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總統(tǒng)特朗普針對哈佛大學提出一系列限制措施，從削減聯(lián)邦資助、干預招生政策，到將矛頭直指哈佛的國際學生群體，引發(fā)了廣泛關注。

我近期恰好在哈佛訪學，身在局中，最初只覺荒誕與無奈，但隨即想到，若僅僅將此歸咎于個別人的“瘋狂”或“愚蠢”，未免有些輕巧。或許，更應從現(xiàn)實出發(fā)，探尋嚴肅思考當下處境的可能。為此，我閱讀了數(shù)本相關書籍，推薦給大家，借此更深入地理解特朗普此番舉動背后的政治邏輯、社會語境以及美國的文化傳統(tǒng)。

一、 文化：反智的潛流與“優(yōu)績”的重負

觀察美國主流社交平臺對特朗普“制裁”哈佛的評論，不難發(fā)現(xiàn)，除了認為此舉荒唐的聲音之外，亦有相當一部分人十分支持特朗普的制裁，這種聲音大致分為從意識形態(tài)角度“苦哈佛久矣”，認為其是“左翼”意識形態(tài)溫床，應當對“覺醒文化”（woke culture）、多元化政策（DEI）和所謂“反美”或“反猶”等意識形態(tài)負責；從“美國優(yōu)先”的角度認為國際學生擠占了美國人的上升空間；以及一些帶有陰謀論色彩的指控等幾個方面。

這種針對頂尖學府的“怨恨”情緒從何而來？以下兩本書將從不同角度，幫助我們探尋美國社會中的反智主義傳統(tǒng)及其表現(xiàn)。

《美國的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著 張晨/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1年2月版

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的《美國的反智主義》是有關這一傳統(tǒng)的經(jīng)典著作。這位兩度普利策獎得主，系統(tǒng)揭示了反智傳統(tǒng)如何在美國社會中長期存在并滲透至多個層面。本書的價值不在于羅列史實，而在于如作者開篇所言，將“反智主義”作為一面棱鏡，折射出美國社會與文化中那些鮮被審視的側面，是一部極具穿透力的文化批判作品。

霍夫斯塔特在書中開宗明義地區(qū)分了“智識”（intellect）與“智力”（intelligence）。“智力”指的是一種實用、直接、可操作的心智能力，在美國社會廣受推崇；而“智識”則代表了心智中批判、創(chuàng)造和沉思的一面，它質疑、反思、尋求意義，并具有一種嬉戲與虔敬交織的特質。正是這種“智識”的超越性和批判性，使其在美國這樣一個高度強調實用、平等和大眾“常識”的文化環(huán)境中，常常顯得格格不入，甚至被視為精英的、不切實際的乃至具有顛覆性的。霍夫斯塔特追溯了反智主義在美國宗教（尤其是福音派和大覺醒運動對理性的排斥）、政治（如杰克遜民主時期對精英政治的顛覆和“紳士的沒落”）、商業(yè)文化（對實用性的極致追求和對“白手起家”神話的崇拜）以及教育（對“生活適應”的強調和對學術嚴肅性的削弱）等多個領域的表現(xiàn)。書中列舉了大量生動的案例，例如1952年大選中對史蒂文森“蛋頭”（egghead，對知識分子戲謔的稱呼）形象的攻擊，以及政客們對專家和學術權威的嘲諷與排斥，揭示了反智主義如何成為一種反復出現(xiàn)的社會情緒和政治力量。

閱讀《美國的反智主義》，可以發(fā)現(xiàn)特朗普針對哈佛的行動及隨后的輿論聲勢，一定意義上正是美國社會中深埋的反精英、反智識的文化潛流在現(xiàn)代的顯現(xiàn)。書中對民粹主義、實用主義文化以及周期性出現(xiàn)的對知識分子和高等教育機構的懷疑與攻擊的分析也值得我們警示。在任何社會中，對“智識”本身的攻擊，都可能成為消解公共理性、侵蝕批判性思維的危險信號，從而喚出不同面目的“特朗普們”，加劇日益極化的社會現(xiàn)實。

《精英的傲慢：好的社會該如何定義成功？》（The Tyranny of Merit: 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

【美】邁克爾·桑德爾/著 曾紀茂/譯，中信出版社·漫游者，2021年9月版

霍夫斯塔特的《美國的反智主義》從批判的角度解剖了美國社會歷史中“反智”的病理表現(xiàn)。但是，正如開頭所說，批判哈佛的聲音已匯聚成不可忽視的一股民意的潮流，如果僅停留在批判，就無法理解這種“反智”究竟為何出現(xiàn)，并喚起如此多的認同，也就更無法導向共識與對話的可能。

哈佛大學政治哲學家邁克爾·桑德爾的《精英的傲慢》正提供了理解這一問題的另一面，他將這一鋒利手術刀調轉了方向，對準了“智”自身。他追問在這股“反智”的洪流背后，所謂的“精英”自身應承擔何種責任，以及我們所信奉的“優(yōu)績至上”（meritocracy）的社會理想，是如何一步步演變成制造分裂與怨恨的無形枷鎖。他不再簡單地將矛頭指向“無知的大眾”，而是深刻反思了“優(yōu)績社會”自身的倫理困境及其對共同善的侵蝕。

桑德爾在書中開篇便以美國名校招生舞弊案為例，尖銳指出，當前社會對“優(yōu)績”的狂熱追逐，已不僅僅是教育領域的問題，更反映了我們如何定義成功與失敗，以及贏家對待輸家的態(tài)度。他認為，優(yōu)績主義的核心邏輯——即個人的成功主要歸功于其才能和努力，并因此“理應”獲得相應的社會地位和財富——看似公平，實則隱藏著深刻的道德缺陷。天賦的分配本身就具有偶然性，并非個人“應得”。當社會過度強調個人奮斗決定命運時，成功者容易滋生“贏家的傲慢”，將一切成就歸功于己，而忽視了運氣、家庭背景以及社會結構等偶然因素的助力。這種傲慢，使得他們可能對那些在競爭中處于劣勢的人缺乏同情，甚至產生鄙夷。桑德爾引用邁克爾·楊的觀點，指出一個完全以才能和努力分配社會地位的社會，可能比傳統(tǒng)的貴族社會更令人難以忍受，因為它剝奪了失敗者將失敗歸咎于制度不公的權利，只剩下對自我能力的否定和屈辱。

簡單地說，在這種“優(yōu)績主義”的框架下，普通人不僅在財富、權力等現(xiàn)實層面“失敗”，還不得不將這種失敗的原因歸咎于自身不夠努力。特朗普現(xiàn)象，在桑德爾看來，很大程度上正是這種“輸家的屈辱”和對精英傲慢的強烈反彈。哈佛大學是頂尖學府，但這些校園中的“成功者”都擁有各種各樣的天賦優(yōu)勢，但如果不清醒意識到自己的這些特權，而僅將民眾的憤怒視作無知愚昧，那么這種優(yōu)績邏輯造就的裂痕只會更大。哈佛的今天將會是越來越普遍的明天。

二、 土壤：經(jīng)濟的困境與失落的“過去”

觀念的變遷往往與現(xiàn)實的土壤緊密相連。下面的兩本書將目光轉向那些塑造了大眾情緒與政治選擇的經(jīng)濟和社會現(xiàn)實，也為從更多的視角理解特朗普主義的排外情緒和“美國優(yōu)先”意識形態(tài)提供了社會經(jīng)濟層面的參考。一本致力于澄清公眾在經(jīng)濟議題上的普遍認知誤區(qū)，另一本則通過深入的田野調查，為我們展現(xiàn)了特定社群在時代變遷中所經(jīng)歷的疏離與失落。

《好的經(jīng)濟學：破解全球發(fā)展難題的行動方案》（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

【美】阿比吉特·班納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著 張緣、蔣宗強/譯，中信出版集團/中信·商業(yè)家，2020年4月版

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得主阿比吉特·班納吉與埃斯特·迪弗洛合著的《好的經(jīng)濟學》，一如其名，致力于用清晰、曉暢的語言打破長期以來經(jīng)濟學在公眾認知中的迷思。理解特朗普政府對哈佛等精英機構的政策，乃至更廣泛的社會情緒，確實離不開對移民、國際貿易、貧富差距、增長困境乃至氣候變化這些核心經(jīng)濟議題的準確把握。

這本書正是要用“好的”經(jīng)濟學分析，來糾正那些流傳甚廣卻往往失之偏頗的“壞的”經(jīng)濟學認知。兩位作者運用他們標志性的嚴謹實證研究方法，特別是隨機對照試驗（RCTs），深入淺出地探討了諸多熱點議題。他們不回避爭議，而是直面那些讓經(jīng)濟學家乃至整個社會都感到棘手的分歧點。例如，書中澄清了許多關于移民沖擊本地就業(yè)市場的普遍誤解，認為從整體而言，移民（尤其是低技術移民）與本地就業(yè)人員更多是互補而非競爭關系，會促進整體的經(jīng)濟增長；又如，在對自由貿易所帶來的影響進行分析時，他們既提到了“中國沖擊”對于美國許多地方工業(yè)工人的影響，又從“貿易調整援助計劃”（TAA）的實施不力的角度指出了美國政府的再分配機制的問題。除了這些與特朗普現(xiàn)象更相關的議題，兩位作者對于環(huán)境危機的影響、自動化技術對就業(yè)的影響等關系未來的議題也通過許多有趣的實驗，提供了很應景的討論。更值得贊許的是，兩位作者始終關懷分配的公正、機會的均等以及人類福祉的實質性改善，他們很多討論都基于對這一目標的追求。

《好的經(jīng)濟學》雖非直接剖析特朗普現(xiàn)象的政治學著作，卻為我們理解這一現(xiàn)象提供了極為重要的經(jīng)濟與社會背景。這本書通過普及“好的”經(jīng)濟學思維，幫助我們辨別那些被高度簡化甚至扭曲的經(jīng)濟敘事，從而更好地理解，為何在“艱難時世”之下，人們會更容易被那些看似能“一針見血”解決問題的簡單口號所吸引。同時，這本書還十分有趣、生動，適合所有沒有經(jīng)濟學背景的讀者閱讀。

《故土的陌生人：美國保守派的憤怒與哀痛》（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Anger and Mourning on the American Right）

【美】阿莉·拉塞爾·霍赫希爾德/著 夏凡/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甲骨文，2020年5月版

如果說《好的經(jīng)濟學》為我們提供了宏觀經(jīng)濟的理性剖析，那么社會學家阿莉·拉塞爾·霍赫希爾德的《故土的陌生人》，則將鏡頭對準了微觀的個體體驗。她深入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南部，通過長達五年的田野調查，嘗試建立“共情之橋”（empathy bridge），去理解當?shù)匕兹吮Ｊ嘏傻恼鎸嵣钆c情感世界。她的研究始終圍繞一個核心困惑：為何在一個經(jīng)濟相對落后、環(huán)境污染嚴重，且居民在很大程度上依賴聯(lián)邦支持的地區(qū)，人們反而普遍支持減稅、反對政府監(jiān)管，并對聯(lián)邦政府抱持強烈的不信任？

霍赫希爾德捕捉到了潛藏在政治觀點之下的“深層故事”（deep story）——一種關于個體在社會變遷中如何感知自身處境的情感敘事。她發(fā)現(xiàn)，這些受訪者感覺自己像是在規(guī)矩排隊，等待實現(xiàn)美國夢，卻眼睜睜看著其他人（少數(shù)族裔、女性、移民，甚至受保護的動物）在政府和“政治正確”的“幫助”下，不斷“插隊”到他們前面，而自己則被困在原地，甚至節(jié)節(jié)敗退。這種被超越、被忽視、被背叛的感受，讓他們覺得自己仿佛成了“故土家園中的異鄉(xiāng)人”。書中細膩地描繪了當?shù)鼐用竦纳钆c心聲——例如，面對工業(yè)污染帶來的健康威脅與環(huán)境破壞時的無力感，面對傳統(tǒng)價值觀失落時的哀傷，以及面對主流自由派精英文化“俯視”時的憤怒——深刻揭示了這種“深層故事”如何塑造了他們的世界觀和政治取向。

這部著作以其扎實的社會學田野調查，從微觀角度呈現(xiàn)了特定人群在社會經(jīng)濟結構變遷中所承受的壓力、身份焦慮和情感創(chuàng)傷。就像我們在特朗普的支持者中，特別是被標簽化為“紅脖子”的群體身上所看到的，他們對自身經(jīng)濟地位下滑、文化傳統(tǒng)被邊緣化以及與“精英階層”的隔閡感的憤怒與失落，與霍赫希爾德筆下路易斯安那州居民的“深層故事”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這些群體同樣感受到被時代拋棄，他們的“美國夢”似乎遙不可及，而他們對主流敘事的反感與不信任，也成為特定政治力量得以動員的情感基礎。那些看似“非理性”的政治選擇獲得廣泛共鳴的答案，或許就隱藏在那些被忽視的、充滿“憤怒與哀痛”的個體經(jīng)驗之中。

三、 回聲：偏執(zhí)的風格與權力的邏輯

在剖析了與特朗普現(xiàn)象最切近的文化觀念與社會經(jīng)濟土壤之后，不妨將視線投向更深遠的歷史，探尋那些在不同時代反復顯現(xiàn)的政治文化模式與權力運作邏輯。以下兩部著作，一部聚焦于美國政治中獨特的“偏執(zhí)風格”，另一部則以經(jīng)典的歷史唯物主義視角剖析了特定歷史情境下強人政治的崛起。

《美國政治中的偏妄之風》（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著 汪堂峰/譯，上海財經(jīng)大學出版社，2024年1月版

要理解特朗普及其引發(fā)的政治現(xiàn)象何以能深刻攪動美國社會，僅僅考察當下的經(jīng)濟與社會因素或許并不足夠。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的經(jīng)典著作《美國政治中的偏妄之風》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獨特的歷史透鏡。盡管此書寫于半個多世紀前，但其核心洞見對于理解當代政治中的某些話語特征和動員方式，依然具有驚人的現(xiàn)實意義。霍夫斯塔特并非在臨床意義上使用“Paranoid”（偏執(zhí)）一詞，而是指一種長期存在于美國政治生活中的表達方式，其特征是“激烈的夸大”（heated exaggeration）、“懷疑主義”（suspiciousness）和“陰謀幻想”（conspiratorial fantasy）。

霍夫斯塔特在書中追溯了這種“偏執(zhí)風格”（paranoid style）在美國歷史上的多次顯現(xiàn)，從19世紀的反共濟會、反天主教運動，到20世紀的麥卡錫主義。這些運動的共同點在于，其追隨者感到珍視的生活方式和國家正受一個巨大而邪惡的陰謀的威脅，這個陰謀可能來自內部的顛覆者或外部的敵人。這種偏執(zhí)風格在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言論中也能發(fā)現(xiàn)，諸如對“深層國家”（deep state）的指控，即認為存在一個由非民選官員、情報人員等組成的秘密網(wǎng)絡，在幕后操縱國家政策，對抗民選領導人；或是對主流媒體“假新聞”（fake news）的猛烈攻擊，宣稱其蓄意捏造事實以服務特定政治議程，例如系統(tǒng)性地抹黑某位政治人物；以及將政治對手描繪成對國家存續(xù)構成根本威脅的敵人，例如指責他們與外國勢力勾結、意圖顛覆國家。

霍夫斯塔特的分析，為審視特朗普現(xiàn)象中那些極具煽動性的言辭及部分民眾的激烈反應，提供了珍貴的歷史鏡鑒。書中對歷次“偏執(zhí)風格”運動中核心敘事——如“我們被出賣了”“敵人就在我們中間”——的剖析，幾乎可以原封不動地用來理解當下某些政治話語的內在邏輯。這些看似非理性的憤怒、恐懼和懷疑，既有其社會經(jīng)濟的溫床，也是一種以陰謀論為內核、以道德恐慌為手段、以制造分裂為目的的政治修辭的自我重復。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德】卡爾·馬克思/著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人民出版社，2018年4月版

卡爾·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是對1851年路易·波拿巴在法國發(fā)動政變這一歷史事件的精辟分析，是用歷史唯物主義剖析復雜政治現(xiàn)象的典范之作。這部著作雖然聚焦于遙遠的19世紀法國，但其分析方法和核心洞見，對于理解后世諸多看似“非理性”或“反常”的政治現(xiàn)象，包括特朗普的崛起及其執(zhí)政風格，都具有很深的啟發(fā)意義。馬克思開篇引黑格爾的經(jīng)典句子，歷史事件往往“出現(xiàn)兩次，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笑劇”，特朗普的第二次上臺，也越來越像是一場“笑劇”。

馬克思的核心分析在于揭示特定歷史條件下，各階級之間復雜的利益博弈及其在政治舞臺上的戲劇性表現(xiàn)。他鞭辟入里地分析了法國二月革命之后，資產階級內部不同派別的分裂、小農階級的困境與政治上的孤立，以及流氓無產者等社會力量的躁動，是如何在歷史的合力下，最終為路易·波拿巴這樣一個被馬克思形容為“平庸而可笑的人物”登上權力頂峰鋪平了道路。“波拿巴主義”（Bonapartism）這一核心概念由此得到深刻闡釋：它指的是在激烈的階級斗爭導致各方力量相互削弱、難分伯仲之際，國家行政權力獲得了某種凌駕于社會各階級之上的“相對自主性”。此時，一個政治強人便可能利用軍隊、官僚體系，并巧妙地爭取特定社會階層（如路易·波拿巴對小農階層的爭取，盡管馬克思認為小農因其分散性而無法形成獨立的政治代表力量，只能“被代表”）的支持，從而維系其統(tǒng)治。路易·波拿巴正是通過重新召喚“拿破侖觀念”（Napoleonic ideas）這一強大的歷史符號與民族記憶的幽靈，成功地動員了相當一部分民眾。

借鑒馬克思的分析框架，我們可以對特朗普現(xiàn)象進行更具思辨性的審視，而非簡單地貼標簽。例如，特朗普的崛起，很大程度上也利用了特定社會群體——特別是那些在全球化浪潮中感到被剝奪、被傳統(tǒng)政治精英所忽視的“鐵銹地帶”工人階級——的怨恨與失落情緒。其反建制、反精英的姿態(tài)，與路易·波拿巴試圖將自己塑造為超越派別、代表“沉默大多數(shù)”的形象，在策略上確有可比之處。然而，更關鍵的是，這種動員策略與其最終的政策實踐之間可能存在張力乃至背離。馬克思深刻揭示了路易·波拿巴政權雖然聲稱代表農民利益，但其維系國家機器運轉的財政需求（例如書中提到的葡萄酒稅的恢復）最終卻不可避免地加重了農民的負擔，并未能從根本上改善小農經(jīng)濟的困境。對照之下，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大規(guī)模減稅政策和對特定產業(yè)的扶持，也被廣泛認為實際上服務了少數(shù)富人的利益，與其最初的動員對象之間存在類似的錯位。其高舉的“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與“拿破侖觀念”一樣，是否也在利用一種歷史的輝煌敘事來凝聚人心，卻可能掩蓋了更為復雜的現(xiàn)實利益分配格局？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對路易·波拿巴如何依賴“十二月十日會”——一個由社會邊緣人物、失業(yè)者、流浪漢等組成的，缺乏明確階級屬性，卻直接效忠于波拿巴個人的組織——來鞏固其個人權力的細致分析，為理解特朗普如何可能繞開傳統(tǒng)政黨組織，通過直接訴諸特定支持者群體（例如通過社交媒體或大型集會），建立起一種非制度化但極具動員能力的個人化權力基礎，也提供了發(fā)人深省的參照。

總之，馬克思的這部經(jīng)典著作的確有著持久的魅力。它超越了對具體歷史事件的編年敘述，提供了一套銳利的階級分析工具，在相似的社會結構性矛盾（如階級分化、政治僵局）之下，“笑劇”會一次次上演；而共產主義的幽靈也將永不消散。

結語

以上幾本著作，當然無法窮盡特朗普現(xiàn)象以及近期哈佛事件的方方面面（如并未涉及最關鍵的所謂“反猶”背景），但希望可以對特朗普的所作所為及其背后的動因提供一些立體的思考角度。在信息紛繁、觀點極化的當下，簡單的標簽化很容易，口頭罵幾句或是嘲弄幾句也并不困難，但或許嘗試從更深層次理解我們所處的時代，嚴肅地將現(xiàn)實生活“問題化”，也仍然重要。風雨如晦的夜晚，讓我們以閱讀來度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