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熊心怡

指導老師｜劉蒙之

排版｜鄭梅英

 大衛·西蒙 

大衛·西蒙（David Simon），一位前《巴爾的摩太陽報》（The Baltimore Sun）記者，他以為自己會在一家報社度過一生，他沒想到，那只是起點。最開始，他的名字刊登在報紙上，不久，被印刷在一本精裝書的封面，后來，它又出現在劇集的片頭。

在華盛頓特區一個猶太家庭成長起來的大衛·西蒙，兒時就浸潤在濃厚的討論氛圍里。父親常與孩子們探討新聞，在一來一往的思想碰撞中，西蒙學會了用邏輯和辯證思維看待世界。這份思考的饋贈，在他成長的每一個階段都熠熠生輝。當他在校園報紙上奮筆疾書時，它化作犀利的筆觸；當他成為《巴爾的摩太陽報》的警務線記者時，它促使他挖掘城市陰暗角落的真相；而當他轉型成為編劇，這份思考則讓他在《火線》（The Wire）等作品中，將社會的種種問題毫無保留地展現在觀眾眼前。

“這就是真實。這就是世界運轉的方式，或者說它停止運轉的方式。” 大衛·西蒙在創作《兇年》（Homicide: A Year on the Killing Streets ）時，面對拉托尼亞·瓦倫斯一案未破的局面，得出了這樣深刻而無奈的感悟。這句質樸的話語，如同他創作生涯的真實寫照，貫穿在他從新聞記者到編劇的每一步中。

一、童年歲月：“這是一份偉大的禮物”

1960年2月9日，大衛·西蒙出生在美國華盛頓特區的一個猶太家庭。他的母親多蘿西·西蒙（Dorothy Simon）是一個家庭主婦，父親伯納德·西蒙（Bernard Simon）是一名新聞記者，他還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妹妹。出生于傳統猶太家庭的父母在這個五口之家里始終保持著猶太潔食，他們在美國經濟衰退中撫育三個孩子，教會他們一美元的價值。

父母往往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在大衛·西蒙的童年記憶中，家的模樣總是帶著濃厚的紙墨味。那是一棟不算寬敞的房子，但角落里、書架上堆滿了成捆的報紙和泛黃的雜志書籍，從《華盛頓時報》（The Washington Times）、《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到《華盛頓星報》（The Washington Star），對小小的他來說，世界就在這些文字之間，在他的面前展開。平日里在外忙碌的父親總會抽出時間和兄妹三人討論這些新聞，有時是國際政治，有時是地方治安，有時是體育版的小插圖——只要紙上有字，他們就有話可說。哪怕是最小的妹妹的意見，也會被認真對待。在餐桌上，他以一個“六歲孩子不常見的曝光水平進行政治討論”。西蒙漸漸明白什么是邏輯、什么是辯證，也慢慢學會了用文字去還原世界的真實。思考和爭論是一份偉大的禮物。

“我父親讓我們變得政治化，因為他從事政治。”

西蒙的父親曾是一名猶太裔的新聞記者，后成為猶太社會組織的公共關系總監，長期從事政治工作，這在潛移默化中影響了西蒙。他讓西蒙意識到，作為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人，應該關心社會中的弱勢群體。這種政治覺悟深深植根于西蒙的心中，使他在后來關注社會底層和被邊緣化的群體時，能始終保持一種敏感的眼光和強烈的責任感。

但西蒙自認為和父親在處事方面是有所不同的，父親不善于對抗，更加溫和，但西蒙不同，他常常言辭激烈、直言不諱。西蒙的世界是一個平等的世界，或者至少他認為它應該是。父親對他的深刻影響始終貫穿他的職業生涯，他專注于社會被打壓和被剝奪的權利，先是作為記者，后來是作為編劇。

二、開始寫作：暴力與悲憫

大衛·西蒙在馬里蘭州的貝塞斯達-切維·蔡斯高中度過了他的青春歲月，一直根植在他心中的那顆種子開始生根發芽，他始終抱有對寫作的熱情，他開始參與校報《塔特勒》（The Tattler）的撰寫和編輯。當他到馬里蘭大學新聞系就讀時，他將自己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用于專注編輯大學報紙《鉆石背》（The Diamondback），盡管在那一張成績單上顯示他只是一名C等學生。

好萊塢電視編劇大衛·米爾斯（David Mills）記得，在他與西蒙合作大學學報時，西蒙就已經有了作為記者的潛質。“他在本科時就已經形成了成熟的寫作風格。他老是收到停車罰單，所以他寫了一些冗長雜亂、言辭粗俗且充滿憤怒情緒的文章，內容是關于給他開罰單的學生工作人員的，他把那些人視為死對頭。”

1983年，西蒙從馬里蘭大學畢業，順利進入《巴爾的摩太陽報》工作。他成為了一名警務線記者，專注于犯罪和城市問題的報道。和所有初出茅廬的年輕人一樣，西蒙帶著對新聞的絕對熱情在報社施展拳腳。對于新聞，他有著自己的堅持。

前《巴爾的摩太陽報》編輯麗貝卡·科貝特（Rebecca Corbett）對那時候的西蒙印象深刻：“大衛會說他一直以來想成為的就是《巴爾的摩太陽報》的一名記者。那就像他的家一樣。他非常有趣，因為他充滿熱情。他寫東西總是篇幅過長；他有時候很固執；還老是拖到最后期限才交稿。”

1987年，當報社開始對編輯和寫作人員削減員工福利時，罷工開始了。作為記者的西蒙感到憤怒和不滿，他說：“我當時是罷工隊長之一。我負責帶領其中一支隊伍，在其中一個大門外進行罷工糾察。”罷工持續了六周左右，最后工人們在巨大壓力下回到了崗位，未能獲得預期的讓步。罷工結束了，但情緒仍然高漲。

全程參與的西蒙目睹的不僅是一場維護工人權益的罷工，他在這些隱隱約約中看見的是傳統新聞行業在商業化浪潮中逐漸失去原有價值。工作仍在繼續，但西蒙心里的那股氣卻久久不散，周圍的一切讓他感受到了一種不適，“我不想在那個新聞編輯室呆一段時間，所以我找了一種方法來證明休假是合理的。”他腦海里浮現出一種想法：“如果我留職離開一陣子會怎樣呢？我既不會失業，也可以暫時告別新聞編輯室。”

這個時候，他想起了巴爾的摩的警探比爾·林賽（Bill Lindsay）。“我回想起 1985 年的事。那是平安夜，大約凌晨四點的時候，我帶了一瓶酒到重案組，想增添點圣誕的歡樂氣氛。有個很不錯的人，比爾?林賽，他當時說：‘要是有人寫一本關于這個地方一年里發生的事的書，我一定會讀。’”

于是，西蒙決定創作一部小說。

1988年，據西蒙進入《巴爾的摩太陽報》已經過去了6年的時間，他寫了很多的報道，對巴爾的摩這個城市有了更多的了解，但這似乎還不夠。因為他所擁有的空間和角度是極為有限的。這一年的1月，他獲得警察局長的許可進入巴爾的摩警局的兇殺組。他沒有參與執法，只是以“實習警察”的身份站在警探們身邊觀察、采訪、記錄。

巴爾的摩，這個美國馬里蘭州最大的城市，擁有太多的故事。它是全美犯罪率最高的城市之一，面臨嚴重的公共安全和社會問題，特別是在毒品泛濫、暴力犯罪和執法爭議方面。

西蒙在《兇年》中寫道：“在巴爾的摩，每個兇案組警探平均每隔一天就會開著雪佛蘭來到一幢被上帝遺忘的排屋。在這些用石磚堆砌起的、十二英尺見寬的屋子里，他們會發現一具又一具的尸體。”在這個城市，死亡是一種常態化，數字背后卻是具體而沉重的生命。在《兇年》里我們看到了殘酷的、必須面對的現實——一座被暴力、毒品和貧窮撕裂的城市，一群疲憊、麻木又頑強的警察，和一連串似乎永無盡頭的謀殺案。

一個案子接著一個案子，一次輪值接著一次輪值。在警探們謹慎的目光下，初入警局的西蒙沒有頭緒，只能瘋狂地記錄著他們講的話、案件的細節、犯案者的個人信息和一些大體印象。

他記錄的東西太多，警探們互相開玩笑扯淡、撒尿、嗷嗷叫、甚至脫口而出的黃色笑話在他的筆記本上都有痕跡。

繁忙的工作間隙西蒙跟警探們學會了喝酒，他計劃中的每星期休息一天也泡了湯。他天天工作，婚姻生活岌岌可危。唯一令他感到一點寬慰的是，他和警探們越來越熟了，他們都放下了戒備心，漸漸地不再表演了，做回了原本的自己。

西蒙的辦公桌上堆滿了筆記，全是隨意記錄的混亂細節，連他自己都有點束手無策。一直到2月，警探們在水庫山道地區找到了一個未成年少女的尸體。接到電話十分鐘之后，他來到了案發現場，看到了拉托尼亞·金·瓦倫斯（Latonya Kim Wallace）被掏空的尸體。

他開始跟進這個案子，了解方方面面的細節，但案子始終未破。他感到有些害怕，不是擔心兇手逍遙法外，也不是為被謀殺的小女孩感到無辜，實則是根本沒時間以道德的角度思考這個問題。

他一開始便預計好將瓦倫斯一案作為整本書的線索，案件未破便意味著這本書沒有高潮，結尾也將是開放的、虛無的、有瑕疵的。他苦惱的是腦子里千頭萬緒，不知如何下筆。那個夏天，尸體在他面前壘得越來越高，他突然之間明白了什么。

他在《兇年》一書里回憶道：“我突然覺得，自己是站在一個生產死亡的車間里。這是一條死亡的流水線。在這個衰敗的美國老工業區，什么都已經停滯生長了，唯獨死亡還在生生不息，唯獨“心碎”還在大批量地被生產著。我告訴自己，也許，真正超現實的是我們的生活本身吧。”

拉托尼亞·瓦倫斯之仇依然未報，但西蒙已經選擇好了，虛無和曖昧才是正確的結束方式。他說：“這就是真實。這就是世界運轉的方式，或者說它停止運轉的方式。”

他給在紐約的圖書編輯打了個電話，告訴了他這本書的結局。

1991年，《兇年》順利出版了，在美國獲得了非常顯著的成功，它獲得了美國艾德加·愛倫·坡獎（Edgar Allan Poe Awards）最佳事實犯罪類作品提名。《圖書館雜志》（Library Journal）強烈推薦它，《新聞日報》（Newsday）將其描述為“有史以來最引人入勝的警察程序神秘書籍之一”。這本書后面被美國NBC電視臺看中購買并制作成了劇集。

伴隨著成功而來的，還有不得不面對的現實。20世紀90年代，美國報業面臨著一場挑戰與轉型。《巴爾的摩太陽報》也不例外，它被時代鏡報公司（Times Mirror Company）收購，隨之而來的是裁員、成本控制、追求點擊率而犧牲深度報道。

西蒙的“頭版新聞”幻想破滅了，他對這些變化感到不適應，他與新的領導者們對于新聞明顯有不同的看法。他說：“他們對現實情況毫無感知，一心追逐獎項，比起打造報紙持久的品質，他們更熱衷于自我吹噓。”當新的管理體制開始通過買斷員工工齡的方式裁減人員時，西蒙對它就更加不滿了。他認為體制的傲慢態度趕走了那些好的記者。

但其實，西蒙是一個幸運的人，是一個“聰明成功的人”，他自己便驗證了美國神話的這一面。但他始終都專注在被證偽的另一面：“勤懇工作必有回報”。

這是一場美國夢的破碎。

他在《街角》（The Corner: A Year in the Life of an Inner-City Neighborhood）里告訴了我們這一切。書中記錄了巴爾的摩一個貧困社區費耶特街和門羅街內城中毒品交易與生活的真實模樣。西蒙和伙伴伯恩斯花了一年多的時間采訪和關注住在這里的人。

他們聚焦于一個家庭，包括前毒癮母親弗蘭·博伊德（Fran Boyd），前癮君子，現為社會邊緣人的丈夫加里·麥卡洛克（Gary McCullough）以及他們十幾歲的兒子迪安德爾·麥卡洛克（DeAndre McCullough）。西蒙并非在單純地記錄“毒販”的生活，而是去展現每一個生活在那里的人，去展露他們和其他美國居民一樣擁有的人性、痛苦、掙扎與尊嚴。

書里不僅有呈現販毒網絡的運作方式，也可以看到家庭關系的撕裂、教育系統的無力、執法機關的冷漠以及個人理想如何在貧困與暴力中被碾碎。母親弗蘭愛著自己的孩子，但那份愛早已被現實掏空，她是書中一個典型的“邊緣母親”。同樣，迪安德爾作為最讓人惋惜的悲劇角色之一，他有頭腦、有天分，甚至在某些時刻展現出反思力和希望，但環境一次又一次把他拉回原地。即使后來他在西蒙劇組里做了演員、安保，但最終還是因毒品過量去世。

《街角》里記錄了迪安德爾寫的一段歌詞：

“困于犯罪和仇恨的生活，

貧民窟就是我的全部生活。

要是我只有一個愿望能成真，

請上帝派天使來渡我身。

從瘋狂中解脫，從狂野城市中解脫，

從一個貧民窟小孩的生活里解脫。”

西蒙始終關注體制是如何壓迫邊緣人群的，關注這些在主流敘事中被丑化或忽視的人物，他一直在寫美國體制如何在某些人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經決定了他們的命運，這是他從寫作開始就一直在做的事情，并且將繼續做下去。

他在《街角》中寫道：“但街角永不停歇，真實無比。它無法被低估。它也不因假裝、夸張或者年輕人的輕易死去而平息。它等待著。它運轉著。它循著自己的步調終結由它開啟的一切，以它自己的方式。”在西蒙看來，這些角落里的人是被這個龐大的美國體制遺棄的。如果說《兇年》讓人看到的是制度的無情，那《街角》讓人聽見的是角落里的哭聲和沉默。

三、從編輯部到片場：為責任而寫

1995年，西蒙離開了他大學畢業便開始工作了13年之久的《巴爾的摩太陽報》，成為了一名全職的編劇、作家。從記者、作家跨界到編劇，西蒙花了多年時間向制片人湯姆·豐塔納（Tom Fontana)學習如何寫劇本，如何選擇演員，如何在片場成為有用的存在。豐塔納告訴他，這會是值得的，“你成為一名制片人是為了保護你的寫作。”

后來，西蒙制作出了被廣泛譽為“電視史上最偉大的劇集之一”的劇集《火線》，曾任美國總統的奧巴馬在公開場合都毫不吝嗇對其的喜愛。《火線》里處處是《兇年》和《街角》的影子。故事還是發生在巴爾的摩，但每一季關注的都是這個城市不同的行業發生的故事。

西蒙常說《火線》是關于當代魅惑社會，特別是“原始、不受負擔的資本主義”，如何貶低人類的節目。第一季講警察與毒品，第二季將鏡頭轉向了港口和工會，尤其是那些長時間失業的工人階級，第三季聚焦毒品交易，特別是毒梟之間的幫派發生的沖突，以及如何影響政治和社會，第四季通過四名初中生的視角去探討公立學校系統、美國的教育體制。第五季，西蒙回歸老本行，以老東家《巴爾的摩太陽報》為背景，再現媒體行業背后的故事，新聞機構在經濟壓力之下如何影響報道的質量，甚至將社會問題簡化成娛樂性話題。

《火線》從未獲得過艾美獎，也并不是一部熱門的電視劇。但它卻廣受好評。美國作家雅各布·韋斯伯格（Jacob Weisberg）宣稱《火線》是有史以來最好的美國電視劇：“沒有其他節目能像這部節目那樣遠程完成任何事情，即以偉大文學的范圍、觀察精度和道德視野描繪一個美國城市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生活。”

對于《火線》，西蒙說“我們壓根沒想拍警匪劇”，他的野心是宏偉的。《火線》是他一直向觀眾展現的一個關于“美帝國衰落”的故事，他力求通過這些故事去直言不諱地說明當下美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不再可行。

在巴爾的摩的一檔公共廣播節目中，西蒙說“我一生中做過的任何事情，包括打掃我的房間，都完成了，因為我要向人們表明他們搞砸了，錯了，而我他媽的是宇宙的中心。”這并不是他第一次在公開場合發表一些看似激烈的言論或笑話，他一邊說著憤世嫉俗的話，一邊寫作冷峻的社會現實。他用一種極端的義憤去表達，他并非因為覺得世界可以被他拯救而去寫作，而是因為他受夠了這個世界的荒謬，必須說點什么。

《火線》的上映揭示了巴爾的摩陽光下的黑暗，巴爾的摩的居民批判該劇“陰暗”，只展示犯罪與毒品。但西蒙認為“沒人能靠一部劇定義一座城”，這是一個普世化的故事，呈現的是美國社會的問題，不止巴爾的摩，無論是圣路易斯、克利夫蘭還是芝加哥的觀眾，都能在劇里看到自己城市的影子。

寫作不僅是個人的表達，更是一種責任。這是大衛·西蒙從小就堅定不移的信念。當記者是他覺得那是一份“上帝的工作”，他想揭示真相、改變社會、維護正義，但多年的現實讓他認清，世界難以被改變，但我們至少要讓人們看清真相，理解問題的根本。他用冷峻的筆寫體制的失敗、社會的崩塌、人性的掙扎，但他本人卻如同《街角》中努力幫助孩子們與命運抗衡的基層社區工作者艾拉一樣，在進行希望的抵抗。

主要概念

1.書籍、報紙類

《兇年》Homicide: A Year on the Killing Streets

《街角》The Corner: A Year in the Life of an Inner-City Neighborhood

《火線》The Wire

《華盛頓時報》The Washington Times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華盛頓星報》The Washington Star

《巴爾的摩太陽報》The Baltimore Sun

《鉆石背》The diamondback

《塔特勒》The Tattler

《圖書館雜志》Library Journal

《新聞日報》Newsday

2.公司類

美國時代鏡報公司 Times Mirror Company

3.獎項類

艾德加·愛倫·坡獎Edgar Allan Poe Awards

4.人名類

大衛·西蒙 David Simon

多蘿西·西蒙Dorothy Simon

伯納德·西蒙Bernard Simon

大衛·米爾斯David Mills

貝麗卡·科貝特Rebecca Corbett

拉托尼亞·金·瓦倫斯Latonya Kim Wallace

比爾·林賽 Bill Lindsay

弗蘭·博伊德Fran Boyd

加里·麥卡洛克Gary McCullough

迪安德爾·麥卡洛克DeAndre McCullough

雅各布·韋斯伯格Jacob Weisberg

湯姆·豐塔納 Tom Fontana

參考資料：

1.   耶路撒冷郵報（以色列最暢銷的英語日報和閱讀量最大的英語網站）

HBO系列的創作者David Simon討論了他的猶太教成長、他的角色和他的動機 2010-11-16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15035407/http://www.jpost.com/Jewish-World/Jewish-Features/Pulling-no-punches-down-to-The-Wire

2.    來自 simon的個人網站（絕望的大膽）：泡菜和奶油

http://davidsimon.com/pickles-and-cream/

3.    樂趣歸結為《The Wire》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0924072907/http://www.dailyprogress.com/lifestyles/article_40cfad7f-8544-57a2-9109-3de44696c689.html

4.偷走生命：“The Wire”背后的十字軍東征者（紐約客）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07/10/22/stealing-life

5.《火線之下：大衛·西蒙談巴爾的摩、新一季HBO劇集、市政府的批評者、前雇主《太陽報》與工人階級的衰落》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20910154119/http://www2.citypaper.com/news/story.asp?>

6.    給我一個英雄：與大衛·西蒙的問答，《The Wire》的創作者和前《巴爾的摩太陽報》記者談到了一場歷史性的公共住房斗爭、種族以及是什么讓白人“瘋狂”。https://www.propublica.org/article/show-me-a-hero-a-qampa-with-david-sim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