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你好，這里是《文明之旅》節目，歡迎你穿越到公元1060年，大宋嘉祐五年，大遼清寧六年。

這已經是嘉祐五年了，距離宋仁宗去世，還剩下最后三年。這個時候的仁宗皇帝，身體其實已經非常不好，在朝堂上見大臣的時候已經不怎么說話了，做決策只靠點頭搖頭。但是，搶在今年，他還是辦成了一件大事：他對原來的《舊唐書》不滿意，于是另起爐灶，新為唐朝修了一套史書，這就是我們現在在《二十四史》里看到的《新唐書》。

要知道，在中國古代，為前朝修史，可不是搞文學創作，那是一件政治大事。相當于給前朝辦了葬禮，所有的是非功過、經驗教訓都替前朝捋明白了，放心地去吧，新朝代可以接過法統繼續往前走了。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明朝修《元史》。朱元璋1368年在南京剛即位，北邊和蒙元的仗還沒打完呢，就馬上下令修《元史》。那真是：為元朝送行，一分鐘也不想耽誤。這部《元史》210卷，160多萬字，規模不小啊。但是花了多少時間呢？前后兩次加起來，總共用時331天，還不到一年，就干完了。就這么倉促。所以《元史》修得就亂七八糟，漏洞百出，甚至還有為同一個人寫了兩篇傳記的情況。有人說，若論質量，《元史》在二十四史里墊底。

但是，《元史》的質量這么爛，明朝朝廷、清朝朝廷都沒想過要去重修。而關于唐朝的史書，明明已經有了一部《舊唐書》了，為什么宋仁宗還要再修一部《新唐書》呢？

是因為《舊唐書》質量差嗎？有這個因素。宋朝人挑了《舊唐書》的一大堆毛病，什么沒有章法啦，詳略不當啦，文采不好啦，事實凌亂啦，等等。但就像剛才說的，再差，也不會比《元史》更差。

實際上，后來的歷史研究者對《舊唐書》更重視。道理很簡單，《舊唐書》是五代時候編的，兵荒馬亂的，活兒不細，就把找來的史料抄抄就得了，這反而落下了一個難得的優點，就是保存了大量唐代的原始材料。

關于《舊唐書》的價值，別的不說了，舉一近一遠兩個例子，你感受一下。

近的，只隔了十幾年，司馬光在編《資治通鑒》的時候，關于唐朝的歷史，主要參考的，就不是《新唐書》，而是那部原始史料更豐富的《舊唐書》。

遠的，到了700多年后的清朝乾隆年間，編《四庫全書》，覺得《舊唐書》的價值很大，于是又放回了正史的序列里，這才湊成了我們今天經常講的《二十四史》。在此之前，是沒有“二十四史”這個說法的，都是所謂的“十七史”，或者“廿二史”的說法。

所以，《舊唐書》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也沒有差到必須廢棄掉，然后再編一部的程度。那問題來了：奇怪，為什么宋仁宗一定重編這么一部《新唐書》呢？

《新唐書》之新

為什么宋仁宗要重修一部《新唐書》？這個道理估計你也猜出來了：這不是一個學術問題，這仍然是一個政治問題。

《舊唐書》是五代時候的后晉修的。這就給宋朝人帶來了兩重尷尬。

第一重尷尬是：后一個朝代給前一個朝代修史，同時也就意味著繼承了前朝的法統。如果唐史是由五代修的，那五代就繼承了唐朝的法統，大宋朝就只能繼承五代的法統?？墒牵宕茄葋y世啊，大宋朝覺得不長臉。宋朝人有時候甚至都不管它們叫“五代”，而稱之為“五季”。古人排行，伯仲叔季，“季”是老小、末尾的意思。五季就是說這是個末世，或者是唐代的末尾，過渡性的，不能算是一個朝代。

還有一層尷尬，就更嚴重了?！杜f唐書》不僅是五代人修的，而且是五代中的后晉人修的。梁唐晉漢周，誰修的都能忍，唯獨這個后晉不能忍。因為在這五個朝代中，只有后晉是被北邊的契丹扶植起來的，還給人家當了兒皇帝，還割讓了燕云十六州。那你想，大宋能承認后晉在中原帝國的法統傳承中的地位嗎？那豈不是讓大宋在法理上也要矮大遼一頭嗎？是可忍孰不可忍？

所以，一了百了的方法，就是干脆新修一部《新唐書》，讓大宋直接對接到大唐的法統上去。

但是，奇怪的是，按說《舊唐書》是五代時候兵荒馬亂的條件下編的，當時文化人的水平有限，朝廷能投入的資源也很少，前后也就花了五年時間，有各種缺點很正常。而《新唐書》呢？那可是在大宋朝國力鼎盛的時候拉開架勢干的，從慶歷四年（1044年）一直編到了嘉祐五年（1060年），這可是17年的時間啊，參與編纂的人也是宋祁、歐陽修這樣的大家。資源夠、時間長、人才多，最終產品的水平應該很高才對。

但是，《新唐書》歷來遭受的批評非常多。

比如，批評《新唐書》的文筆不好，說文章疙里疙瘩看不懂。

這說的是誰??？主要說的是宋祁。要說別人，也就罷了，說宋祁文筆不好，小心讓宋朝人聽見，被他們恥笑。為啥？因為宋祁幾乎是個狀元。為啥說“幾乎是”？當年考進士的時候，宋祁實際上考了第一，他的哥哥宋庠考了第三，大家一看，弟弟壓在哥哥頭上，不合適，要不狀元讓他哥哥當吧？但大家還是心知肚明，若論才學，宋祁其實就是個狀元。

你可能會說，能考上狀元，文筆也不見得好啊。但宋祁可是寫過“綠楊煙外曉寒輕，紅杏枝頭春意鬧。”我當年上學的時候，這是老師重點講的例句，說怎么用好通感：用一個“鬧”字來形容樹枝上盛開的花，真是神來之筆。沒錯，這首《玉樓春》就是宋祁寫的。后面幾句也好：“浮生長恨歡娛少， 肯愛千金輕一笑。為君持酒勸斜陽，且向花間留晚照?！睂懗鲞@種句子的人，怎么可能文筆不好？怎么可能寫文章疙里疙瘩？

但是，別忙著下結論。如果你自己去看《新唐書》，宋祁主要是負責《列傳》部分的寫作，這個問題還真是挺嚴重的。

舉個例子，比如寫一個人把門鎖了，然后把鐵融化了倒在鎖眼里，讓人打不開門。同樣這個事，司馬光的資治通鑒里寫的是“手鎖其門，熔鐵錮之”，很好懂，即使是文言文水平一般的人，看著這幾個字應該也不難理解。但是你看宋祁在《新唐書》里是怎么寫的：“液金以完鐍（jué）”。

“液金”，就是把金屬變成液體，“鐍”是鎖，完鐍，就是讓鎖變完整，什么意思？哦，就是把金屬溶液倒進鎖眼里，讓它變成個鐵疙瘩。要不是同樣的意思被同樣是宋朝人的司馬光也寫了一版，我們差點以為文言文本來就這么難呢。奇怪，宋祁為啥非要這么寫文章？寫書人何必為難讀書人？

據說就連歐陽修，也去開宋祁的玩笑。有一次，歐陽修跑到宋祁家里，在墻上寫了幾個大字：“宵寐匪禎，札闥洪休?！彼纹羁窗胩煺f，這不就是“夜夢不祥，題門大吉”，一個人夜里做了個不祥的夢，然后就跑到門上寫了上上大吉？何必非要標新立異，寫得那么難懂呢？歐陽修說，那你看看你《新唐書·李靖傳》里的這句：“震霆不暇掩聰”，不也是這么難懂嗎？

啥意思？換個說法你秒懂，迅雷不及掩耳。震霆不就是迅雷嗎？不暇，不就是沒時間、來不及嗎？掩聰，聰不就是耳朵嗎？迅雷不及掩耳多明白，宋祁為啥非要“震霆不暇掩聰”呢？

是啊，宋祁為啥非要這么寫呢？

這個地方，我順便強調一句，我讀歷史，對自己有一個要求：不管看到什么現象，都決不要歸因于古人傻，或者是古人壞。如果覺得自己在智力和道德上比古人強，讀書讀出了優越感，讀出了一身的驕矜之氣，那還真不如不讀。同樣道理，宋祁之所以把《新唐書》寫成這個樣子，絕不會是因為他寫文章的能力不行，一定是另有原因。

其實跳出來一看就明白了：這是因為矯枉過正。宋祁這種遣詞造句的風格，是因為他在反對駢文的路上走得太遠了。人有時候表現出來的奇怪的姿態，不是因為他出了什么問題，而往往是因為它在抵抗、在反對另一個東西的時候，太過用力而已。

宋祁生活在古文運動的潮流中，從唐朝的韓愈、柳宗元開始，直到宋朝的歐陽修、蘇軾才完成，那是一個持續了300多年的文風改革過程。在《文明之旅：1057》，我們簡單講過它的脈絡。古文運動的主張是什么？反對浮華的駢文，主張寫散文。但是你想，反對浮華，就會往質樸無華的路子上走，一旦矯枉過正，就很容易變成晦澀難懂。比如韓愈的文風，就有點“奇險怪澀”“佶屈聱牙”。

宋祁其實也是這場古文運動中的一員。他反對駢文到什么程度？他在編《新唐書》的時候，居然把唐朝所有的朝廷詔令，全部都刪了，就因為唐朝的這些文件是用那種對仗的四六句駢文寫成的。要知道，二十四史里的《史記》《漢書》，都大量保存了原始的朝廷詔令啊。宋祁不管，不能讓這種唐朝的歪風邪氣吹過來。說刪就刪。那如果有的駢文表達的信息很重要呢？宋祁的辦法是，那我就用散文替古人再寫一遍。至于是不是原話，不重要。說改就改。

在宋祁、歐陽修這些人看來，《新唐書》不僅是一部史書，還是搞文風改革的一片試驗場?！缎绿茣返暮芏鄦栴}，其實根子就在這里。不是不會寫，而是偏偏就要就這樣寫。

比如，歐陽修在古文運動中，特別強調文風要簡潔。他負責寫作《新唐書》的“本紀”部分，也就是皇帝的傳記，為了體現文風簡潔，《新唐書》本紀的篇幅還不到《舊唐書》的三分之一。怎么樣？歐陽修藝高人膽大，《舊唐書》寫的啰里八嗦的事情，用三分之一的字數，一樣能說清楚。但是，有人就批評了，這是簡潔，但刪了很多的關鍵信息啊。比如，一件事情，光寫年份，把原來人家《舊唐書》里面的那個春夏秋冬都給刪了。就為了省那一個字，后來讀歷史的人，很多重要的時間線索就沒了。

再比如：《舊唐書》里面原本有這么一段記載，武則天問狄仁杰，朕要一個好漢，你有推薦的人選嗎？到了《新唐書》這里，這個表述就改了，可能是覺得“好漢”兩個字太粗俗了吧，改成了武則天說朕要一個“奇士”，奇人異士。雖說是文雅了那么一些，但是代價呢？唐朝人口頭時候說話的那種生動感，就沒有了。

《新唐書》類似的問題還有很多。這些問題的根子都不是因為編寫水平，而是因為宋祁、歐陽修們有一種強烈的風格主張。你想，自己寫的文章可未必能傳之后世，而為朝廷編寫的正史，那傳下去的概率就高太多了。他們要在這來之不易的一畝三分地上搞各種書寫實驗，要讓千秋萬代看看，什么才是好的儒家文風。

至于對后世的歷史研究者來說，這部《新唐書》好不好用，普通讀者覺得它好不好讀，這不是他們首要關注的問題。就像法國哲學家鮑德里亞說的，寫作嘛，“日常語言是一只家禽，寫作就是要把它重新變回野種?！卑扬L格彰顯得足足的，讓后人都感受到這種主張的力量，才是他們的追求。

他們這么做對嗎？

這里再強調一下我對自己的那個要求：決不輕言古人的是非對錯。為啥？不是怕說錯了。而是一旦在古人的是非里選了邊、站了隊，就很容易錯失讀歷史給我帶來的最大好處。

什么好處？活得長啊。人生不過百年，要想活得長，除了保持身體健康之外，很重要的一個方法，就是看到更多人的活法，理解更多人的活法，把他人的生命裝載到我這短暫的一生里，讓自己有機會突破個人經驗的邊界。

臺灣歷史學家王汎森寫過一本小書，書名就叫《歷史是擴充心量之學》?！靶牧俊?，這是一個佛家的術語，就是我們內心世界的廣闊性和包容性。心量怎么擴大？光靠知識不行。心量，是被我們看到的更多人的活法、更多的生命狀態撐大的。如果我們凡事都力求要給古人一個評價，你對、他不對，那是用我的是非標準來衡量古人，那是借古人的故事又夯實了一遍我原有的價值觀，爽是很爽，但是，我的心量并沒有得到擴充啊。這個損失可就大了。

就拿我們今天說的宋祁和歐陽修來說，他們的《新唐書》被吐槽了。那我們選擇去看什么？是去看他們的漏洞，還是試著去理解他們？你會發現，他們之所以對一些現象痛心疾首，是因為他們對一些價值愛不釋手；他們之所以拼命地反對一些東西，是因為他們在堅決地捍衛另一些東西；他們之所以一不小心走了極端，是因為他們作為一個理想主義者活得很認真、很用力。

他們離世將近一千年了，他們不需要、也不在乎我們的辯護。理解他們何以如此，是為了我們自己，是為我們自己的心智增添了一筆財富。所以，我才特別喜歡菲茨杰拉德的那句名言：“檢驗一流智力的標準，就是看你能不能在頭腦中同時存在兩種相反的想法，還維持正常行事的能力?！笔堑?，既能欣賞《滕王閣序》那樣的優秀的駢文，又能理解宋祁歐陽修這代人對駢文的嫌棄，這樣的觀念在我們的腦子里并存得越多，我們的心量才越大。

好，回到《新唐書》。其實，語言、文風，還只是枝節問題，后人對《新唐書》還有一個更大的質疑——崇尚春秋筆法的歐陽修啊，你真的是在寫一本可信的史書嗎？

《新唐書》之真

如果仔細分辨，你會發現，中國的史學脈絡中其實是有兩個傳統的。

第一個叫“秉筆實錄”，有什么寫什么，重在真實。哪怕是皇帝辦了錯事，也得如實記下來。宋朝歷史上有一個著名的故事，說有一次宋太祖趙匡胤在后花園拿彈弓打鳥玩呢，有大臣說有急事求見，那就見吧，結果什么急事都沒有。太祖就急了，逗我玩呢？這大臣還犟嘴，我這事再不急，也比你打鳥玩兒著急。太祖什么脾氣？當時就動了粗，把那大臣的牙打下來兩顆。這位不急不忙彎腰把牙撿起來收好，太祖說，怎么著？你還留證據呢？你還告我去不成？這位大臣說了，告你，我是沒地兒告你了，但是，寫歷史的人會記下一筆的。你等著。趙匡胤說，算了算了，哈哈哈哈哈，一邊賠錢一邊尬笑。你看，皇帝也害怕史官秉筆直書，這就是所謂的“實錄”傳統。

但是別忘了，中國史學還有第二個傳統叫“春秋筆法”。說白了，歷史不是記敘文，本質上它是議論文。歷史記錄的每一句話，甚至一詞一字，都是暗藏褒貶。

表面看起來，這兩個傳統不矛盾，都是為了讓那些我們在現實中奈何不了的人物，讓他們多少有點敬畏?，F在你隨便，咱們將來在歷史書上給你拉清單，就問你害怕不害怕千秋的悠悠史評？

但是，在寫歷史書的實踐中，這兩個傳統，還真就有矛盾的時候。

關于“春秋筆法”，最著名的例子，是《左傳》上記錄的春秋時候晉國的一件事。當時晉國負責記載歷史的史官大筆一揮，寫下了五個字，“趙盾弒其君”，趙盾大逆不道殺了自己的君主。趙盾是個很不錯的人，殺國君的人不僅不是他，他還老被國君欺負。趙盾大呼冤枉，我哪有？我沒殺。史官說，你是朝廷里的最大的官，你逃亡又沒有逃出國境，說白了你既然在境內，就有責任，你回來后又不主張討賊，總之你職責有虧，我作為史官，不寫你弒君我寫誰？孔子聽說了這件事，就發了兩條彈幕，第一條表揚這個史官，說就該這么寫，是誰的責任就寫誰。第二條表揚這個趙盾，你雖然無辜地背了弒君的鍋，但是你成全了史官的原則啊，你也不錯。

回到當時的情境，你會發現，史官這么處理，確實有他的道理。家有長子國有大臣，國家出了事，不責成你們這些有權有地位的人負責到底，難道就譴責幾個動刀動槍的小毛賊就完事了？所以寫趙盾弒君，有當時的政治實用性。而孔子補的彈幕評論也很有用，把各方的是非曲直也都捋明白了。

但是，你意識到一個問題沒有？如果沒有后來《左傳》的這一通解釋呢？如果歷史真的只留下這五個字：“趙盾弒其君”呢？那除了趙盾個人的冤枉之外，歷史的真相可就被徹底掩蓋了。所以你看，“春秋筆法”和“秉筆實錄”這兩個原則之間，其實是有矛盾的。

這就要說到歐陽修的《新唐書》了，這類的春秋筆法，在《新唐書》里就特別多。

比如，他覺得安祿山就是安史之亂的罪魁禍首，那按照春秋筆法，就應該啥都說安祿山有責任。所以，《新唐書》里，安祿山派手下人去打的仗，歐陽修一律寫成是安祿山在打仗。什么“祿山陷京師”、“祿山陷潁川郡”，等等，你看這些文字的時候，都能感覺到歐陽修的那個恨哪，是一顆釘子一顆釘子地要把安祿山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但問題是，這些仗不是安祿山親自打的呀，你這么寫歷史，有沒有想到要給后來研究歷史真相的人帶來多大的麻煩？

再比如，歐陽修當時不喜歡佛教，所以把《舊唐書》中關于佛教大師，神秀、慧能、一行等高僧的傳記全部刪掉，甚至連玄奘大師的事跡也全部刪掉。所以，玄奘大師西域求法，后來在大雁塔下翻譯佛經的事，你在《新唐書》里是找不到的。我不喜歡，所以我就不記錄，用不記錄來表達一個態度。

再比如，歐陽修特別討厭宦官，那就不好意思了，有關宦官的部分就別怪我寫得繪聲繪色了。

要知道，在這本《新唐書》之前，中國的歷史書對宦官的評價還是相對客觀的。比如，同樣是二十四史里的《后漢書》，它寫宦官，就是一分為二的，里面的人有奸佞，也有忠良。對啊，宦官嘛，就是一個人群嘛，里面當然是各種人都有，這才符合我們的常識啊。甚至到了宋代，編那套《冊府元龜》的時候，也還是這樣。關于宦官的事跡，共分成16個門類。其中居然也有什么“賢行”、“忠直”、“才識”這樣的門類，都是表揚好宦官的，而負面的門類只有四個，什么“ 朋黨” “ 恣肆” 之類的。

但是，到了歐陽修的《新唐書》，宦官作為一個人群，總體上就被徹底否定了。歐陽修說，宦官都是小人，都很猥瑣。為啥？因為他們身體殘缺啊，所以性格陰柔，一肚子壞水。要么就是狗咬狗窩里斗，要么就是狼狽為奸，一起干壞事。帶著這樣的觀念寫作，結果就是《新唐書》大大增加了寫宦官的篇幅，《舊唐書》寫宦官1.29萬字，《新唐書》增加了1萬字，2.36萬字。別忘了，這可是強調文風簡潔的、惜墨如金的歐陽修的作品，這算是下了血本了。其中寫了宦官21個人，有學者專門點算一下，只有兩個人沒有劣跡。

類似的問題，在《新唐書》里還有很多。你可能會說，這還算正常吧？不過就是一個寫書的人，利用自己手里這點權力，通過對事實的選擇性書寫來表達自己的觀點而已。

沒這么簡單。這背后，其實是一種我們今天已經不太熟悉的觀念。關于什么是真實，歐陽修這一代古人的看法跟我們不完全一樣。

在公元1020年的《文明之旅》節目里，我們曾經講過歐陽修身上發生的一件小事。簡單回顧一下：

話說幾年前，范仲淹去世，范家的后人就找到歐陽修，請他為范仲淹寫一份墓志銘，這份囑托是很重的，相當于要寫一份文件，為范仲淹蓋棺論定。等歐陽修寫出來了，范家后人就不干了，說您這文章里怎么說我家老爺子最后跟呂夷簡和解了？呂夷簡是我爸的死對頭啊，還“歡然”和解？沒有的事兒，我爸爸從來沒有和他和解，拜托歐陽叔叔把這句刪掉。歐陽修說，哎，這是我親眼所見，你一個小屁孩，你知道什么！

最后的結果是：范家刻碑的時候，就自作主張把這句話刪了；而歐陽修看到之后，就公開宣稱，這篇文章不是我寫的。你看，本來關系那么好的兩家人，最后為這么件事鬧得很僵。

這就牽涉到事實本身了。按照人之常情，范仲淹死的時候有沒有和呂夷簡和解，他兒子應該是最清楚的。因為如果沒有確實的把握，他兒子也沒有必要這么堅持。所以，大概率是歐陽修在歪曲事實，或者說，在“制造事實”。問題是，他為什么這么做？他有很多理由，為了朝局安寧，為了范呂兩家的關系等等。

就像趙冬梅老師在一次演講里的說法，這其實是一種“功利主義的真實觀”。什么意思？這是中國古代文人的一種特有觀念，他們相信文字的力量。就像“春秋筆法”一樣， “一字之褒，榮于華袞；一字之貶，嚴于斧鉞?！彼裕瑒e以為文字只能是現實世界的記錄，不，這個邏輯關系可以反過來的，文字可以是改造世界的工具，我可以通過重新塑造文字來影響現實世界。所以呢？

所以，“傳統時期的真實觀，它允許甚至鼓勵對于事實的漏略、揀選和重新編排。 當然，我不能說傳統中國是不追求真實的，這句話本身其實是錯的，只是說傳統中國所追求的‘真實’，和我們今天理解和追求的‘真實’是不一樣的。傳統中國并不追求僅僅符合客觀發生的真實，這就是我所說的傳統中國的真實觀?！?/p>

聽到這里，估計你心里有點不舒服。事實就是事實，假話就是假話，怎么還有什么傳統中國的“真實觀”呢？

還記得我前面打過的“預防針”嗎？別急著判斷古人的是非對錯。理解古人為什么這么做，也許可以擴充我們的“心量”。再看一眼這本小書的封面吧：《歷史是擴充心量之學》。

下面我們就花一點時間，來努力理解一下：為什么“功利主義的真實觀”，也是一種可行的真實觀。

另一種真實觀

首先我們要來問一個問題，絕對真實的歷史可能嗎？你還別說，在歷史寫作中，還真有這么追求的。

梁啟超先生的《中國歷史研究法》里面提到過，有一位美國歷史學家要編一部加利福尼亞州的歷史，那怎么做史料上的準備呢？首先，這個作者非常有錢，而且還得投入全部家當，花畢生的時間，把資料都搜集齊，才能開始動筆。那資料搜集到什么程度才算齊呢？從政府到企業到家庭的所有檔案、賬本，能買的都高價買下來，人家要是不愿意賣，就得想法借過來抄寫，還得雇很多助手，找活著的當事人去做訪談、做口述。幾年下來，搜集的資料裝了整整十間房，再給這些資料進行分類，到了這一步，可以動筆寫了。梁啟超先生感慨，這種風格的歷史寫法，我們是不可能學的了。對啊，如果要把史料搜集到這個份兒上才能下筆寫作的話，那中國歷史的研究者就只能啥也不干了。

而且，稍稍一想就知道，你把這些檔案搜集到了，這還只是加利福利亞這段歷史上的九牛一毛。往小處一看，很絕望，因為你無法保證這些檔案記載的準確性；往大處一看，更絕望，如果寫一小段加州史都這么困難，那要寫美國史呢？世界史呢？那就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了？

英國學者柯林武德，既是一個大哲學家，也是一個大考古學家。他的自傳里寫，自己在英格蘭參與了很多考古挖掘，面對著那些古羅馬時代的建筑、錢幣、瓶瓶罐罐，就產生了一個思考。這些考古挖出來的東西，它是歷史上客觀存在過的，這沒錯，但只要把它們都搬到博物館里面，它們就自動成為歷史了嗎？不，那還只是一堆事實的碎片。柯林武德舉了個例子，你要是記錄一場演講的歷史，你應該記錄什么內容呢？“演講者音調的高低、座椅的軟硬、第三排那個老紳士的耳朵好不好”，這些都是客觀事實，但是，把這些東西拼起來，難道就是這場演講的歷史嗎？

柯林武德最后提出了一個非常深刻的解釋，他說，“一切的歷史，都是在歷史學家自己的心靈中重演過去的思想?！边@個句子有點長：歷史學家在自己的心里，把過去發生的事，重新演一遍，這之后才形成了歷史。

對，歷史不是過去發生的事實，那些事實是不可能被重現的，歷史是“思想”。

那些考古出來的文物、檔案、歷史上形形色色的人物事件，都只能是歷史學家的服化道和演員，歷史學家才是那個真正的導演，他要導出來的那個電影，是給現代人和未來的人看的。

請注意，在西方歷史學的傳統里，這也不只是柯林武德一個人的觀點。我們熟悉的，還有意大利哲學家克羅齊說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還有一句是英國歷史學家希爾說的，叫做：“每一代人都要重寫歷史，因為歷史不會變，但現實一直在變?！逼鋵嵍际且粋€意思：歷史不是過去事實的記錄，歷史是以過去事實為材料而對現實和未來講的故事。

說完了這些西方人的觀點，我們回頭再來看以歐陽修為代表的中國古人的“功利主義的真實觀”，是不是就好理解一些了？對他們來說，歷史也不過就是材料，使用這些材料，是為了解決他們這一代人面對的問題。

就像我前面舉的那個例子，歐陽修為什么要那么寫范仲淹的墓志銘？為什么非要說范仲淹和呂夷簡最后完成了和解？有很多種解釋：為了兩家后人能和平相處；為了重塑大宋朝堂上的政治氣氛；為了給后人樹立一個榜樣，等等。不管是哪個目的，其實我理解，歐陽修都是在落實孔子當年對君子的一個要求。這是《論語》里的一個故事。有一次，子路問孔子，什么是君子？孔子說，就是那種用很恭敬的態度來提高自己修養的人，修己以敬。子路不依不饒，說這就夠了？孔子說，那就再加倆字吧：安人，修己以安人，不僅要提高自己的修養，還要用這種修養來讓周邊的人各安其位。

大概是在二十年前，有一位長者跟我講，很多辦企業的人，都搞錯了努力的方向，以為業績增長才是目標，其實那是很難持續的。搞創業、做事情，只有一個目標值得追求，那就是孔子講的這四個字：“修己安人”。讓自己在做事的過程中，境界越來越高，順便讓周圍的人過得越來越好。還記得，那個瞬間，我突然覺得，“修己安人”這是一個好高的做人要求啊。

追求真實，當然也是一個好的原則。但是，只要在現實世界里，你會發現，它經常是不得不為“修己安人”這個更崇高的目標讓路的。

比如，有位姑娘在朋友圈里發了一張自己的美照，然后發了一段話：“最近休假，在讀《史記》，寫得真好啊。剛讀到唐朝。”哈哈。假設，這個姑娘是你的一個熟人，你會怎么回復她的這條朋友圈？堅持是非標準？指出她的錯誤？《史記》壓根就沒寫唐朝？換了你我，要么不說，要么就說：“開卷有益。太高興你喜歡讀歷史了。”是的，我們這么回復，可能沒有堅持是非，也漠視了事實，但是我在“修己安人”。

最后說一個我在漢武帝的傳記《有為》里讀到的段落：

話說漢武帝到了晚年，覺得自己這輩子真是太牛了，擊敗了匈奴、封禪了泰山，各種大功告成，那真是拔劍四顧心茫然，自古以來，就沒有自己這么牛的人。但是有一個人，漢武帝心里還是挺羨慕的，誰啊？黃帝啊。就是黃帝、炎帝的那個黃帝。為啥？因為據說黃帝最后成仙了。漢武帝身邊的那些方士，天天就勾引著他學黃帝，學求仙。

那好，現在司馬遷要寫《史記》，請問他會怎么寫黃帝？

我原來沒注意到，經這本書提醒，才發現原來司馬遷寫了兩個版本的黃帝。在《封禪書》這一篇里，借各種方士之口，寫了一個最終羽化登仙、得道長生的黃帝。但是，在《五帝本紀》里，他又寫了一個最后像凡人一樣死掉了的黃帝：“黃帝崩，葬橋山”。

是的。同一本書，同一個作者，里面有兩個截然不同的寫法，你說，哪個是真實的？

你也別忙著說死掉的那個黃帝是真實的。其實，司馬遷距離傳說中的黃帝時代，比我們距離司馬遷還遠呢。在當時的知識水平下，他哪兒知道黃帝到底是死了還是成仙了？

司馬遷這么寫，哪個是真實的，其實一點也不重要。他以殘破之軀，在漢武帝崇拜黃帝、瘋狂求仙的時代氛圍里，在《史記》的第一篇里，在那么醒目的位置上寫下“黃帝崩，葬橋山”六個大字，黃帝死了。就這六個字，你感受得到司馬遷的那種頂天立地的勇氣吧？

這種勇氣，在中華文明的傳承過程中，伏脈千里，一直都在啊。

今天我們介紹了兩種歷史的真實觀，一種秉筆直書，一種春秋筆法，一種事實為大，一種觀點先行。我沒有為任何一種真實觀辯護的意圖，我只請你看到它們在中國古人那里同步存在的現實。如果你還要問，那到底哪個對呢？或者，你和我一樣，看見那種制造事實的歷史書寫方式，多少有點不舒服，那我們就來一起朗誦菲茨杰拉德的那句話吧：“檢驗一流智力的標準，就是看你能不能在頭腦中同時存在兩種相反的想法，還維持正常行事的能力?！?/p>

祝你我都有這樣的能力。

這就是我在公元1060年為你講的一段有關歷史書寫的故事。我們公元1061年再見。

致敬

本期節目的最后，我想致敬司馬遷。后世很多批評者，說史記寫的不全是真實，有很多小說家筆法，比如《項羽本紀》里寫鴻門宴，那么精彩的細節，恐怕少不了司馬遷的腦補。這究竟是歷史的真實，還是小說的虛構，司馬遷寫史記，追求的是僅僅是真實嗎？他在寫給朋友的那封信——《報任安書》里說得特別清楚：

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仆竊不遜，近自托于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人類為什么要寫歷史，讀歷史？司馬遷說得多好啊——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就是中國人的真實觀。致敬司馬遷，致敬真實的，或者不盡真實的歷史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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