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一場體育比賽，一場大型運動盛會絕不僅僅是關乎體育運動本身。參賽的雙方，遵守的比賽規則，所比賽的項目，參與比賽的運動員的膚色人種、出身環境都可能構成相關因素……殖民主義、社會與權力結構，以及民族主義都可能反映在體育賽事中。體育是社會的一面鏡子，是對整個文化的表達。

巴黎奧運會開幕式上的女騎士沿塞納河騎行。

澎湃新聞：您的《體育與文化人類學》這本書深入剖析了體育與殖民主義的聯系，書中指出：“（奧委會）決定納入或不納入某些項目的依據不僅是體育與非體育的本質特征區別，還包括文化背景的不同以及話語權的懸殊。”長期以來，發達國家壟斷了體育活動的傳播媒介，掌控了體育文化話語權，讓人們對本土傳統運動失去興趣。在您看來，這種局面是否有改變的可能？應該如何推動更多本土傳統運動？

龔方：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它關乎全球體育文化的多樣性與公平性。《體育與文化人類學》一書揭示了體育世界中不平等的文化權力結構，比如奧運項目的選擇機制，這種機制對非西方、非主流甚至非商業化的傳統體育并不友好。改變這一局面需要一個漫長且充滿挑戰的過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推動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行動將一些傳統體育項目列入保護名錄，國際奧委會（IOC）在努力吸納非傳統項目，奧運會逐步引入了沖浪、滑板、霹靂舞等新項目，雖然這些項目背后也有強大的國際商業邏輯。同時，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重視傳統體育作為文化身份與社會實踐的組成部分，而非單純將其視為競技手段。推動本土傳統運動發展，首先需要政策支持本土傳統運動的傳承、研究與創新。在學校和社區中普及本土運動，將其納入公共體育服務體系，提升“能見度”和“可參與性”。同時也可以利用社交新媒體形成有吸引力的本土體育敘事，鼓勵影視作品和紀錄片介入傳統體育展示，用視覺文化激發公眾興趣。學者可以通過文化人類學等路徑建構傳統體育的理論體系和價值邏輯，為其爭取更多話語空間，并且重新思考“體育”定義本身，突破西方現代競技體育的單一范式。如果能夠改變既得利益結構，實現從“文化保護”到“文化自信”再到“文化創造”的轉變，本土傳統運動也可以為全球體育注入更多的智慧與活力。

澎湃新聞：書中的一個重要主題是：體育與國家之間關系密切，例如奧運會和國際足聯世界杯曾經是作為對歐洲民族國家間戰爭和帝國遺產處理問題的解決方案而被提出舉辦的。能否請您舉例闡述下體育實踐與國家之間的關系，體育又是如何與民族、族群、種族等議題聯合起來的？

龔方：我在書中想要闡述體育不僅是一種身體實踐，它也是民族國家構建、族群認同塑造、權力博弈的場域。體育實踐從來都不是“純粹的中立”，它深植于國家政治、民族認同、殖民經驗和種族話語之中。自1896年現代奧運會復興以來，奧運會變成了一個民族國家“被看見”的舞臺：開幕式上每一個參賽代表團，頒獎儀式升起的國旗和奏響的國歌，都是國家象征系統的一部分。國家通過參與奧運來展示其“現代性”“文明進程”和“國際地位”。二戰后去殖民化運動興起，包括埃及、埃塞俄比亞和加納在內的12個非洲國家參加了1960年羅馬奧運會，它們通過體育宣告其新獲得的“主權身份”。美國田徑運動員湯米·史密斯（Tommie Smith）與約翰·卡洛斯（John Carlos）在1968年墨西哥城奧運會的領獎臺上舉起黑色手套，成為體育反抗種族主義的里程碑。這一舉動使得奧運會成為種族平等斗爭的舞臺，挑戰了“體育中立”的神話。在種族隔離時期，南非被國際奧委會逐出奧運會幾十年，體育成為反種族隔離斗爭的重要工具。蘇格蘭的兩大俱樂部——凱爾特人（Celtic）和流浪者（Rangers）之間的競爭也遠不止于體育。凱爾特人俱樂部代表天主教愛爾蘭移民后裔，流浪者俱樂部則代表新教的親英派，這場“老字號德比”實際上是民族、宗教與族群身份的交鋒，足球場成為身份政治的延伸。體育可以被視為一種“想象的共同體的實踐形式”——通過儀式象征國家身份被“想象”出來。體育為邊緣族群提供了反抗和表達身份的空間，同時也有可能加深對于種族和民族的刻板印象。

近年來，NBA球隊對于球員的“負荷管理”越發重視。球員會選擇在特定比賽休戰，這也引起了較大的爭議。

澎湃新聞：奧運會“更高、更快、更強”的格言代表著運動員挑戰自身極限的精神。但相較于僅僅關注自身的發展，現代體育更強調競爭，正如書中寫道：“傳統的”前現代體育具有禮儀性，但隨著工業社會的出現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對成績的強調……盡管兩者沒有直接聯系，但現代體育與資本主義是同時發展起來的，它們都由17世紀的科學革命和18世紀的數學創新所驅動。聯系到當下，以美國男子籃球職業聯賽（NBA）為例，許多運動員會為了追求冠軍或保持健康，戰略性放棄一些比賽，選擇休息。甚至有球員主動或被動擁抱數據分析，追求更高效的打法。在您看來，這種變化是否傳遞出運動員更為實際、理性的態度？他們的變化與挑戰個人極限的體育精神是否存在沖突？

龔方：我認為這關乎現代體育價值觀的演變，運動員角色的轉變，以及體育運動“挑戰極限”精神的重構。奧林匹克格言“更高、更快、更強”體現了一種追求極限、突破自身限制的理想化精神，它源于一種以個體身體為中心，強調自我超越的身體文化傳統。然而，現代體育不僅是一種身體實踐，它也是在工業化、資本主義、科學理性興起的背景下逐步確立的制度化結果。因此，“挑戰極限”不僅是個體意志的體現，它也被轉化為對“紀錄”和“效率”的執著，成為了一種被量化管理的精神。比如NBA球員的“負荷管理”、數據導向的比賽風格，確實體現出一種更理性和實用主義的態度。在漫長的賽季和巨大的商業壓力之下，運動員和團隊不得不考慮如何最大化效用、延長職業生涯、規避傷病。這種策略性行為看似背離了“每場都拼盡全力”的理想主義體育精神，但它同時也是一種現實環境下的自我保護和權衡。那么，這種“理性化”的運動員形象是否與“挑戰極限”的體育精神相沖突？實則沖突的一面在于傳統體育精神強調榮譽、犧牲與超越，尤其在奧運會舞臺上更具象征意義。而現實中的“負荷管理”似乎在回避犧牲，淡化了“每一刻都全力以赴”的浪漫主義。不沖突的一面在于挑戰極限的方式正在演變。在高強度的職業環境中，“極限”不僅僅是身體承載的極限，也包括對科學、戰術、團隊配合等要素的整合極限。運動員通過數據、科技和戰略手段，探索“最優解”，本質上仍在追求卓越。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看，現代運動員的“理性化”不是對體育精神的背叛，而是體育精神在新的社會結構下的再生產與轉化。他們不再是孤膽英雄式的浪漫主義代表，而是一個高度系統化體育體系中的一部分，其行為受限于更復雜的權力關系、經濟考量與技術邏輯。2021年國際奧委會正式將格言擴展為“更快、更高、更強——更團結”，以此強調團結協作和全球合作的重要性。

澎湃新聞：體育運動是對整個文化的表達，而殖民者也有意將自己的文化烙印到被殖民者身上。書中提到：“殖民者利用體育運動來使他們認為落后的殖民地人民變得‘男性化’，或者是將殖民地人民‘過度’的陽剛之氣置于英國人的殖民控制之下。但在殖民帝國體系開始崩潰時，體育也會變成提振民族主義情緒的建設動員工具。”這種演化是如何產生的？殖民地人民又是如何通過體育來建立身份，形成團結，并抵抗殖民統治？

龔方：我想這觸及了體育與殖民關系中的核心張力——體育既是文化控制的工具，也是文化抵抗的舞臺。在殖民地社會中，體育從“被施加的權力形式”演變為“自我認同與民族建構的方式”，這背后是復雜的社會、文化與政治動力。英國殖民者在殖民地引入橄欖球、板球、足球等“紳士運動”，稱其能培養紀律、克己、服從等“文明品格”。他們認為殖民地人民“懶惰”“非理性”，需要通過體育“塑造”成合格的“男性個體”與“臣民”。殖民當局常設立種族或階級分隔的體育俱樂部與學校，例如只允許白人參加的網球俱樂部，或在英式學校里設置精英體育課程。因此，體育制度成為殖民文化等級的一部分，體育賽事被用來象征帝國統一與力量，強化宗主國的“文化輸出”。

當然，隨著殖民體系的動搖，殖民地人民逐漸將體育轉化為抗爭與團結的工具。來自印度板球和牙買加田徑運動項目的殖民地運動員在競技中打破了“白人優越”的迷思，激發了民族自豪感。他們成為新興國家認同的象征，其勝利也被解讀為對殖民壓迫的反擊。殖民地人民起初模仿宗主國的體育制度與規則，逐漸發展出混合化和地方化的風格，這種再創造本身就是對西方體育霸權的文化回應。20世紀中葉，體育成為殖民地人民反抗的載體，南非反種族隔離運動通過抵制國際體育賽事來施壓政府。這種從被動接受到主動再造的演化，背后主要源自殖民地青年受到了民族主義思潮影響之后，體育成為其表達身份和共同體歸屬感的方式。歷史告訴我們，體育既能規訓身體，也能喚醒認同，“中性的”競技工具也是權力博弈與文化建構的深層場域。

澎湃新聞：當人們在生活中沒有更多選擇時，體育運動可能會成為謀生甚至獲得成功的最佳途徑，甚至可以幫助個人實現社會流動。然而，近年來許多報道指出，在不少項目上，培養一個頂尖運動員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和財力。例如谷愛凌、鄭欽文等運動員的故事更是佐證了這種觀點。在您看來，運動員的培養是否已經變得越來越精英化？

龔方：這個問題切中現代體育發展的一個核心悖論：體育既被視為“社會流動的通道”，又越來越顯示出其“精英化”的本質。培養頂尖運動員越來越依賴昂貴的訓練資源，如私人教練、先進器械、營養與心理輔導等。以網球、滑雪、擊劍、高爾夫等項目為例，早期訓練費用可能高達數十萬元，這讓體育更像是中產以上家庭才能負擔的“投資項目”。并且越來越多的運動項目傾向于“精英選拔前移”，兒童時期即開始專項化訓練。這種機制意味著家庭背景、信息獲取與資源調動能力成為決定成敗的隱性條件。谷愛凌的成功不僅依賴于自身天賦，也與她享有的跨國教育資源和家庭支持密切相關。她代表了一種當代的“新型體育精英明星”，但是這種成功路徑不易復制。足球、籃球、田徑等“低門檻”高關注的項目仍然是草根青年的主要奮斗通道，但這個通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且依賴偶然性和系統性機會的整合。而且城市與農村、沿海與內地、重點與非重點項目之間的資源分布不均，比如體操、跳水等傳統“金牌項目”有較完整的國家體制支撐，而許多群眾性項目缺乏相關的政策扶持。同時，社會流動的方向也發生了變化，過去體育是“向上流動”的跳板，現在即便成為職業運動員，也面臨商業回報、職業壽命與退役后的轉型難題。體育不再是普遍意義上的“成功通道”，而是一條高風險、高淘汰率的賽道。競技體育更像是“金字塔”，而非“廣場式”普及體系。精英體育不再只是“天賦+努力”，它也是“身體+資源”的整合體。身體資本呈現出明顯的分層化，這對青少年體育教育、職業導向以及體育的公共性都構成了巨大的挑戰。這也促使我們不得不反思如何在鼓勵精英競技的同時，保留草根的希望與通道，如何構建一個既能出成績、又能普惠公眾的體育體系。這里需要提到體校依然是中國體育結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它象征著我國體育體制的韌性與現實性。體校制度為農村、邊遠地區、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提供了改變命運的機會。很多孩子通過體育技能獲得教育和就業機會，體校成為“平民逆襲”的重要通道之一。

澎湃新聞：書中寫道：“美國大多數體育賽事的開幕式都會演奏國歌，觀眾則會注視升旗，這些儀式在全世界其他大型賽事也有出現，以至于民眾不會對此產生額外關注。”這種賽事前的儀式為何如此重要？這些儀式是否有助于人們建立對民族身份的想象？

龔方：大型體育賽事前的升旗、奏國歌、注視儀式，看似是“程序性動作”，但實際上它們是建構國家想象與民族身份的高度象征化行為。升旗與奏國歌將國家以視覺與聽覺方式具象化，在觀眾面前“登場”，讓抽象的國家成為可以感受與凝視的對象。這種儀式具有強烈的情感召喚力，尤其在體育這種“激烈對抗”和“榮譽競賽”的場景中，使民族認同與集體榮譽高度重疊。書中提到人們“不會對此產生額外關注”，這恰好是儀式作用的關鍵：它通過重復與習慣化將國家認同內化為身體經驗，不再質疑而是“自然”認同。正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體》中提到，國家就是被想象出來的，而體育儀式正是這種想象的日常建構手段。

在奧運會和世界杯這樣的國際比賽中，升旗和奏國歌強化了“本國”與“他國”的劃分，喚起民族共同體的情感歸屬。特別在頒獎儀式上，金牌背后的國旗與國歌被媒體放大，是“國家榮耀可視化”的關鍵時刻。觀眾在儀式中會出現同步的情緒反應：肅立、鼓掌、落淚，甚至敬禮，這些行為產生了一種“共同體身體感”。這種共情不僅是一時的感動，更是在潛移默化中強化了“我是這個國家的一員”的歸屬感。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通過“甲骨文、絲綢、印刷術”展示中華文明，傳遞出“古老而現代”的國家形象。國旗入場、少數民族代表、童聲合唱等表演傳達“多元一體、統一繁榮”的民族國家建構想象。這些儀式超越了競技本身，成為文化傳播與身份重塑的儀式性劇場。體育的“國歌時刻”不是簡單的序幕，而是一個微觀政治劇場，在每一次奏響和注視中，國家不斷被“再生產”。

澎湃新聞：伴隨著體育賽事規模的不斷擴大，其背后的問題也愈發嚴重。書中寫道：“工具理性對規范性反思和行動的支配使體育運動受到了嚴重的影響，其表現為運動員和觀眾的暴力行為、體育官員的腐敗以及某些項目中系統性地使用興奮劑。體育治理被金錢、部門談判和通過公共關系操縱辯論的工具媒體所主導。因此，體育政治中缺乏交流、大眾參與、批評性辯論和道德反思。”對此，體育哲學家摩根提出一個開明的實踐社區模型，并提出社區本身是體育發展的內在驅動力，摩根傾向于將其成員限制為運動員。在您看來，該模型在多大程度上能解決上述問題？隨著社區規模的擴大，它是否可能面臨同樣的考驗？

龔方：摩根提出的“開明的實踐社區”（enlightened community of practice）模型，旨在通過內部規范、自我約束和價值共識對抗外部的金錢、權力和操控。“實踐社區”模型來源于勒內·拉圖爾與溫格的“實踐共同體”理論。摩根將其引入體育研究定義為以運動員為核心，通過實踐中對美德、規則與道德反思的持續追問，構建一種自主、內在驅動的倫理共同體。“開明”的內涵意味著具備反思能力、審美理想與公共責任感，強調運動不只是競技，更是人格修養與社群建構的過程。運動員不再是被管理的“執行者”，而是體育倫理的“維護者與塑造者”。

摩根的理想是道德來自內部認同，而非外部強制，而現實的困境則是社區規模擴大后的稀釋效應。隨著參與者增多、地域擴展、利益復雜，內部共識難以維系，原本的小型道德圈層容易演化為新的“利益團體”。如職業運動員社團或球員工會，也會面臨博弈、分裂和談判，失去原初的倫理理想。并且摩根將“實踐社區”主要限定為運動員，但這在現代體育中是一個過于狹窄的視角。教練、裁判、觀眾、媒體、管理者同樣是體育文化的參與者，忽視他們容易導致新的權力失衡或“精英內圈主義”。隨著體育全球化、職業化，實踐社區不可避免要嵌入法律、媒體、市場與國際治理體系，純粹的倫理共同體難以獨立運作。今天摩根模型的價值在于它鼓勵運動員參與倫理討論、規則制定、興奮劑治理等，不再只是“被管理者”；同時吸納不同角色（觀眾、媒體、教練）參與道德議題，使社區成為一個“批判性倫理對話場”；在社區倫理基礎上“嵌入法律約束、媒體監督、教育引導的聯動”。摩根的“開明實踐社區”更像是對當代體育的倫理警鐘與理想鏡像，提醒我們不要把體育徹底交給資本，而要留下一塊可以思考“什么是好體育”的道德空間。

澎湃新聞：不知何時起，關注體育似乎與關注體育比賽畫上了等號，但正如書中所說，“體育文化研究”的分析焦點從有組織的體育運動轉移到舞蹈、鍛煉、休閑、娛樂及康復運動上。相較于競技，對于身體本身的關注是否一直處于被忽視的地位？

龔方：從歷史視角看，現代體育研究長期偏重于競技體育。這一方面源于競技體育的制度化和商業化，它具有高度組織化、易于量化的特征，容易成為社會學、經濟學甚至傳播學研究的對象。另一方面，在大眾媒介的推動下，“體育”幾乎等同于奧運會、世界杯、NBA等賽事，人們也習慣性地將“關注體育”等同于“關注比賽”。然而，“體育文化研究”正經歷一個轉向：從單一聚焦“競技”到廣義理解身體文化。研究者越來越意識到，日常生活中的健身、太極、廣場舞、理療康復等身體實踐也能夠體現人與身體、社會、自然之間復雜的文化關系。

而對于“相較于競技，對于身體本身的關注是否一直處于被忽視的地位？”這一提問，可以說“被忽視”既是事實，也是結構性的結果。首先是身體被工具化，在競技體育中身體被視為達成目標的工具。科學訓練、身體數據、技術手段讓“身體”淪為被控制和利用的客體，而非被體驗、被理解的主體。其次身體經驗被邊緣化，許多體育活動中的感官體驗、情緒流動、社會情境和文化意義常常被簡化，主流話語更關心“誰贏了”、“破沒破紀錄”，而不是“這項運動對人的身體感知和社會歸屬意味著什么”。不過近年來這種狀況正在改變，身體作為文化實踐和社會意義的載體，逐漸受到人類學、社會學、哲學、醫學……的關注，這種“重返身體”的取向強調身體的感知性、情感性和象征性，身體在性別、階級、種族、地域等結構中的地位，身體實踐背后的文化認同和社會變遷。今天對身體本身的關注正逐漸被重新發掘和賦權，我自己就對將“身體的關注”置于作業治療（Occupational Therapy, OT）的語境下反思健康實踐中身體的意義非常感興趣。在身體治療的主流實踐中，身體往往被理解為一個功能性的身體（functional body），也就是能否“做事情”的身體，而新的治療方式則將身體重新納入其社會文化語境中加以理解。

巴黎奧運會開幕式中的火炬手在城市中進行跑酷。

澎湃新聞：2024年巴黎奧運會的開幕式令人印象深刻，整個開幕式展現了多個社會議題。文化表演理論強調：儀式呈現出一種模棱兩可的狀態，貌似可以實現人們的某些愿景。儀式提供了一個出口讓參與者可以暫時擺脫社會規范的約束，反思并質疑現狀，這個過程中產生了高度人為和刻意的反身性……加強人們對社會核心價值信念的理解，為社會變革提供結構選擇，并模擬體現世界變化方式的具體情境。在您看來，巴黎奧運會的開幕式是否符合該理論？

龔方：這個引述非常契合維克多·特納（Victor Turner）等學者的“儀式與表演理論”，尤其是其中關于反身性（reflexivity）和社會規范的暫時懸置的觀點。巴黎奧運會開幕式嘗試突破傳統體育場的空間框架，將主舞臺設在塞納河，并將儀式帶入了城市的真實空間，這是一次對奧運儀式空間和社會結構的“邊界性”重構。傳統奧運開幕式多在體育場中舉行，而巴黎首次將開幕式移至塞納河沿岸及其核心地標群，如埃菲爾鐵塔、盧浮宮、協和廣場等，每一個地景背后都承載著法國的文化積淀與社會象征，巴黎奧運會開幕式與城市地景的銜接，是一次典型的文化表演實踐，它不僅在空間上打破了傳統“封閉場域”的模式，也在文化意義上激活了城市地景的象征力量，讓城市本身成為了一場反身性表演的主角。在這里“城市即舞臺”，觀眾和市民不再是“外部觀看者”，而是城市共同體的一部分，這模糊了“表演者”與“觀眾”、“中心”與“邊緣”的界限。船隊巡游的多元化形象（運動員、街頭藝術家、多族裔群體等）模擬出一個理想圖景，卻也讓人意識到現實中的一些社會問題。正是通過這種高度人為的儀式反身性，使人們得以暫時脫離社會常規，洞察其建構性與可變性。

傳統奧運開幕式往往以國家主義、英雄主義、秩序與統一為核心，但巴黎奧運會卻另辟蹊徑采用了“去中心化”的敘事方式。它將藝術、街頭文化、音樂、舞蹈、性別認同、多樣性議題融入正式儀式，削弱了對民族主義的象征陳列，試圖打破空間、敘事與情緒的標準化邏輯，以更“開放、包容、自由”的語言重新編碼“法國形象”。這種安排是一種儀式性的“規范暫停”，在其中人們可以暫時跳脫日常生活的秩序。奧運會不僅是體育競賽的平臺，也是全球化文化的展演空間。巴黎奧運會開幕式強調了包容性社會和反殖民與文化多樣性，是一種對“理想社會”的模擬與試演，呼應表演理論中關于“替代性社會圖景”的構建功能。當然，這一切也并非“自由無束”的表演。我們仍能看到對自由、博愛、平等“法國價值”的重新包裝，對“現代性與多元文化共存”的焦慮，對全球觀眾的文化外交意味。這也說明，即使是反身性的儀式，也存在“誰在主導反身性”的問題。從文化表演理論角度看，2024年巴黎奧運會開幕式確實構成了一種具有高度反身性的儀式性事件，通過模棱兩可與多元混合的敘事，挑戰常規社會結構，提供社會價值再闡釋與想象性建構的空間，它不僅是對國家形象的重塑，也是一個模擬社會轉型愿景的公共劇場。

《體育與文化人類學》；龔方/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