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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普雷斯頓：深耕科學的非虛構作家

2025-05-29 12:59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文｜黃雪萍

指導老師｜劉蒙之

排版｜鄭梅英

理查德·普雷斯頓（Richard Preston）身系安全繩，頭戴安全帽，在一片茂密的樹林中，他的暗紅色格子襯衫成為了綠色樹林中的一抹亮色。他的眼神專注而堅定，左手拿著一個綠色小本，這是他為了自己的非虛構作品《野樹》在觀察，記錄所見所得。

他的身后是郁郁蔥蔥的樹林，高大的樹木和茂密的枝葉構成了一個天然的屏障，陽光透過樹葉灑下斑駁的光影，在他的身后形成一道分界線，仿佛是已知與未知的邊界。

自然而然地寫作之旅

1985年，理查德·普雷斯頓在《紐約客》擔任作家，其多部著作源于在該雜志上發(fā)表的報道，包括《血疫》（The Hot Zone）等。30年來，《血疫》被翻譯成30多種語言，銷量超過300萬冊，成為關于埃博拉病毒最具影響力的非虛構作品。2001年，普雷斯頓獲得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頒發(fā)的“防疫斗士獎”，成為歷史上首位以非醫(yī)學背景獲此殊榮的人。此外，小行星 3792 Preston 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普雷斯頓于1954年8月4日出生于馬薩諸塞州劍橋市。大約在四年級時，他被書里的世界所吸引，認為書籍是逃避害羞的一種方式。雙手摩擦著翻動書本，他感受到紙張粗糙的質(zhì)感，聞到書本微濃的紙屑味，在書中發(fā)現(xiàn)真理，汲取知識。與書本世界的連接讓他對科學、自然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與深厚的感情。

普雷斯頓的作品主題涉及強大自然力量，試圖感受自然的力量。他在《新新新聞主義：美國頂尖非虛構作家寫作技巧訪談錄》（The New New Journalism: Conversations with America's Best Nonfiction Writers on Their Craft）書中提到：“我從小就對科學和自然很著迷。科學包羅萬象：巨大的人文激情、沖突、大自然本身的奇跡。它不是關乎事實的，而是關乎我們不知道的一切。”

普雷斯頓把對科學、自然的熱愛與寫作融為一體，《初光》（First Light）聚焦天文學家探索宇宙邊緣的光，講述了科學家在天文學研究過程中的經(jīng)歷和成就；《血疫》深入探討了埃博拉病毒的危害，揭示了病毒的起源、傳播以及人類對抗的過程；《野樹》（The Wild Trees）講述了海岸紅杉樹和瀕臨滅絕的生物圈的命運。

普雷斯頓曾在大學期間閱讀過約翰·麥克菲的書（John Mcphee）——《到鄉(xiāng)下來》（Coming into the Country），他被文章優(yōu)美的段落吸引。1979年，他申請麥克菲開設的“事實文學”（Literature of Fact）寫作課，這門課是著名的文學新聞記者“培養(yǎng)器”。執(zhí)著的種子在他心中蔓延，仿佛荒蕪的土壤中悄然生根的希望。在普雷斯頓的再三懇求下，麥克菲最終同意他加入這門課程。

麥克菲自1975年以來一直在普林斯頓教授“事實文學”。這門課程每年春天對普林斯頓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二年級學生開放，經(jīng)過挑選，最終只有16名同學可以跟隨麥克菲學習。

麥克菲十分重視文章的結構。在課程中，他會繪制水平線、圓圈、線條等圖案，簡單、明了地說明一篇文章是如何組合的。他要求學生通過閱讀討論和練習寫作技巧，參加《紐約客》（ The New Yorker）作家伊恩·弗雷澤（Ian Frazier）和馬克·辛格（Mark Singer）等客座講師的演講。在課程外，他會在作業(yè)中詢問學生對段落、結構的概念。“‘告訴我你對段落的概念。’他曾經(jīng)在一篇文章的空白處寫道。我不擅長結構，但這是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他稱我為直覺敏銳的作家，這給了我信心，讓我在結構方面更加努力。”2000屆畢業(yè)生莉莉絲·伍德（Lilith Wood）說。

麥克菲嚴謹、負責的做事態(tài)度影響了他的教學角色。在學生面前，他不僅是老師，也是編輯。作為老師，他會一字一句地批改每份作業(yè)，用鉛筆做標注，圈出需要調(diào)整的內(nèi)容，在空白處寫滿評論。作為編輯，批改完作業(yè)后，他會與學生一對一面談，互相交流想法，存在相左的意見時，他會認真地傾聽學生的想法，他的評論是建議，而不是指令。

麥克菲細致、優(yōu)質(zhì)的教學內(nèi)容影響了普雷斯頓對寫作的態(tài)度。他在麥克菲的指導和教學下，他逐漸展現(xiàn)出自己與生俱來的寫作天賦，并認為“現(xiàn)在想來，正是這門課啟發(fā)我改變方向，最終成為一名非虛構寫作者。”1987年，在麥克菲的介紹下，普雷斯頓為《紐約客》撰寫了他的第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很快被刊登，這標志著普雷斯頓為《紐約客》雜志工作的開始。

如果說普雷斯頓內(nèi)心深處對科學與自然的熱愛是他探索未知領域的動力，那么麥克菲的“事實文學”課程則是他寫作路上的照明燈，讓他能夠在筆尖與紙張的摩擦下肆意地表達想法、記錄所見所聞。

在現(xiàn)場挖掘事實

真實只會在現(xiàn)場的黑夜里閃閃發(fā)光，不會平白無故的出現(xiàn)在白紙上，關于科學的內(nèi)容更不會無端端地成為作家填滿紙張的寫作素材。普雷斯頓基于知識、細節(jié)和事實采寫內(nèi)容，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對事實的挖掘和核查都浸入了他對寫作的極致追求。

如何獲取更多有效、高質(zhì)量的信息？普雷斯頓決定前往現(xiàn)場為自己解疑。

1985年，普雷斯頓開始創(chuàng)作一本關于天文學的非虛構作品，天文學的專業(yè)名詞很多，僅是關于星系、星團等概念的介紹，就足以讓人望而生畏。

文學與科學的深度結合，對普雷斯頓的知識儲備和專業(yè)能力都是極大的挑戰(zhàn)。他的方法是成為一名愛跟隨老師學習的“臨時研究生”。他通過閱讀專家推薦的書單獲取知識，保證自己能與科學家進行有效、專業(yè)、有深度的交流，挖掘更多的細節(jié)。除了閱讀書單外，普雷斯頓說：“我會叼著筆記本在望遠鏡內(nèi)部爬來爬去，筆記本上不但能看見我的牙印，還能看見飛馬牌望遠鏡潤滑油留下的油漬。”這種親力親為的細致觀察，讓他深入挖掘事實，真實地還原天文學家們的工作場景和科學研究。

科學研究具有不穩(wěn)定性，研究者需要忍受漫長的等待和無盡的期待，這種等待伴隨著孤獨與寂寞。寫作同樣要忍受孤獨和寂寞，需要堅韌的毅力。在蕭瑟的冷風中，普雷斯頓與天文學家一起度過了許多寒冷、寂寞的夜晚。他在黑暗中寫下筆記，在繁星的見證下寫出了自己的第一本非虛構作品《初光》。

1989年11月，美國弗吉尼亞州雷斯頓城發(fā)生了一起埃博拉病毒事件。對科學和自然的執(zhí)著似乎不斷催促著普雷斯頓邁動步伐，走向真相。這顆探尋科學和自然的種子不斷地在普雷斯頓內(nèi)心里生根發(fā)芽，漸漸長成參天大樹，頂破他的心房。他毅然地來到非洲，心中充滿了對埃博拉病毒的好奇、充滿了想要破除的疑問，迫不及待地想要探尋真相。

根據(jù)醫(yī)院的病例等資料，普雷斯頓用冷靜、形象又令人膽戰(zhàn)心驚的筆觸，還原了1980年僑居于肯尼亞的法國男子夏爾·莫內(nèi)（Charles Monnet）生命中的最后15天，病毒如何一步一步摧毀這名強壯男子的身體。

“肝臟是黃色的，有些地方甚至液化了——就像死尸的肝臟；仿佛莫內(nèi)還沒死就變成了一具尸體。”普雷斯頓寫道。

他通過采訪一步一步重現(xiàn)事實，通過深入奇塔姆洞穴（Kitum Cave）再現(xiàn)場景，這不僅滿足了他的好奇心，更將故事呈現(xiàn)在觀眾眼前。執(zhí)著和好奇心讓他對病毒的每一個特性都充滿了興趣，仿佛在剝落洋蔥，通過不斷地靠近和挖掘，一層一層地靠近病毒的秘密和疑問，揭示病毒的奧秘。

1993年，普雷斯頓在向導的帶領下，驅車穿越東非大裂谷，穿過有“艾滋病公路”之稱的金沙薩公路，深入埃爾貢山的奇塔姆洞穴。這個洞穴是埃博拉病毒的疑似發(fā)源地之一，也是《血疫》一書的開頭人物莫內(nèi)的感染地。

洞口周圍，濃密的植被像忠誠的衛(wèi)士，層層疊疊地圍繞、守護著這片土地，綠意盎然。巖石和碎石隨意地散落在洞口附近，有著一種未經(jīng)雕琢的美感，是大自然不經(jīng)意間留下的痕跡，也是這片土地歲月變遷的見證。在這里，每一個角落都充滿了故事，每一片樹葉、每一粒沙石都可能承載著某種不為人知的秘密。這種神秘感和未知感，吸引著那些渴望探索、渴望發(fā)現(xiàn)的心靈，去揭開大自然神秘的面紗。

洞穴內(nèi)部的黑暗與外部的光明形成鮮明對比，黑暗中仿佛隱藏著未知的危險。普雷斯頓穿著防護服和呼吸面罩，全副武裝地進入這個未知、漆黑的洞穴。

普雷斯頓對埃博拉病毒的好奇已經(jīng)超越了對死亡的恐懼，他說：“在肯尼亞，我去了莫內(nèi)最可能感染上病毒的那個洞穴，我去了內(nèi)羅畢醫(yī)院，到了他倒下的急癥室。在調(diào)查中，我一路上拍照，幫助自己更好地理解真實場景是怎樣的。我收集到了很多有關他的信息，譬如，那只棲息在他房屋頂上的鳥，所以我能夠描述這些。我寫的有關莫內(nèi)的每一件事都是真實的、精確的。”

他越過洞內(nèi)形狀不一的落石，撫摸洞內(nèi)晶瑩剔透的晶體，想象莫內(nèi)在洞中的經(jīng)歷，跨過大象的糞便，在最后一塊面壁發(fā)現(xiàn)了齊膝的蜘蛛。洞內(nèi)的灰塵逐漸逼近他的防護面罩，他眼前的光景漸漸模糊，仿佛帶著莫內(nèi)未盡的生命一同進入這個到處都是“埋伏”的洞穴。他在《血疫》中寫道：“奇塔姆洞在森林生物體系中扮演了一個角色，但誰也說不清究竟是什么角色。”這種對未知的坦誠，恰恰體現(xiàn)了科學探索的本質(zhì)。

無論是對細節(jié)的還原，還是真相的追求，或是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都融入了普雷斯頓大量的心血和精力，他執(zhí)著地尋找真相，試圖把自己作為方法論將完美、真實的故事呈現(xiàn)給觀眾。

對自然的敬畏

20世紀，人類對自然的過度開發(fā)和控制導致生態(tài)破壞，如砍伐森林、開墾荒地、建設城市和道路等，使野生動物的棲息地遭到破壞。

人類利用科技手段征服大自然，忽視了人類在絕對力量面前的渺小。普雷斯頓對自然的態(tài)度與眾人截然不同，他敬畏大自然，試圖用文字提醒眾人：“在我寫的書里，總有強大的力量回旋在我所講的人類故事上方——使人類物種相形見絀的主題。”

1992年，普雷斯頓關于在西非地區(qū)爆發(fā)的埃博拉病毒的長篇報道在《紐約客》雜志刊登之后，轟動一時。1993年，他前往肯尼亞實地考察，深入病毒核心區(qū)域采訪親歷者，第二年完成了《血疫》。

對于科學題材的非虛構作品而言，如何將復雜內(nèi)容簡單化是對作者的巨大考驗。普雷斯頓在描述病毒和自然現(xiàn)象時，大量運用比喻、擬人等修辭手法。“科學寫作本身是困難的，因為很多人不懂科技。因此我頻繁運用比喻。我總是將科技和人聯(lián)系起來，和人的行為、希望和恐懼聯(lián)系起來。”他說，“除此之外，我會保持我的語言簡練。”

他將埃博拉病毒比作“狀如長蛇的病毒粒子”“仿佛繩索般纏結的病毒粒子”“尚有嚼頭的意大利面條”，這些生動形象的比喻和描寫使病毒和大自然有了真實的參照，讓讀者直觀地感受到病毒的可怕，增強了觀眾對病毒的害怕、大自然的敬畏感。

1994年，《血疫》出版，該書出版后迅速登上《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非虛構類暢銷書榜，并連續(xù)61周占據(jù)暢銷書榜單。

“《血疫》被許多西方讀者誤解為：大量傳染病都來自貧窮落后的非洲，當?shù)厝丝偸菧S為病毒的受害者。而西方人去非洲幫助他們，承受了巨大危險與犧牲，仿佛他們是發(fā)達國家的健康威脅”。這種居高臨下的評論脫離了普雷斯頓寫《血疫》的既定軌道，并非他深入報道埃博拉的本意。

如果說《血疫》是對病毒本身的追索，那么《血殤》則聚焦于人類與疫情抗爭的復雜圖景。2020年，普雷斯頓帶著對埃博拉病毒的擔憂，出版了《血殤》，他專注于當?shù)蒯t(yī)護人員和專家所做的一切。在《血殤》中，他用矛盾和沖突再現(xiàn)當?shù)蒯t(yī)護人員的努力；用直白、鋒利的語言描述埃博拉病毒對城市帶來的影響，“交通癱瘓。食品供應短缺甚至斷流。學校關閉。人們由于害怕感染而不去超市”。

傳染病傳播迅速，一個地區(qū)的疫情可能迅速蔓延至全球。普雷斯頓主張政府的主導作用——測試、生產(chǎn)疫苗，以及更好、更有效地檢測疾病。他認為：“當一種對人類具有威脅性的病毒蔓延時，那些占有比較多資源的人們和社會中最弱勢的人一樣脆弱。所以，我們必須考慮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向他們提供比較好的醫(yī)療服務，不僅僅是出于人道主義，也是為了保護我們自己。”

普雷斯頓的作品以非虛構寫作的形式，將科學、自然緊密相連，揭示了人類在自然面前的渺小與脆弱。他的寫作是對人類文明的深刻反思，他通過對細節(jié)的挖掘和對真相的執(zhí)著追求，展現(xiàn)了自然的偉大力量和人類的復雜情感。

普雷斯頓的文字不僅是科學事實的呈現(xiàn)，更是對人類與自然關系的深刻追問。他通過對埃博拉等致命病毒的深入描寫，以及對自然現(xiàn)象的生動比喻，讓讀者直觀地感知到自然的力量和生命的脆弱，引導讀者重新審視人與自然的關系，激發(fā)人們對生命和自然的敬畏之情。

正如普雷斯頓所言：“人類只是大自然的一個物種，我們也受大自然力量的制約。當?shù)厍蛏先丝跀?shù)量太多、城市太擁擠不堪時，大自然最典型的干預手段是——一種病毒出現(xiàn)并引發(fā)瘟疫，然后殺死其中一部分人，人口數(shù)量因此驟降。你在昆蟲世界中常常可以看到這種情況，這就是病毒在大自然中扮演的角色。”

主要概念

理查德·普雷斯頓 Richard Preston

約翰·麥克菲 John Mcphee

夏爾·莫內(nèi) Charles Monnet

伊恩·弗雷澤Ian Frazier

馬克·辛格 Mark Singer

莉莉絲·伍德Lilith Wood

奇塔姆洞穴 Kitum Cave

“事實文學”Literature of Fact

普林斯頓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

《到鄉(xiāng)下來》Coming into the Country

《初光》First L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