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榮譽教授許子東。香港嶺南大學供圖

重塑文科評價體系

澎湃新聞：您說到，現在文科的培養機制在往工具化的方向發展。具體的表現是怎樣的？

許子東：具體表現就是鼓勵創新少，強調規范多；鼓勵獨特性少，強調正確性多。許多事都要有一個標準答案，沒有標準答案也一定要弄出一套標準答案。對于文科來說，強調唯一準確的教材，這是限制它的發展。舉個例子，唐朝科舉考試主要考詩賦（詩賦取士制度），為什么？因為如果考經文，考政治文章，大家都會背，分不出考生水平的高低，放開詩詞考試，反而促進了唐詩的繁榮。簡單來說，文科不能單靠背書，如果背書背得準的人，分數就高，那教育就出問題了。

澎湃新聞：如果不以發表論文、著作這些為指標的話，應該怎么重建文科評價體系？

許子東：這個具體操作起來很復雜。首先，要培養學生的科研能力，寫論文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出現了幾個問題。第一，受到理工科評審方法的影響，文科也強調論文，同時輕視著作，要求在核心期刊上發表論文。不要說學生了，我們教授也要按照這個標準來。

比方說，我在大學這兩年在寫一本書，可能就沒有文章發表，過兩年可能會出一本很好的書，但這一年評審考核沒有論文，大學就不給我加工資了。香港的大學是跟西方接軌的，內地也照這個方向接軌。有一次我跟朋友開玩笑說，我們新辦一個期刊，名字就叫《核心期刊》。

論文有一套評審機制，例如SSCI（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由美國科學信息研究所創建）是按照英美的制度標準，同行匿名評議，比較公平合理。但送審機制對國內整個學風影響很大，很多文科論文一律引用西方某些理論家的觀點。因為有些評審專家一拿到文章會先看注解引用，那些引用數量越多、引用的人物越尖端的論文就越受認可。這樣會逼著很多研究生連基礎的文學史和史書都來不及看，就直接看最尖端的論文，連論文題目都差不多。他們也沒辦法，要迎合這種風氣。

以刊物為核心作為衡量學術的標準，有其不可避免性，因為它容易量化。例如你要來應聘助理教授，大家就會看你發了幾篇論文。但它實際上也帶來了很多問題，過去中國沒有這套機制，但出了很多好學問、很多大家大師。所以我覺得多元更好，可以保留以期刊作為衡量標準，但不能“唯論文”。

澎湃新聞：如果學生用AI來寫論文，老師應該怎么處理？

許子東：比較難的是怎么辨別學生交上來的論文是否采用了AI。一般寫得太順，很多規范性學術腔的，可能是抄來的。香港的大學圖書館有一套標準教你檢測論文重復率、引用率等是多少。但這也有個問題，引用多不代表這篇文章不好，以前周作人寫文章大部分都引用了別人的話，但寫出了很好的文章。不能說引用多就一定是不好的文章，有些學科有自己的一套傳統，要對抗科技、對抗取巧、對抗功利還是有一些新的挑戰。但是我想，至少讀書人心中應該有一點良知，知道哪些是捷徑，哪些是大道，捷徑只能走一時，人都愿意一時走捷徑，但你心里要知道這不是真的學術研究，不是正經做學問的道路。

文科與時代的關系

澎湃新聞：您認為一個社會應該怎么平衡理工科和文科的發展？

許子東：有一次有人采訪我，聊到理工科是這個社會的加速器，文科有的時候是發展過快時候的剎車，我說文科不是剎車，是方向盤。我到現在依然堅持這個觀點。

我一位朋友送我一副眼鏡，看上去跟普通眼鏡沒有什么不同，但輕輕一按就可以錄像、拍照片，它可能會帶來很多倫理問題。例如我戴著這副眼鏡去泳池拍照，沒人知道，也沒說違法，但這是不道德的，這是文科研究討論的范圍。理工科只管造出來，東西造得越來越快，但需要文科作為方向盤來把握好方向。可能有人會說，現在是自動駕駛，要什么方向盤？不管怎樣，我們文科總有辦法解構和重構。

有件事情很有意思，有一次在港大的慶祝集會上，畢業生很多是政府官員、企業大老板，大家討論到底是文科生厲害還是理工科厲害？理工科畢業生說他們 more intelligent（聰明）。我們一位文科教授回答說，you are more intelligent，we are more intellectual（智識）。

澎湃新聞：這幾年國內外不少高校削減了部分人文學科，這種現象甚至被稱之為“全球文科倒閉潮要來了”。您怎么看待這股趨勢？

許子東：我女兒在伯克利（全稱為：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大學畢業的時候，我去參加她的畢業典禮。她原來讀的是建筑學，受同學影響，后來又修了一個雙學位，讀了經濟學。我那天參加了兩場畢業典禮，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經濟學的畢業典禮上，很多都是亞洲學生。華人偏向于讓孩子讀經濟學，接下來要么繼續讀MBA，要么直接工作。伯克利的經濟學學生很容易找到工作。可是到了建筑系的畢業典禮，我發現沒什么亞洲人，基本上都是金發的白人。而哲學、美術史那些專業的學生幾乎都是白人。也就是，亞洲國家、新興發達國家的小孩到美國讀書，一般會選擇比較好就業的專業。

回到學科的問題上來，理工科相對來說對社會貢獻直接，收回（教育投入）成本快。文史哲這類傳統文科的話，需要一定的經濟基礎，或者至少要有心理準備可能畢業不能馬上找到工作，能夠做其他工作過渡一下，但你熱愛這個專業。

讀理工科，你需要它；讀文科，你熱愛它。對于人的一生來說，十幾歲到二十幾歲是最美麗最浪漫的，你投入時間精力在這個學科上，這是決定你一生的事情。所以選擇讀文科還是讀理科，這完全取決于個人，當然也取決于你的條件。

澎湃新聞：您說，AI可能會消滅人的差異性。人文學科可以幫我們對抗這一點嗎？

許子東：人文學科肯定有幫助，它本身強調獨特性。AI現在什么都做得很好，但它沒法做到獨特。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觀點，我不是AI專家，我是出于對自己的專業有慣性的熱愛。

澎湃新聞：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桑德爾有一本書《精英的傲慢》，里面有一句靈魂拷問：好的社會該如何定義成功？對于這個問題，您的答案是什么？

許子東：一個人能夠最大程度地發揮自己的潛力，這就是成功；很多人都能發揮自己的潛能，這就是好的社會。

澎湃新聞：再回看《鏘鏘三人行》，您覺得這檔節目留給大家的影響是什么？

許子東：平等對話。觀眾看電視節目通常是往上或者往下看的，我們看教育類節目，頭是往上的；我們看娛樂性節目，頭是往下的。而《鏘鏘三人行》它最大的特點是平等，這里面沒有權威，也不必怯懦，像一家人在家里吃飯聊天，吃飯的時候是最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