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福慶是中國現代醫學當之無愧的先驅者。作為湖南湘雅醫學院（現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和上海醫學院（現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兩所高等醫學學府的創始人，他不僅是中國現代醫學教育的奠基人之一，更是醫學人文精神的偉大詮釋者。

他始終秉持“為人群服務”的宗旨，致力于推動醫療服務平民化，將畢生精力奉獻給醫學教育和公共衛生事業。顏福慶不僅是醫學教育的開拓者，更是醫學人文精神的踐行者。他以自己的生命詮釋了醫學的真諦與溫度，為中國醫學事業樹立了不朽的豐碑。

早年留學美國哈佛大學的經歷，并未使他成為西方醫學的“搬運工”，而是激發了他創建符合中國國情的醫學教育體系的決心。

顏福慶最卓越的貢獻在于將西方現代醫學與中國實際需求相結合，培養了中國第一批現代醫學人才。他倡導的“公醫制”理念，體現了“醫學救國”的理想，主張醫療服務應是公共事業而非牟利手段。尤為可貴的是，他始終強調“醫者仁心”的傳統美德，在推進醫學技術現代化的同時，堅守醫療倫理的人文內核。

這種科技進步與人文關懷的完美融合，使顏福慶成為中國醫學史上的一座難以逾越的高峰。他的精神遺產至今仍指引著中國醫療事業的發展方向。

《顏福慶傳（增訂本）》 錢益民、顏志淵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2025年5月

病床上寫就的校歌

一校之校歌和校訓，正如人之雙眸，濃縮了學校的精氣神。1934年6月，上醫院務會議決定以“正誼明道”為校訓。校歌則向全校師生征集，但未能征得合適的作品。 顏福慶于1935年上半年向好友黃炎培求助，邀請他為上醫寫一首校歌。數月過去，校歌未寫成。8月黃炎培盲腸炎復發，到上醫教學醫院紅十字會第一醫院治療，手術后康復。住院時間長達42天。手術后第三天，黃炎培在病床上寫成了上醫校歌。

出院后，黃炎培寫成一篇題為《斷腸續命記》的回憶性長文，詳細回顧自己得病、住院、手術、康復、醫生護士悉心照顧的全過程。文章把病人的痛苦寫得活靈活現，把醫生和護士的悉心治療和體貼照顧也寫得細致入微。黃炎培有記日記的習慣，即使在醫院也沒有中斷，因此，這篇文章是基于患者的忠實體驗，結合日記而寫成的，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同時這篇文章也堪稱一篇頗富特色的病史記載。

下文全部改寫自《斷腸續命記》，較為忠實地保留黃炎培本人的回憶，筆者僅對語序和表述略作微調：

1935年8月24日傍晚，黃炎培正在辦公室為《國訊》雜志趕稿。西下的殘陽仍舊熱辣，辦公室的自動電風扇開到最高檔，仍然無法驅除悶熱。黃炎培突然打了一個寒噤。關上電風扇， 黃炎培忽然感到腹部微痛。6點30分，黃炎培停筆，決定回家休息。到家后，倒頭便睡。“冷，熱，一前一后，有秩序的來臨，腹還是痛”。

黃炎培叫來外甥張仲明醫師，懷疑是盲腸炎，但是需要驗血后才能確定。下午朱仰高醫師上門來驗血，結果發現血液每立方厘米含白細胞高達12 000，而正常人的血液中一般白細胞含量為8000 左右。張仲明醫師再次來診，更加認為是盲腸炎，但是還有一點例外：盲腸炎的特征是右足不能伸直，但是黃炎培的右足卻能屈伸自如。因此，黃炎培得的到底是不是盲腸炎，還不能完全確定。黃炎培的癥狀是“有秩序的一冷一熱，冷得發抖，熱得狂汗”，因此黃炎培判斷可能是瘧疾復發。18年前他在北京曾鬧過一場很嚴重的惡性瘧疾。

8月26日，黃炎培邀請紅十字會第一醫院樂文照醫師上門來診， 診斷結果與張仲明大致相同。樂文照勸他住院仔細檢查。如果確實是盲腸炎，“不論晝夜須立刻開刀，所以有住院的必要。”住院治療，家人們很不愿意。黃炎培力排眾議，當天下午三點左右入住紅十字會第一醫院。

為什么會選擇這家醫院？黃炎培延醫看病有自己的準則，在他看來，“醫生治病有效，靠他親切而用心的部分， 比靠他（醫學）本領，總要占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因此“醫生非有深切的交情，決不請他診治。”這種準則，有悖于科學，但很符合常人的心態。黃炎培也自認為這種準則“當然是不通的理論”，“假如我做醫生，替人看病，決不該講交情。可是我做病家，不敢不請有交情的醫生，到底是不肯把自己的性命做理論的犧牲啦！我入紅十字會第一醫院，在病的過程中，很多人反對，我卻斷然不疑，就為院長顏福慶博士，是我多年的朋友，而副院長樂文照醫師，又是我所熟識而佩服的緣故。”

黃炎培入院的感覺跟我們今天普通人初到大醫院的感覺一樣。 “一進門，只覺得人山人海，房屋實在太少，病人實在太多”。 樂文照副院長好不容易替他安排了二樓27號病房。這是一間頭等病房，在今天看來，設施和環境也不好。“怕只有十來英尺寬，十七八英尺深，只有一門一窗，窗是面西的。天氣本是酷熱。到下半天更熱得要命。到晚，蚊蟲來得大，我鄉俗‘八月八，蚊子大如鴨’。雖然不能像鴨 一樣大，到底醫院里蚊子特別健康。盡管門窗都裝鐵紗，它們自會從間道攻打進來”。頭等病房也就這條件，二等三等病房還能怎樣呢？

住院后的黃炎培，癥狀是“寒，熱，總是循環著。腹上掩護了冰袋，整天整夜似痛非痛。別人看我，總是半眠半醒，昏聵糊涂的樣子。我自己只覺全部身體沉浸在‘汗海’中，心頭卻非常清楚。”醫生天天檢查，天天研究，勸他開刀，但是“還不敢斷然相勸”，因為還沒有百分之百認定是盲腸炎。是否開刀，黃炎培自己握定的方針是 “非必要，決不孟浪；是必要，決不游移。”

住院第四天，即8月29日，院中邀請白良知（美國約翰 ·霍普 金斯大學博士）醫生來診，診斷結果“認為盲腸炎的嫌疑很大”，與 張仲明、樂文照的診斷如出一轍。但是，白良知醫師認為即使是盲腸炎，“今天尚無割之必要。”樂文照和白良知兩位名醫作出了相同的診斷，但是在手術時機的選擇上卻有所不同。

住院第五天，8月30日，病房換到30號，面積較前大一倍。

既然病因不能確診，那就繼續住院觀察。住院的日子一天天過去。黃炎培的“寒熱慢慢地停止了。腹痛，因冰袋掩護過久，也不感覺得了。”自8月26日住院以來，黃炎培飲食只進了稀薄的粥湯，牛奶也在禁吃之列。8月31日，黃炎培感覺寒熱停止、腹痛也感覺不到了，以為癥狀有所改善，認為在飲食上可以稍微解放些了，就喝了半杯牛奶。結果大出所料，“腹部鬧了一夜的不適”。由此讓黃炎培明白，暫時的平安是靠不住的，要治病還是得下定決心，開刀。

“盲腸炎即使用冰袋掩護可以收效，但是半杯牛奶，已使我鬧了一夜，怕暫時的平安，是靠不住的。我總想病好以后，回復到我到處亂跑的習慣。與其將來跑到內地，忽然老病復發，束手無策，還是此時根本解決的好。”對于盲腸炎必須割治，黃炎培是有過經驗的。他的大女兒六年前就在南京割治過盲腸炎，預后良好。所以黃炎培感覺“開刀毫不感覺是一件危險的事，病好以后，才知道到底非可輕視”。

住院第七天即9月1日天明，黃炎培決計開刀。上午九點半光景準備開刀。手術前需要家屬在手術志愿書上簽字。黃炎培夫人“萬分憂懼”“不許我次兒敬武簽字”。經過黃炎培好友陳陶遺、穆藕初等勸慰，總算簽字同意。主刀醫生是董秉奇。外甥張仲明因為具有醫師資格，特許旁觀。

開刀前，“先換好了特別的衣服，把腹部刮得精光，把眼遮蔽了。抬進手術室，只聞得腳步往來的聲音，好像環繞我左右的人很是不少。”術前用局部麻醉法，從脊椎打進一針，病人“也不覺得什么”。 醫生們忙碌起來，病人“只聽得刀剪聲清脆而繁忙”。肚皮剖開時，發現盲腸早沒有了，“只見一包濃漿，幸虧外面還包著，膿雖潰而沒有散。”如果膿散了，那就不可收拾了。黃炎培很幸運。盲腸炎開刀開得及時，盲腸沒有腐爛，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開得遲，盲腸腐爛了，倒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危險。

手術結束，病人被抬回病房。術后每四個小時，打一次強心針，再加注射生理鹽水，“從大腿上打下很重的鹽水針，注入了一千六百立方厘的鹽水”。手術后第一天，黃炎培 “昏聵模糊”，常說昏話（“常常作譫語”）。驗血，每一立方厘白細胞增多至一萬六千。體溫達39.5℃。脈搏，正常人每分鐘七八十次，他多至一百四十。呼吸，常人每分鐘二十，他多至四十，“喘得幾乎不能接氣”。

尤其讓他不能忘懷的是眼前所見的怪現象，“把眼一張，只見無數紫黃的絲網，滿布在空際……全室都給那絲網充滿籠罩著，有時把室中央的電燈做中心，上下四方繚繞著，飄拂著。把眼揉一下，還是這樣。再揉一下，還是這樣。討厭極了，眼閉了罷，只見黑沉沉的巨大的巖壁壓將下來，有時幾乎壓到額角，忽然巖壁中間，現出裂縫，從縫隙內發現河山大地，金碧樓臺，有時碧海青天，一輪明月。舒服愉快極了，一會兒，裂縫閉合了，依舊是黑沉沉的巨大的巖壁高壓著。把眼一張，還是無數紫黃色絲網籠罩著。有時飄飄蕩蕩侵及面部，正想用手去撩撥。忽而心頭清楚，認明這無非是眼花所結成的幻象。一經撩撥，他人定會說：病人又在‘撮空’了。”

這個癥狀讓他刻骨銘心，黃炎培事后回憶道，“撮空和譫語，都是人病將死的征象。這個境界，我總算親身到達過。把其中味道嘗試過一番了。”手術后第一夜，“大家簡直認為兇多吉少”，尤其是外甥張仲明醫師暗中著急，不敢告訴家人。

住院第八天即9月2日，手術后第一天清晨，出乎大家意料，熱度忽然降低，呼吸和脈搏都緩和了些。黃炎培逃過了第一道生死關。第二天開始，每天上午九時、下午四時左右，董醫生親自來洗創口，換紗布，而每天膿水總是流個不止。原來，開刀以后，吸去膿水，并沒有縫口，就把成卷的紗布向創口內塞了三卷，把肚子捆好就算了。到第四五天，腸破，糞穢從創口流出，發出臭惡的氣味。大家又惶急得不得了。經過董醫生手術，居然好了。可是膿水還是一天一天流著。每天熱度總是往來于攝氏三十八九度之間。“心頭卻格外清楚了”。外面許多好友，惶恐之下，不免懷疑醫生的手術和醫院的成績。黃炎培 “卻深深地信賴著顏院長樂副院長和董醫生，很堅決地把生命完全交托與他們。”

黃炎培住院后，“顏院長天天來看我，從開刀之日起，聘了兩位看護（護士），一張女士，一李女士，日夜輪流服侍。醫生驗血，驗便溺，注射這樣那樣，忙個不了。”黃炎培夫人、妹妹、兒女，日夜輪流守著。從入院之日起，每天總有一二十起親友來看望。

9 月 4 日，手術后第三天晚上，正在康復中的黃炎培感恩于醫院的待遇，在病榻上創作了上醫的校歌，完成了幾個月前顏福慶的囑托。校歌如下：

人生意義何在乎？ 為人群服務。服務價值何在乎？ 為人群滅除病苦。可喜！可喜！病日新兮醫亦日進。可懼！可懼！醫日新 兮病亦日進。

噫！其何以完我醫家責任？歇浦兮湯湯，古塔兮朝陽，院之旗兮飄揚，院之宇兮輝煌。勖哉諸君！利何有？功何有？其有此 亞東幾千萬人托命之場。

校歌分兩段，一共105個字。第一段寫醫與病之間的關系，第二段寫醫生的責任。第一段前面兩句是意義連貫的自問自答。首句“人生意義何在乎？為人群服務。”第二句又是一句自問自答，用頂針的修辭手法，回答第一句。“服務價值何在乎？為人群滅除病苦。”兩個問句，短促有力，提出了人生的終極問題，也給出了問題的答案——服務，給出了醫生的使命——滅除病苦。

“為人群服務”既蘊含著黃炎培倡導職業教育的理想，也完全符合顏福慶的醫學理想和上醫的建院宗旨。正是基于“為人群服務”的共識，黃炎培和顏福慶兩人才成為莫逆之交。對醫生來說，服務的落腳點在“滅除病苦”，這是醫生的終極使命。

第三四兩句，又是前后呼應的辯證問答。第三句“可喜！可喜！病日新兮醫亦日進。”寫出了醫學進步的喜悅和樂觀之情，連用兩個“可喜！”加以渲染和強調。第四句筆鋒一轉，接連用兩個 “可懼！”情緒馬上轉化為悲觀，強調疾病給人帶來的痛苦和恐懼。懼怕什么？怕的是“醫日新兮病亦日進”。怕的是疾病永遠在進化，醫學永遠在追趕疾病，但是永遠趕不上疾病的進化。疾病永遠在前面奔逃，醫生永遠在后面追趕，永遠趕不上。這是醫生的悲哀，這是人類的宿命。如此辯證地看待醫與病之間的辯證關系和博弈關系，使得這首校歌具有了哲理的深度。

在經過了第一段的鋪陳后，第二段以嘆詞“噫！”開頭，在表示感嘆和無奈的同時，引出對醫生的無限期許。第二句“其何以完我醫家責任？”點出第二段的主題即醫生的責任。

隨后的四個短句略帶抒情，贊美上醫蒸蒸日上的醫事事業。“歇浦兮湯湯，古塔兮朝陽，院之旗兮飄揚，院之宇兮輝煌”，歇浦、古塔指代上海，院旗、院宇指正在籌建中的國立上海醫學院和中山醫院的新院舍，用“勖哉諸君！”相勉，暗含這兩棟建筑將成為上海的醫學標桿之意。

最后又是自問自答的“利何有？功何有？其有此亞東幾千萬人托命之場！”點出了上醫人的崇高使命，在于為亞東幾千萬人提供托命之場。

這是一首病床上寫就的校歌，是一位剛從死神手中奪回生命的病人對醫生的感恩之作。這里，病人與醫生是“信賴”和“生命完全交托”的關系。病人信賴醫生，因此將生命完全交托給醫生。黃炎培的住院體驗和生死考驗，讓這首校歌充滿了真切的實感。這首校歌充滿了哲理，洋溢著博大的胸懷。

這42天的醫院生活，讓黃炎培加深了對醫生和醫院的認識，“特別認識醫院的難辦”“醫生的不易滿人期望，也是常有的事”。出院后，黃炎培特寫“斷腸續命”四個大字，制成匾額贈送給顏福慶，以示感謝。

*文本來源：《顏福慶傳（增訂本）》第五章

出版說明

一、顏福慶先生是我國著名的醫學教育家、公共衛生學家。他是湘雅醫學院與上海醫學院創始人，身為中華醫學會發起人之一，榮任首任會長。1927—1940年，擔任國立上海醫學院院長。《顏福慶傳》首版于2007年，2011年英文版順利推出。值此復旦大學建校120周年之際，予以全面增訂再版。

二、本次再版增訂情況大致如下：

（ 1 ）對初版中的文字舛誤、知識錯漏之處，進行修正。確保內容嚴謹、精準，契合學術規范。

（ 2 ）新增6萬余字、22幅珍貴歷史照片。依據最新發現的原始檔案資料，結合醫學史研究成果，精心增設16個章節，分別是：完成一例腮腺纖維瘤手術、延聘陳克恢主持藥學系而未果、延聘精神衛生科專家韓芬、病床上寫就的校歌、與顧臨爭論醫學院薪水問題、新任署長談工作計劃及統籌救護工作、籌建重慶醫學院的緣起、籌建工作的初期階段、全國文教工作會議的新精神、籌建工作陷入僵局、與陳同生商妥保全上海醫學院方案、制定兩種建校方案、中央批準分遷方案、參加全國政協二屆二次全體會議并發言、把醫學科學提高到國際水平、在全國政協二屆三次會議上的呼吁。此外，對書中多個章節進行深度拓展與重新闡釋，如1915年8月20日湖南首例尸體解剖、調查的成績、湘雅人成了創建國立上海醫學院的主力、上海是有戰略地位的醫學教育中心等。

（ 3 ）對書稿所有引文、參考文獻進行核查、校勘，確保史料來源的權威性與準確性。

（ 4 ）全面增補、調整書中插圖，并采用 AI 圖像修復技術著色優化老照片。

（ 5 ）新增人名索引，方便讀者檢索，優化閱讀體驗。

三、本書初版時為單色印制，本次再版則升級為全彩印刷工藝。

四、本次增訂出版得到上海光華教育發展基金會的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謝。

謹以本書致敬復旦先賢，獻禮雙甲之慶，冀望承前啟后，薪火永續。

編者

2025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