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禮物”

我從未見到過有人如此慷慨

如此大度款待賓客，

以致“不允接受”（recevoir ne f?t pas re?u），

我也從未見到過有人如此……

于其財產

以致接受回報反而令其不悅。

以兵器或以服飾，

朋友間要相互愉悅；

每個人自己（通過各自經驗）就會曉得，

互贈禮物的朋友

才是最長久的朋友，

只要那禮物往來不輟。

對待朋友

須做朋友，

要用禮物報答禮物；

應抱笑容

面對笑容，

狡詐正好回復謊言。

你知道，如果你有一個

令你信賴的朋友，

而你又想有一個好的結局，

那就要讓你們的靈魂交融，

還要交換禮物，

并且要常來常往。

以上詩句出自斯堪的納維亞詩集《埃達》（EDDA）中的一篇，詩歌很古老，但其中描述的內容，對現代人來說并不算陌生：禮物交換。不過，在20世紀初的時候，一位法國社會學家以這首詩作為引子，讓“禮物交換”承擔起一項極為重要的理論使命：反對經濟學和經濟學家。

這位社會學家就是莫斯（Marcel Mauss）；這本書就是《禮物——古式社會中交換的形式與理由》（Essai sur le Don. Forme et Raison de L’échange dans les Sociétés Archa?ques, 1923/1924）。

《禮物》一書篇幅不大，討論的主題其實也不復雜。19世紀古典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命題之一，就是對商品交換以及圍繞商品交換而建立起來的現代市場社會進行解釋和辯護。然而在相應的理論表述中，往往令人產生一種感覺：商品經濟以及與此相關的財產權利制度似乎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情，從古至今、從西方到東方，莫不如此。莫斯的主張就是商品經濟不是普世現象，而是近代社會的發明。他通過18、19世紀博物學家、人類學家所累積的經驗材料（盡管其中存在著大量錯誤）證明：在古式社會中，“交換（échange）與契約（contract）總是以禮物的形式達成，表面上這是自愿的，但實質上，送禮和回禮都是義務性的（obligatoire）”（莫斯，2005，第4頁）。

上述論點包含兩層含義：第一，商品交換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才出現的一種交換形式，而在歷史上相當長的時期里，交換都是通過某種類似于互贈禮物的形式達成的；第二，以互贈禮物的方式達成的交換并非基于“權利”——法律意義上的產權關系，而是一種強制的“義務”。

由此，莫斯得到的結論是，商品經濟和以此為核心發展起來的那套“趨利的”法律、政治制度，既不是人類社會的起點，也不是終點；既然我們業已認識到當下金錢社會所具有的種種弊端，那么是時候應該反對經濟學和經濟學家鼓吹的那套“一般經濟規律”了；社會也應當超越冷漠無情的、崇尚個人權利的原子化狀態，轉向一種更具有人情味的、擁抱集體互助的人際關系。

“是我們西方社會在不久以前使人變成了‘經濟動物’。不過我們還沒有完全變成這副樣子……經濟人（homo ?conomicus）不在我們身后，而在我們前方；道德人、義務人、科學人、理性人都莫不如此；在過去的無盡歲月中，人們都未曾是這樣的人。人成為機器，成為復雜的計算機器，實在只是不久以前的事。”（莫斯，2005，第172-173頁）

以上表述相信在許多讀者看來不僅不會陌生，反而相當熟悉。因為這類充滿情感張力的話語是20世紀以來文學、藝術以及學術研究中永恒的主題，不斷在各類文本創作、影像資料和社會行動中產生回響。究其原因，莫斯的理論并非孤立的現象，而是植根于那股更為強大、更具影響力的思潮——批判現代性。

只不過學術研究偏好存在周期性，當研究旨趣發生改變后，相同的論題便會產生不同的意義，社會科學更是如此。在莫斯之后，社會學和人類學家為“禮物”賦予了更多抽象復雜、玄奧難解的含義與價值，而其原有的批判性價值反而減弱了。

讓我們就此打住，本文的目的不是想要跨界去探討社會學中“禮物”內涵的流變，也無意反駁莫斯理論中的錯誤；我想做的，是借用此概念來解決經濟思想史敘述中的歷史背景問題。

二、歷史背景

任何超越于時代的思想都不是空想的結果，而是特定時代的產物。所以在經濟思想的冒險之旅開始之前，我還想花費些篇幅來討論一下歷史背景問題。一出絕佳的戲劇需要與之相配的舞臺，盡管很少有觀眾在欣賞劇情的同時會去關心舞臺背景是如何搭建起來的。可是對于劇中的角色而言，離開了特定的舞臺，他們根本就不存在。

那么經濟思想史的歷史背景又應該如何來構建呢？首先是確定歷史分期。

如果依照當下主流經濟史（在此指的是經濟學科中的經濟史，不是歷史學科中的經濟史）的觀點，其實人類社會發展至今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工業革命。按此標準，大致以1800年為界，可以分為工業革命之前的社會和工業革命之后的社會。這是一個非常經濟學，同時也非常簡化的分類，其最大的弊端在于工業革命本身仍然是一個謎，還存在許多難以解釋的問題，既然我們對工業革命還無法認識清楚，那么工業革命之前與之后的社會存在什么樣的異同自然也就眾說紛紜了。

反觀其他學科，考古學比較樸實，以制作工具的材料為標準，使用三時代系統，即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歷史學則頗為復雜；除此以外還有直接以時間序列劃分的系統，古代社會、中世紀和現代社會。

而我想嘗試采用一種混同方式，將經濟思想的歷史背景劃分為前現代世界和現代世界，其中插入一個過渡時期，即中世紀。具體的時間點則以1500年（16世紀）為界，1500年之前為前現代世界，之后為現代世界。前現代世界又可再進一步細分，5世紀之前為古代社會（用莫斯的概念來說就是“古式社會”），5世紀到15世紀則是中世紀。

必須承認，該分期系統是“西方中心論”的——如果去除這一詞匯被某些學者肆意添加上的價值判斷含義的話，但不意味著與中國的歷史經驗無關。之后的思想史論述中會展現出東西方社會在歷史經驗的差異和相似，以及相互間的交流影響。

為何做出這樣一種歷史分期？我的理由是：前現代世界和現代世界在經濟特征上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且這種差異直接影響到不同歷史時期人們對于經濟現象的理解和思考，構成了經濟思想流變的歷史背景。

那么前現代世界的經濟特征又是什么呢？

如果依照目前主流的經濟學思維模式，一般會從技術、貿易、收入、經濟組織等可量化的指標入手來界定時代的經濟特征。只不過在我看來，這些客觀指標都不足以說清楚前現代世界和現代世界存在什么樣的不同。

前現代世界技術不發達嗎？相對于現代世界而言確實如此。但我們必須要注意的是，“技術”是一個間接指標，其本身不能說明任何問題。就好比說地球人的科技落后于外星人，因此可以認定地球文明很落后，而“落后與先進”代表了地球文明不同于外星文明嗎？這種三流科幻小說中的情節是典型的工程師思維。技術有高低，文明無優劣。研究人類社會之發展，技術因素很重要，但是重要之處不在于技術，而是技術應用以后的結果。工業革命之所以重要，不是因為當時出現了大量的新技術、新發明，而是這一時期的技術進步使得人類社會（在當時主要是西歐）最終擺脫了數千年來人口因素的制約，進而引發社會整體結構的急劇轉變，塑造了現代世界的發展格局。

所以，雖然前現代世界在技術方面落后于現代世界，但我們不能由此而得出結論認為技術的落后與先進是前現代和現代社會之間的本質差異。相反，古人在受限的技術條件下亦發展出復雜程度不亞于現代社會的文明形態，才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而“貿易”這一變量則來自于19世紀德國學者所熱衷的經濟發展階段論，即一切社會都會經歷數個階段，比如從畜牧時期到農業時期，再到農工業時期、農工商業時期。依照該理論，現代社會以商業為主導，前現代社會以農業為主導，商業貿易不發達，因而可以從貿易量、貿易規模、貿易制度等指標上來區分前現代與現代社會。

可是，前現代社會真的是一幅自給自足、封閉的田園式農耕生活景象嗎？20世紀以來的考古發現證明，這只不過是早期學者在缺乏證據材料下的一種想象而已。請諸位讀者先來看一看如下幾幅圖。

古代世界不僅不是一個又一個封閉自治的農業社群，而且當時文明世界之間往來交流之繁榮，超乎我們的想象。大約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人類社會就進入了第一次經濟全球化時代。從阿富汗、伊朗到黎凡特、埃及，再到塞浦路斯、克里特島和邁錫尼，就像圖1和圖2所示，亞述人、米諾斯人和邁錫尼人建立起了一個龐大的國際貿易網絡。甚至部分考古學證據顯示，青銅時代的國際貿易可能已經延伸至更遙遠的地區，覆蓋北非、西班牙乃至印度河谷流域和中國。也就是說，除了美洲以外，當時已知的文明社會已經通過貿易緊密地相互聯結在一起。公元前12世紀前后，青銅時代崩潰，腓尼基人取而代之，建立了環地中海地區的貿易網絡；而到了希臘-羅馬時期，便有了著名的絲綢之路和香料之路（圖3），橫跨歐亞非大陸。事實上，當1500年葡萄牙人越過好望角，建立起聯系歐亞大陸的遠洋貿易航線時，他們只是沿著一條新航道重建起一千年前的香料之路而已。

與貿易相伴的，則是一系列復雜的貿易規則。通過出土的數萬件刻在泥板上的文書、信件，我們看到了當時的商業合同、訴訟文書和賬簿；商人繳納的稅率、貸款利息和期限；政府對商業的管制和保護。所有這一切，和我們現在的貿易制度相比并沒有什么不同。

所以如果從貿易角度來考察人類社會的歷史，我們看到的更多是相似性和連續性。盡管從貿易絕對量上來看，古代不及現代，但是量的差異無法解釋質的不同。前現代世界的跨地區貿易網絡并未形成世界性的資本主義體系；前現代世界的商人不是資產階級；前現代世界的商業帝國并未能發展出市場經濟社會。這些都是常識。但是為何如此，是什么樣因素決定了前現代世界不同于現代世界？問題的答案顯然無法單純用貿易指標來解釋。

至于收入和經濟組織這些變量就不再贅述。經濟史的量化研究已經證明，人均收入真正發生革命性變化是出現在工業革命之后，而且最初還僅限于誕生工業革命的西歐地區（主要是英國）。一直到20世紀初，對于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區而言，以人均收入指標呈現的社會發展模式是從復蘇到繁榮，進而轉向衰退和蕭條，然后再度復蘇，這樣一種周而復始的狀態。而從經濟組織來看，各類合伙、保險、風險投資性質的組織形式早在青銅時代末期的近東地區就已經出現，其行為模式和在貿易過程中扮演的角色與中世紀后期的意大利商人、16世紀之后的遠洋貿易公司相比非常接近——至少就形式上而言。

因此我的觀點是，應當換一種視角來看待前現代世界和現代世界的經濟特征：前者是禮物經濟，后者是利潤經濟。

首先要指出，這一區分取自歷史學家的觀點。其次，該分類采用的是一種主觀描述而非事實陳述，即不是說古代世界中的人們都是如本文開篇那首詩歌所描寫的那樣，做生意像是在交換禮物。“禮物經濟”這一概念要說明的是，古人對于商品交易這一現象是如何理解的，以及這種理解所產生的現實影響。

（作者方欽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師，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