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端午節和兒童節都在周末！一邊是“五毒退散”的硬核民俗，一邊是“快樂無罪”的童心暴擊——到底誰能征服你家娃？是時候回顧一下《葫蘆娃》了，畢竟里面的很多角色都與“五毒”有關。

其實，端午節不只是吃粽子、賽龍舟，古人在這天其實也上演了一出對抗“五毒”的大戲。

《葫蘆娃》中的最大反派，金蛇精和蝎子精。

蜈蚣精和蟾蜍精，也是重要的配角。

壁虎，出場較少。

五月初五被視為“惡月惡日”——濕熱彌漫，毒蟲滋生，易發瘟疫（《荊楚歲時記》載：“五月，俗稱惡月，多禁”）。于是，古人用藝術創造出中國最早的“公共衛生視覺系統”。

五毒習俗反映出古人的生態智慧——通過觀察自然規律，在蟲媒疾病高發期強化衛生防護（如雄黃驅蛇、艾草熏蚊）。今日雖不再懼憚五毒，但其文化符號仍以藝術形式延續，成為端午的獨特記憶點。

《端陽戲嬰圖》宋 蘇焯

這幅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的《端陽戲嬰圖》中，畫了三嬰兒，一兒右手以繩系蟾蜍（五毒之一），左手執折枝雙榴（五瑞之一，下文會作相關介紹），與另一個兒童嬉鬧。容貌圓渾可愛，筆致工穩，設色淳雅。

《端午圖》（局部）清 羅聘 

這些看似嚇人的蛇、蝎、蜈蚣圖案，實則是生存智慧與藝術天才的完美結合。

讓我們揭開這些“恐怖圖案”背后的文化密碼。

五毒圖鑒：古人的“危險生物名單”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五毒”是一個重要的民俗概念，既有自然崇拜的色彩，也蘊含驅邪避疫的智慧。這份“危險生物名單”可不是隨便列的，每個成員都“身懷絕技”。

普遍認可的核心成員有五位 ：蛇（代表毒液攻擊） 、蝎子（尾針致命） 、蜈蚣（多足劇毒） 、壁虎（古人誤認為其尿液有毒）、蟾蜍/蜘蛛（不同地區有差異，北方常含蟾蜍，南方或替換為蜘蛛）。

五毒藝術實則是古人的“公共衛生海報”，它的科學內核是“雄黃酒驅蛇、菖蒲熏蚊”。

圖像具有不可控制的情緒潛能，能記憶那些無法用語言加工的內容。這些看似夸張的藝術處理，實則是古人將公共衛生知識編碼成視覺符號的高明手段。

以藝術驅魔：從恐懼到創意的神奇變身

但這里面又蘊含著一層矛盾美學——既恐懼又崇拜，用藝術“封印”毒蟲（比如把蝎子繡在肚兜上，寓意“毒不過身”）。

清 方士庶 《端午即景圖軸》

清代方士庶的《端午即景圖軸》玩了一把“黑轉粉”，創新性地將艾草與紅蛇、蟾蜍、毒蜂并置，通過工細筆法展現“祛病除毒”主題，畫面中蟾蜍昂首瞪眼的形象尤為突出。這種動物題材的加入，反映了清中期“午瑞圖”對民俗信仰的吸納——蟾蜍雖為五毒之一，但有藥用價值（治療疳病、狂犬傷毒），使其轉化為祥瑞符號。

民間年畫

蘇州桃花塢年畫更絕，安排上演“舌尖上的五毒”，堪稱古代版食品安全海報。

記憶編碼：端午藝術的“文化DNA”

為什么這些“恐怖圖案”能流傳千年？因為它們被植入了中國人的“文化操作系統”。

看到五毒圖案時，別忘了——這可能是人類最早的“公共衛生視覺系統”，一場持續兩千年的全民防疫藝術運動。

【符號固化程序】

清 王時敏《端午圖軸》

“五瑞”（通常指菖蒲、艾草、榴花、蜀葵、蒜頭，有時也有梔子花）作為抑制“五毒”的植物系統，在郭似壎、王時敏等畫家作品中形成穩定組合。

而任伯年、齊白石筆下的“艾草+菖蒲”組合，就像今天的品牌logo，一見就知道是端午。

清 任伯年《端午圖》

任伯年《端午圖》用沒骨畫法描繪了艾草、菖蒲、蜀葵、枇杷、大蒜、鱖魚等端午元素。

明 陳栝《端午即景圖》

也有刻畫萱草、蜀葵、石榴等端午時令植物的作品，陳栝的《端午即景圖》以湖石為背景，花卉元素穿插其中。

清 郎世寧《午瑞圖》

郎世寧的《午瑞圖》“中西合璧”，用西方靜物畫風展示粽子，成為跨文化記憶的錨點。

【情感喚醒模式】

可以說，菖蒲、艾草、榴花、蜀葵、蒜頭等端午辟邪植物的入畫，顯示藝術家通過筆墨實驗參與符號傳統的修正與傳承。這種代際間的圖式傳遞，使端午記憶獲得文化延續性。

徐揚《端陽故事圖》冊（八開） “懸艾人”

“裹角黍”

“觀競渡”

清代《端陽故事圖冊》用八幅畫打造習俗流程圖，堪稱古代版“節日指南”。記錄射粉團、懸艾人、裹角黍、觀競渡等習俗。“射粉團”游戲據說是唐代端午節從宮廷內流出的：剝開幾個用艾草汁浸泡過的黃米角黍，切成小塊放在漆盤中，讓客人們用特制的小弓箭射粉團，射中者得食。

而像《龍舟奪標圖》等作品不僅記錄競賽，更構建了集體狂歡空間。

《龍舟奪標圖》（局部） 元 佚名

五月初五的端午龍舟競渡。《十二月月令圖 五月》清 佚名 

今天的我們不再畏懼五毒，卻依然通過藝術復刻它們——或許是因為人類始終需要一種具象化的載體，來安放對未知風險的集體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