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載云：1938年出生于上海。1962年畢業于莫斯科動力學院電機系。曾長期在上海電纜研究所工作，歷任副所長兼總工程師、電纜所高級顧問等職，現任中國電工技術學會理事、電線電纜專業委員會主任，中國通信學會會士，上海通信學會有線傳輸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電器工業協會電線電纜分會通信電纜及光纖光纜專家委員會主任委員，政府特殊津貼享受者。曾兼任上海浦江纜索廠董事長，1995年因參加南浦大橋工程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

1956年踏上去蘇聯留學的路

我出生于上海一個普通家庭，父親是一個愛國的電信工程師，母親是個職員，當過打字員、秘書。全家靠薪水為生，家境屬于小康水平。1942年當我還是個四歲頑童的時候就開始上小學，這并非是由于我天資聰敏，而是因為學校離家很近，家里子女又多，早些上學可以讓父母少操心。上海解放后，我在上海市立育才中學讀初中。

和平的環境、舒適的家庭、良好的社會風氣、嚴格的學校教育，加上黨和國家對我們“長在紅旗下”年輕一代的親切關懷，使我在中學時代獲得了較全面堅實的基礎教育和共產主義思想的教育。受到家庭（主要是父親）和學校教育的影響，我很自然地選擇了一條“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道路。高三畢業時，我很想去報考軍工專業，但在畢業前不久，我出乎意料地被學校推薦報考并錄取為留蘇預備生。當時選拔考試，我們高中畢業班可以去21人，比例還是很高的，我的成績在班上屬于中上水平，家里也很支持我去，我就去同濟大學考試，沒想到考上了，全家都很高興。

從我1954年踏上北上的列車，跨過長江、黃河到北京上學起，我才真正意識到要開始獨立生活，這也是我思想走向成熟的起點。那時，我國正值第一個五年計劃經濟建設時期，依靠我們自己的努力，加上蘇聯等友好國家的支援，第一個五年計劃順利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迅猛推進，這就迫切要求國家盡快培養出一大批精通社會主義建設業務的專業干部和管理干部。鑒于當時的個人目標和國家、社會、家庭的目標相當一致，所以，我在學習、生活、鍛煉各方面情緒都很飽滿，對未來充滿希望。到了北京俄專，我就開始發奮努力學習。經過一年的努力，加上年紀小、記性好，我的俄語水平大有長進，考試成績在班級名列前茅。

1955年夏，因當時留蘇名額有限，組織決定要我留下暫緩出國，我的思想也沒有什么波動。在留蘇預備班學習的第二年，我當上了85班的副班長，負責俄語學習。1956年，我踏上了去蘇聯的路，順利進入莫斯科動力學院電機系學習。組織上原決定要我出國去學焊接技術，可是到了臨出國前要我改學電纜專業。當時，我對電纜一點都不了解，更不要說感興趣了?？墒?，六年的專業定向培養，很自然地讓我對這個原本陌生又輕視的電纜產生了感情，并且從初步的興趣發展到了事業認同感。

留蘇期間我獲得了一項發明專利

留蘇期間，我的主要任務是學習，首先要使俄文過關，其次是要應付測驗、考試。1957年11月17日，毛主席赴蘇參加慶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會。我十分幸運地在列寧山上莫斯科大學的禮堂里聆聽了他對我們留學生的著名講話，非常激動。毛主席當時教導我們“一要身體好，二要學習好，三要工作好”，這句話一直伴隨著我直到現在。1962年，我以“全優”的成績畢業，還在蘇聯獲得了一個“作者證”（發明專利證書）。

 范載云在蘇聯

當時，我的畢業設計是針對埃及“阿斯旺水壩”電站工程而設計的“220kv全鋁高壓電纜及其終端”的項目。在進行畢業論文設計實習期間，我看到了蘇聯電纜研究院三室科技人員進行了大量有關塑料絕緣電力電纜研究的情況。在對大量絕緣切片顯微觀察和工藝記錄的分析后，我得出了“用現有的擠出工藝制造實心塑料絕緣是無法消除貼近內導體表面的絕緣夾雜和氣泡”的結論。在平時和該室同事的討論交流和爭論中，我大膽地提出了采用塑料骨架加壓充氮的高壓電纜新結構和新工藝的設想，并用學到的理論，收集到有關材料和數據進行了驗證、計算和設計，結果出乎意料地說服了我的論文指導導師和他的同事們。他們覺得我的這個建議很新鮮，有一定的價值，他們還認為可算作發明創造，應當去申請“作者證”，即要求承認這個發明是可行的，是有價值的。我通過黨支部書記向中國駐蘇聯領事館留學生黨委請示處理意見。經組織研究決定，按蘇聯導師意見辦理。于是，我的發明專利于1963年獲得批準，證號為N0.153315，該結構證明是國際首創，用ST等負極性氣體絕緣的高壓電纜系當今傳輸容量最大的結構，最高電壓可達500kV，電流已達12000A。

在蘇聯留學的六年中，我的課余生活也是豐富多彩的，我曾到哈薩克的荒地上勞動過三個月，還獲得過一枚蘇聯共青團頒發的“墾荒紀念章”。我參加過莫斯科中國留學生的合唱隊，在我國第一位女指揮家鄭小瑛同志的指揮下上臺演出節目。在工廠、在農村、在校內、在校外，我處處感受到蘇聯人民對中國人民那種淳樸而真摯的友誼。

我的通信電纜事業從農村起步

1962年，我懷著實現我的“充氣高壓電纜”發明的美好愿望回到了闊別六年的祖國。在工作分配時，我向國家科委、一機部的有關領導表達了上述強烈愿望。他們說，分配到上海電纜研究所工作是實現這一愿望的最好機會。我服從組織安排，被調到了上海電纜研究所第四研究室從事通信電纜工作。這對我來說，是一項全新的工作，從強電專業轉到了弱電通信專業。

在黨組織的關懷和同志們的幫助下，我在“各行各業都要大力支援農業”的號召聲中愉快接受了當時在我們研究室內公認的最不顯眼的、沒啥水平的“農用直埋通信線”的研制任務。

當時，我在京滬兩城市的郊區進行了現場調查。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使我嘗到了甜頭，從調查中，我認識到生產的發展是科技發展的基礎和動力的源泉。1963年，我在北京郊區門頭溝調查時，發現當地的社員和干部都不要安裝電話，只希望每家能裝個廣播喇叭，因為那里生產不發達，社隊也沒有工、副業生產，以家庭為單位的小生產對電話沒有需求，但廣播喇叭可以聽新聞、聽音樂、聽戲劇，還可以當“鬧鐘”，家家戶戶都歡迎。

但是，到了四季青公社卻得到相反的結論，公社干部認為沒有電話沒法干活，原來他們是以個人種菜為主并且多種經營的公社，而且又有一定的社辦工、副業，商品生產較發達，所以通信工具成為社會化大生產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我借助精通俄文的優勢，很快消化了蘇聯有關“鋁芯塑料絕緣直埋通訊線”技術資料，同時又抓好了壽命試驗等技術關鍵，終于使這個課題在短時間內取得了成果。1964年訂立了部頒標準后開始全面推廣，而我也在這次課題中嶄露頭角，成為農用通信電纜的專家。沒想到，以此為起步，我在通信電纜行業一干就是30多年。

帶團談成國內首家光纖光纜中外合資企業

我曾帶團談成了國內首家光纖光纜中外合資企業，也就是現在的西古光纖光纜有限公司，這是參加工作后最令我驕傲的一件事。這家公司是由西安電力機械制造公司西安電纜廠和日本古河電氣工業株式會社共同投資興建，是國內第一家大規模生產光纖光纜的中外合資高新技術企業。

 1984 年 6 月 19 日，與日本古河電氣工業株式會社簽訂協議

20世紀80年代，我國光纖生產始終未能形成產業，為了扭轉這種局面，國家撥給我們800萬美元的經費用來搞光纖。1983年11月，日本古河電氣工業株式會社代表團訪問上海電纜研究所，商討今后相互交流和合作的事宜。而后，應日本古河電工的邀請，上海電纜研究所準備組團訪問日本，機械工業部決定讓通信電纜的產量占當時全國產量的近三分之一的西安電纜廠參加。于是，此次中國電纜技術代表團由上海電纜研究所、中國機械設備進出口總公司、中國電線電纜出口聯營公司和西安電纜廠等單位的8位同志組成，我任團長。代表團于1984年6月5日至19日訪問和考察了日本古河電工包括制造光纖光纜的千業制作所在內的多個線纜工廠，以及日本電報電話公司茨城通信研究所。

為便于比較，在此期間，我們還參觀訪問了日本住友電氣工業株式會社制造光纖光纜的橫浜工廠。整個談判的過程也是比較曲折的。光纖產業有5種技術，包括管內法、管外法、垂直法等，日本主要是垂直法的發明者，我們想要的就是日本的垂直法技術，它的優點是產量高，廢品率低。但是，這個技術日本不愿意給，他們只愿意給最簡單的管內法技術。我非常執著，對他們說：因為我是搞技術的，我一定要這個垂直法技術，如果你們不給的話，我們合約就不簽了。就在我們臨回國前兩天，我們談到了晚上12點多，最終還是與古河電氣工業株式會社達成了初步合作意向，6月19日在東京簽署了以光纖光纜技術為重要內容的有關協議。

1984年夏，日本古河電氣工業株式會社組團訪問考察了西安電纜廠和其他相關單位。此后，西安電纜廠代表與古河電工代表就光纖光纜合資項目的技術、商務和法律諸方面問題進行了多次交流和談判。上海電纜研究所作為中方的技術咨詢單位，除事先為西安電纜廠培訓部分技術人員外，相關人員還參與了其中的技術談判，并力爭將制造光纖預制棒的VAD（軸向氣相沉積）技術寫進轉讓合同。1986年7月3日，西古光纖光纜有限公司成立，并于1988年10月正式投產?，F在這個公司在原址歷經幾次擴產，已具有年產超過1000萬芯公里光纜的能力。

自行研發制造南浦大橋斜拉索

20世紀80年代，黃浦江的過江交通還只能依靠輪渡，落后的擺渡交通嚴重制約著上海的發展。于是，在黃浦江上建造南浦大橋的方案，擺上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案頭。

南浦大橋建橋方案的最大亮點就是凈空高度達46米，是中國當時凈空高度最高的橋梁。建成后的大橋不僅要“一跨”過江，而且要滿足黃浦江上5萬噸級輪船的通航能力，所以橋下不能有橋墩阻攔。只有采用世界上最先進的斜拉橋形式，才能依靠纜索拉力把整座橋梁騰空拉住。但是，當時的中國沒有任何一家廠家做過這種纜索，既沒有人才，也沒有技術。于是，上海把目光投向進口，向世界上能夠生產橋梁纜索的日本、德國、法國的企業詢價。外商看到中國有急需，便把2000美金一噸的價格，一口氣漲到了11000美金一噸，加上技術費、運輸費等，南浦大橋所需的1500噸纜索成品運到工地，總價折合人民幣1.7118億，達到了全橋總造價的20.88%。這對當時面臨一系列城市發展舊賬的上海來講，是一個難以承受的價格。

為了打破外國的技術壟斷和價格壓榨，上海決定自行研發制造橋梁纜索，這個異常艱巨的任務就落在了我們的頭上。起先，上海市政設計院找到了上海電纜廠的三車間，看到車間里約500米的車床，就決定要讓他們做纜索。但是，他們覺得很震驚，電纜和纜索完全是不相干的兩樣東西，一個這么粗，一個這么細，根本不可能完成。于是，領導找到了我，問我能不能干。我當時也不知道能不能干，但是我清楚，纜索和電纜還是有相似之處的，做電纜采用的是“拉包絞”工藝，做纜索也是差不多的。后來，我爽快答應了，讓他們拿一個纜索樣品來，過了一個月，我在試驗車間就做好了。在鑒定會上，當我們做的樣品和日本的樣品放在一起時，所有的專家都說我們的樣品是日本樣品，因為我們的很漂亮，數據也好。

 1991 年 11 月，上海南浦大橋建成

1988年，由機械工業部上海電纜研究所、上海市政工程設計研究院、上海市第一市政工程公司和南匯宣橋總工業公司等單位合資組建了上海浦江纜索廠，我兼任董事長。由于工期迫近，在“利用國內技術自力更生解決南浦大橋斜拉索制造方案”中，我們向市政府立下了軍令狀：“若未能及時交付南浦大橋核心受力構件——88對斜拉索，共計176根、重達1500噸的纜索成品，愿承擔政治與經濟責任?！笔潞螅瑓⑴c研發的技術人員都感慨：這就好比是“抱著炸藥包”上戰場！

當時，我把總項目分割成約40個子項目，采用獎金激勵政策，鼓勵大家積極工作?？萍脊リP的隊伍兵分兩路，充當“開路先鋒”，一路人馬研發橋梁纜索的原材料“預應力鋼材”，填補國內空白的新產品；一路人馬研發纜索制造的設備技術，拿出過得硬的“金剛鉆”。技術人員與工人們扭成一股勁，把鋪蓋搬到廠里，廢寢忘食，埋頭攻關，經常是晚上定方案，半夜就畫圖紙，早上就開始加工零部件。大家一口氣苦戰了6個月后，終于，330米生產設備開始安裝，并在45天內完成了任務。1989年11月完成了大橋使用的纜索交付。我們研制的纜索拉力能達到200%，長度采用激光切割，極為精密。由此，我訂立了企業標準，因為質量很好，市場上無需做廣告就廣受歡迎。

南浦大橋建成后，全長8364米、主橋長836米、主跨423米，是當時亞洲第一、世界第三的斜拉橋。1995年，南浦大橋工程還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從1991年12月1日通車以來，至今已在黃浦江上歷經風雨30多年了！

南浦大橋原先的設計車流量為4.5萬輛一天，但是隨著上海的發展步伐，南浦大橋的日車流量早已達到12萬輛以上。2016年，在南浦大橋纜索25年使用期限來臨之際，相關技術人員對纜索進行了全面“體檢”，除了對纜索的一些接連部件加以緊固外，沒有發現任何質量問題，還能繼續使用下去，這足以說明我們當時的技術還是過硬的。

擔任留蘇分會普希金合唱團團長

退休后，我積極參加上海市歐美同學會留蘇分會的活動。上海市歐美同學會自從1984年恢復活動后，留蘇分會就成為第一批分會，先后加入的留蘇學長有五六百人。蔡鎮鈺擔任了很長時間的分會會長，他是中國建筑大師，也是一位資深音樂愛好者，和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溫可錚是好友。他說，留蘇學長都喜歡唱俄語歌，現在大部分人都退休了，也有時間，就組織一個普希金合唱團吧。這一提議立即得到大家的熱烈響應。

1999年6月，在普希金誕辰200周年的時候，普希金合唱團成立了，推選我任團長，我在合唱團里唱男高音部。合唱團運轉所需的經費，都靠團員作貢獻。蔡鎮鈺會長就經常作貢獻，合唱團沒有鋼琴，排練不方便，他聽說某個地方有臺二手鋼琴轉讓，就自掏腰包1萬多元，請秘書長朱逸芳買了回來。當然，也有其他團員給合唱團提供募捐、贊助，我也曾拉來1萬元贊助。

留蘇學長都很有組織性紀律性，合唱團每次排練，幾乎都沒有人缺席。純正的俄語演唱是我們最大的特色，我們演唱的俄語歌曲超過百首，包括很多較新的俄語歌，如莫斯科奧運會閉幕式主題歌《再見，莫斯科》，又如電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淚》插曲《亞歷山德拉》、電影《辦公室的故事》插曲《我的心兒不能平靜》……好多歌曲連俄羅斯人都不會唱，但團員們都會。每當熟悉的旋律響起，我們放聲歌唱，又回到了那個風華正茂的歲月。著名翻譯家薛范也是我們合唱團的老朋友，因為大多數俄羅斯歌曲都是他翻譯的，他有請必到。

普希金合唱團給大家帶來很多歡樂，也增強了同學會的凝聚力。合唱團時常參加各種演出，也多次受邀出席俄羅斯駐滬總領館的晚宴和聯誼活動，還上過好幾次電視臺，2000年4月，我們參加了當時東方電視臺的演出，唱的是《喀秋莎》，主持人是曹可凡。還有一次，我們在上海商城劇院登臺演出，被譽為“能表現俄羅斯歌曲原創風格的獨一無二的合唱團”。一年一度的留蘇分會年會，是我們留蘇學長的大聚會，每次都有幾百人參加，普希金合唱團都要表演好幾個節目，壓軸節目總是大合唱。

近年來，團員大都已是耄耋之年，外出活動風險也隨之增高。盡管排練頻率降低為兩周一次，但大家依然熱情高漲。為了不給組織添麻煩，從2015年起，我和幾位骨干商量提出，團員都要簽訂一份承諾書，無論是路上還是活動時，發生摔跤或什么意外都自己負責，每次出來前也都要向兒子女兒關照好。承諾書一式四份，不簽不能來唱歌。此后的五六年，都平安無事。直到2020年新冠疫情發生，合唱團才停止活動。

2022年11月16日，上海市歐美同學會留蘇分會召開了會員代表大會，進行換屆選舉。我作為老學長代表參加了大會，我向當選為新一屆分會會長的邵寧送上了一份賬冊——普希金合唱團的經費賬目，包括一本《往來賬》和兩個信封，分別裝發票和歷年來剩余的經費。這剩下的經費，我一直想交給分會，這一天終于如愿了。我在普希金合唱團的工作，可謂有始有終。

回首過往，毛主席關于“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的教導，60多年來我始終沒敢忘懷。從讀書時以“全優”成績畢業，到工作后兢兢業業36年，1998年退休后至今仍發揮余熱，我還一直堅持鍛煉身體，身體很健康，到老連眼鏡都沒配過。我很欣慰能為祖國的電線電纜事業作出貢獻，也能夠完成國家交給的重大任務。

 2018 年 6 月 6 日，普希金合唱團在 SORSA 民間外交資助項目——留蘇分會普希金詩歌雙語朗誦會上演出

（作者：董婧、王利亞；采訪：黃金平、王利亞、董婧；整理：董婧；王利亞2025年4月修改補充；董婧：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王利亞：我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