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根據察哈爾學會企業公共外交研究中心主任、高級研究員柯銀斌5月17日在華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舉辦的“當前國際形勢與中國海外利益安全”學術研討會上的分組討論發言整理。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我退休前主要干了兩件事兒：一個是跟中國企業有關，二是跟國際關系有關系。怎么干的呢？主要用兩個方法：一是做些理論探索，二是實踐參與。退休以后，我最重要的想法就是把這兩個事兒結合在一起，未來十年要做跨國公司與國際關系的研究。

十八大報告里頭有這么一句話：“扎實推進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維護我國的海外合法權益。”這是否可以理解為公共外交是手段，維護海外利益是目的？我認為是可以的。

今天，有三個問題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個就是企業公共外交及其特點。第二個是海外安全保護的主要手段。第三個是究竟中國企業怎么做？

什么叫企業公共外交？學者有很多定義。我認為企業公共外交就是跨國企業在東道國與國際社會所做的非市場行為，這個非市場行為要與國家對外政策相關。非市場行為有很多，比如說公關、企業社會責任、跨文化交流、國際傳播等，那么我為什么這么定義呢？因為我研究企業的，我知道市場行為與非市場行為是工商管理學里頭已經有的概念。我們把公共外交這個事情講給企業的人聽，就必須跟他原有的概念體系對接，所以我就下了這么一個定義。

企業公共外交有這些幾個特點，首先它是一個準行為體的一個公共外交。我把公共外交行為體分為三類：一是全行為體，即這個組織的宗旨與使命，就是做公共外交的。例如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全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國際交流協會等。二是準行為體，該組織的宗旨不是公共外交，但它有公共外交的職能或者公共外交的一些行為。比如說智庫、企業、高校等，三是雙重行為體，既能作為行為體，又能作為載體，例如媒體、國際組織等。

企業公共外交具有雙重性。企業尤其是跨國公司，它在不同的國家開展生產經營，在不同的國家都是法律上的企業法人。所以跨國公司做公共外交，它既可以為母國做，也可以為東道國做。請大家注意，這僅是我的一個看法。例如，2000年美國與中國的永久貿易協定，就是靠美國的跨國公司在美國議會游說而成的。

我分享的第二個問題，就是海外利益保護手段。這是我看到的比較好的一本書寫的。保護手段主要有：國際制度參與、軟干預、傳統外交、公共外交和政治保護。

那么這個中國企業該怎么做？我對企業戰略的研究幾十年了，歸納為六個字：起點、目標、行動，這就是戰略。你的個人戰略，你的組織戰略，你的國家戰略都可歸結為這六個字：起點是什么？目標是什么？行動是什么。

中國企業公共外交的起點是：不了解，不愿意了解。多年前，我參加一個小型的座談會。一個中央企業的中層干部跟我說，柯老師你不能跟我們中央企業講公共外交。我說為什么？他說我們是在商言商，現在西方媒體老說我們中央企業跟中國政府是密切相關的。我們不能參與政治與外交。我說你中央企業不代表中國國家利益，請問你代表誰的利益？美國的私營企業還代表美國的國家利益，中國的中央企業還不代表國家利益參與政治和外交？！吉爾平教授早在1975年的書中就指出，美國跨國公司就是美國對外政策的工具與執行者。

還有一個特別我認為很不可思議的事情。2015年，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下發了一個關于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文件。這個文件定義中國的新型智庫有五大功能：咨政建言、理論創新、輿論引導、服務社會、公共外交。2023年，國資委發布的關于中央企業智庫的指導意見文件上，這五個功能前四個照搬，第五個公共外交改為國際合作，這說明什么？照邏輯上說，央企智庫是中國新型智庫的一個組成部分，其功能理應與其一致或更具體化。但實際上，國際合作比公共外交更加泛化。這表明，國資委并不接受公共外交的概念。企業公共外交的目標是什么？海外利益安全、可持續發展，世界和平。

中國企業該怎么行動？第一，要有公共外交的意識。第二，要整合企業的涉外非市場行為，以共同的要求、戰略和意識來整合一下。第三，要提升企業公共外交的能力。提升能力。根據我個人的觀察與總結，有這四個途徑：一要學習與培訓。企業要學習國際關系，學習外交學。二是實踐與總結，總結自己的經驗。因為企業有時候不用這個詞但干了這個事兒，這個需要總結一下。第三可以聘請專家和有關機構合作。第四個，我強烈建議中國企業未來要設立“首席外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