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你好，這里是《文明之旅》。歡迎你穿越到公元 1059 年，大宋嘉祐四年，大遼清寧五年。

這一年，宋朝最大的政治問題，仍然是宋仁宗的接班人問題。皇帝50歲了，身體又明顯不好，既沒有個親生兒子，也遲遲不愿過繼個兒子。那你想：皇帝一旦出事，整個國家的未來就會陷入巨大的不確定性。在皇權時代，這叫“國本不穩”，所以上上下下都很著急。

皇帝也不是不努力。這一年后宮里還真就有好幾個妃子懷孕。等等唄？大家就都等著開盲盒。畢竟有一半機會是男孩啊，那不就皆大歡喜了嗎？結果，到了6月8日，孩子生下來了，是個公主。沒關系，還有一個妃子也懷孕了。大家繼續等著開盲盒。7月7日，孩子又出生了，又是一個公主。你可以想象一下這一年宋仁宗的心情，像過山車一樣，不斷提起巨大的希望，又不斷承受巨大的失落。

從這一年開始，到1061年結束，短短三年間，后宮一共誕生了五個孩子，全是公主，沒有一個男孩。除了“造化弄人”這四個字，我也想不到更好的詞兒來形容宋仁宗的這個處境了。

現在這個階段的年號叫“嘉祐”，一共是八年，這是宋仁宗用的最后一個年號了。嘉祐年間用的宰相班子，都是像文彥博、富弼、韓琦、曾公亮、歐陽修這樣的人，其實就是慶歷年間要搞新政的那批人，所謂“慶歷士大夫”。但是，現在距離慶歷新政已經15年了，這代人的年歲也大了，大展拳腳搞改革的闖勁兒是沒了，不過，人品還是比較服眾的。所以，嘉祐年間，雖然談不上是什么黃金時代，政治清明、政局平靜還是能做到的。

這個階段，下一代政治家也在為登上歷史舞臺做準備。

就拿這一年來說，王安石38歲，在京城開封擔任財政方面的一個官員。這期間，他認識了一個同部門的同事，年紀差不多，40歲，那就是司馬光。這兩個人，天天在一起詩酒唱和，關系好得不得了。再加上呂公著、韓維，被稱之為“嘉祐四友”。誰能想到，再過十年，王安石主持的變法拉開帷幕，王安石和司馬光變成了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一對政敵。

還有蘇洵、蘇軾、蘇轍，三蘇父子。前年，1057年，蘇軾蘇轍兄弟兩同時中了進士，但是緊接著他們就接到了母親程夫人去世的噩耗，于是父子三人趕緊返回四川眉山老家奔喪。到了這一年，蘇軾、蘇轍給母親守制期滿，三個人再次走出四川回到開封。

上一次，三個人出川是去開封趕考，所以行程比較急，走的是陸路，從成都過劍門關，翻越秦嶺到寶雞，從長安去的開封，路上只走了兩三個月。而這一次，兩位嘎嘎新的、前途無量的新科進士，就沒有那么著急趕路了，所以走了水路：乘船沿岷江入長江，經過樂山、瀘州、重慶，出三峽到江陵，然后再轉陸路北上到的開封。一路上探訪名勝、吟詩作賦，走了五個多月。路上，蘇軾寫下了兩句詩：“故鄉飄已遠，往意浩無邊。”故鄉越來越遠。未來的路啊，浩然無邊。這位24歲的年輕人，躊躇滿志，對未來充滿想象。渾然不知道，前面等著他的是什么。

好吧，讓王安石、司馬光、蘇軾們去悠游歲月，等待他們各自的命運吧。那在這1059年，我們聊點什么呢？

我們要聊一件小事：就在這一年，一本叫《杜工部集》的書出版了。就是杜甫的詩文集。杜甫曾經任唐朝的工部員外郎，所以也叫“杜工部”。這部書搜集了杜甫的各類作品1400多首，后世所有杜甫詩集的注釋版本，都是以這部《杜工部集》為底本的。不過，那一套書，今天已經看不到了。我手頭這一套，是南宋時候的復刻本。原件現在藏在上海圖書館。你看看宋版書的字體、版面，多漂亮。

自從這本書出版之后，宋代出現了一個文化現象，叫“千家注杜”：成百上千的人突然蜂擁而來研究杜甫，注釋杜詩的各種各樣的版本噴涌而出。但是，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李白的地位在宋朝卻嚴重下滑。

奇怪，一個在活著的時候并不太出名的唐朝詩人杜甫，為什么會突然在宋代光芒萬丈？李白和杜甫，這兩個人的命運，在不同的時代為什么會如此不同呢？從中，我們又能看出中華文明的什么特性呢？

千家注杜

杜甫在活著的時候不太有名，死后才越來越光芒萬丈。是的，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杜甫是一個最奇特的低開高走的逆襲案例。

低開，低到什么程度？他死的時候，幾乎是默默無聞的。和杜甫同時代，有兩本很流行的唐詩選集《河岳英靈集》和《中興間氣集》，都沒有選杜甫的詩。這代表了當時人對他的看法。

然后，就開始高走了。到了他的下一代人，韓愈，元稹就覺得杜甫好的不得了，這時候才喊出“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開始李白、杜甫并尊。

但是這才哪兒到哪兒？到了宋朝，李白地位繼續往下出溜，杜甫繼續直線上升。

舉個例子，王安石就說了，李白的詩豪放飄逸，一般人寫不出來。但是，他的格調也僅限于此了，看不到變化。對啊，我們一般人心目中的李白形象，都是端個酒杯，醉醺醺地在那兒邊晃邊寫。好像李白所有的詩都是一個風格。

那杜甫就不一樣了，無論是悲歡離合、貧賤富貴，都抑揚頓挫，變化無窮，沒有他寫不了的。所以杜甫才是那個超越前人，也無法被后人超越的人。

王安石甚至有一次吐槽李白說，李白的詩，這個見識真是不高啊，十句話里面有九句，不是說女人就是說酒。你看看，誰讓他在宋朝呢？宋朝士大夫對人品道德的要求高。李白也是吃了生活在唐朝的虧。

這還不是王安石一個人的意見。這是整個宋朝文人的共識。就說一點：宋朝有一句話，叫“千家注杜，一家注李”，就是說，宋朝出現的李白詩集的注釋版本只有一個，而杜甫呢？有上千家。你可能說，這個數字是不是夸張呢？有資料說，只有151家。確實，但那是南宋的黃希、黃鶴父子編的一套書里引用過的著作，有人點算過，只有151家。但是你想，在一本書里就引用了151家，整個宋朝肯定更多。如果把后來的元明清加上，各種注釋杜詩的版本，妥妥地超過一千家。你看，雖說李杜并稱，但是在文化市場上的熱度一比，相差太懸殊了。

這是為什么呢？

這里面當然有偶然性的因素。比如，杜甫之所以低開，是因為吃了歲數的虧。在盛唐那一代詩人當中，杜甫的年紀最小。你算算看，高適比他大8歲，李白、王維比他大11歲，王昌齡比他大14歲，孟浩然、王之渙都要比他大20多歲。所以，在盛唐時代的詩人群體里，杜甫就是個小老弟。像李白、高適，都帶他玩，也照顧他，但是從來沒有夸他詩寫得好。他最精彩的作品，像《秋興八首》，還有“三吏三別”，也就是《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新婚別》《無家別》和《垂老別》，確實也都還沒寫出來呢。所以，他錯過了盛唐詩人互相表揚的時代。

而他的下一代詩人呢？因為安史之亂，在盛唐和中唐詩人之間，出現了一個大斷裂帶。你看，中唐詩人中比較有名的幾個，幾乎都是杜甫死后才出生的。杜甫死于公元770年，他死的時候，只有韓愈出生了，這時候才2歲。其他像白居易、元稹、劉禹錫、柳宗元，都要再等幾年才出生。而孟郊、賈島、李賀，就更晚了。

所以，杜甫在大唐詩壇上，只當過小弟，沒當過大哥，缺乏一個關系網絡對他的托舉。這是他活著的時候名聲不響的一個原因。

當然，更重要的原因不是這個，而是文學風格。

文學風格這個事不太好聊。咱們今天不說那些形容詞，什么“體狀風雅”“理致清新”“沉郁頓挫”之類的。其實，杜甫和其他盛唐詩人的核心區別就在一點：他不僅是用生命在寫詩，他還是用詩在寫自己的生命。他是筆尖向內，把自己的生命、經歷全部放進了詩里。

你想，在杜甫之前，人寫詩，一筆落下，就不能只寫眼前景、眼前事，文學表達總是要超越當下時空的。比如，“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這是王維寫春天山里面的靜。但問題是，北方春天哪有桂花呢？桂花是秋天才有嘛。那你說王維寫錯了嗎？不是。寫詩嘛，寫的不是具體哪個時空里的靜，寫的是一種抽象的靜。因為桂花是所有花中花型比較小的，這么小的花落在地上都能聽到聲兒，你說有多靜？所以借桂花一用而已。

同樣道理，李白寫《將近酒》，本來就是一個酒局嘛，寫著寫著就超越了，“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這就超越到人生觀層面了。為什么給李白詩集搞注釋的人少？這就是原因之一。因為讀李白的詩，人家是詩仙，高來高走，搞不清楚他是在何時何地寫的這首詩，也不影響對詩的理解。超越的詩，就像明月在天，誰都看得見看得懂，那還注什么注？

而杜甫的詩呢？他往往就寫自己、寫經歷、寫眼前事、心中想。他看見官軍欺負老百姓，就寫“三吏三別”；看見強行征發老百姓當兵，就寫《兵車行》。結論也是就事論事，你們不該這樣做，沒有順便拔高。他拔得比較高的，也就是《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的最后一句：“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大家都有好房子住多好啊！拔高也就拔到這兒了。要不怎么叫“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呢？

再舉個例子。比如李白寫愛情，張嘴就是“遠別離，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這是抽象的相思。而杜甫呢？他也有情詩，就是《月夜》，“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香霧云鬟濕，清輝玉臂寒”，說的不是別人，說的就是自己的夫人楊氏。

所以錢穆先生在講怎么讀詩的時候，是這么區分杜甫和其他詩人的：對于王維、李白，錢穆建議，直接讀他的詩，不需要了解他們的生平，因為他們的詩是超脫這個世間的，他們不把自己的生命放進詩里去。

但是杜甫就不一樣，杜甫是把自己全部的一生都放進詩里了。杜甫是盛唐詩人中死得最晚的一位，不僅趕上了安史之亂，而且活到了唐代宗的大歷年間，安史之亂之后他還活了15年。這就親眼見證了一個盛世崩塌的全過程，那真是“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那種家國興亡的感慨太深了。

而且，杜甫自安史之亂之后，一直在流離失所。你要是捋著時間線看他的詩，會發現，他在安史之亂前后的詩，顯然不同；他在梓州到甘肅一路逃難的詩，又和他在成都草堂的詩，顯然有不同。而最后，他出三峽到湖南去一路上的詩又顯然不同。是一個境界一個境界地往上翻。比如，號稱“古今七律之首”的《登高》就是他生命最后一個階段的作品，就是：“無邊落木蕭蕭下， 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那首，境界之高、氣象之大，格律之嚴，已經獨步千古了。

所以，看杜甫的詩，你是能看到一個人的成長過程的。相反，看白居易的詩，如果按照編年的方式去看，哎呀，他最后那個階段在洛陽的詩簡直沒法看。用錢穆先生的話說，一天到晚就是：“舒服啊！開心啊！我不想再做官啊。”你看，不是白居易寫詩的本領退步了，而是他的生活不再變化了。

這種力量，在杜甫活著的時候其實還不太看得出來。但是，隔了幾代人再看，第一個被杜甫折服的后人，是寫“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的元稹。

杜甫死了之后九年，元稹才出生，而元稹第一次看到杜甫的詩，則是在杜甫死后的43年了，當時就驚為天人。

盛唐什么樣？安史之亂有多慘？對于元稹這一代人來說，就是個傳說中的概念，所謂“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是沒有什么切身感受的。這回，突然看到杜甫的詩，一篇篇歷歷在目。當代作家六神磊磊有一篇文章，就寫過元稹的這種驚訝，說這哪是詩呀，這是整整一個時代的偉大的紀錄片啊。這里面有小民的苦難：“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有恐怖的戰場：“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有勝利的喜悅：“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有麻木的嘆息：“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有老友重逢的感動：“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有驚心的花，有歡喜的雨；有青春的泰山，有蒼涼的洞庭。

你看看，把筆觸指向自己，寫自己的生命，這個時候才顯出了力量。

這就好比，抗日戰爭1945年結束了，隔了43年，就是到了上個世紀80年代末，突然發現了一套當年作家的日記遺稿，規模極其龐大，記載了那場戰爭的樁樁件件，文筆還非常優美，你就想這會在文壇上引起多大的轟動？

中晚唐的人，元稹、白居易、韓愈，這些人隔了幾十年，突然看到了一種全新的詩的寫法，立即拜服得一塌糊涂。原來，詩還可以這么寫！詩人還可以這么當！詩歌不僅是想象和抒情，詩歌也可以是對現實的描摹。詩不僅是文學作品，詩還可以是圣賢人格。原來，這個創作路子一樣有力量。

在杜甫的讀者中，往往有這樣的現象：年輕人很難喜歡杜甫，往往是歲數大了，閱歷多了之后會愛上杜甫。這就像小孩子只喜歡甜的飲料，而年長之后，才會喜歡茶、紅酒之類的復雜的味道。《杜甫傳》的作者馮至，1937年“七七事變”后，隨同濟大學輾轉內遷，從上海到浙江、從江西到昆明，途中經歷顛沛流離。馮至就寫了一首詩：“攜妻抱女流離日，始信少陵字字真。未解詩中盡血淚，十年佯作太平人”。我也是有了這樣的流離失所，才能理解杜甫詩中的字字血淚啊。

臺灣作家吳念真有一篇微型小說，名字叫《計程車》。

一個離了婚的男人，在事業失敗后只好去開出租車謀生。結果在機場拉生意，偶遇了前妻。但是好在，前妻似乎沒認出他來，只是一邊坐車一邊打電話。第一個電話，給外國的家里，叫她女兒不要因為媽媽不在家就不上芭蕾舞課，叫她兒子記得吃維他命丸，游泳課要上。再打一個電話給澳大利亞的公司，說已經到臺北了，交代要做什么事。然后打給她在倫敦的先生，說要買什么東西。最后打一個電話給他們共同認識的一個同事，說我回來了，媽媽生病要開刀。我特地回來陪她，不久就要回去，想看看你們，你們一定要帶著小孩子來。然后就到了，下車。他想，還好，一路都沒有認出他來。結果那個女的突然轉回來，敲敲車窗，要他搖下來。她盯著男人說，我都已經跟你講過了我自己十幾年來的人生變化，而你連 Hello 都不想跟我講一聲嗎？講完就走了。

我第一次讀這篇小說的時候，被這種看似瑣碎的人生經歷的力量震撼得愣在當場，就像看見一口深不見底的命運的隧道。

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一刻，我想到了杜甫。

杜甫之用

我們繼續來解釋，為什么杜甫在宋代突然聲名鵲起？剛才說了文風上的原因，其實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科舉。

從唐代開始，到北宋王安石變法之前，科舉都是要考詩賦的。不是一般的詩，是那種格律謹嚴的律詩，就是平仄、押韻、對仗都有嚴格規范的詩。我上大學的時候，跟著中文系的老師還學過一段，那真是難到變態。

為啥要考這么難的東西？因為文無第一，武無第二，如果是比誰的詩寫得好，那標準就很難統一，考試結果也很難服眾。但是如果比誰的錯誤出得少，那就好辦了，你詩寫得不錯，但是這個地方的平仄，那個地方的用韻，有明顯的失誤，不好意思，下回再努力吧。這是一翻兩瞪眼的事兒，誰也不能說考官不公平。所以，只要是看重公平的考試，考試形式就會不斷地向客觀題方向演化。律詩規矩多，所以就成了詩歌考試中的客觀題。

那向誰學律詩呢？只能是杜甫。只此一家，別無分店。

《全唐詩》里，從唐代建國到天寶末年，這一百多年，保存下來的七言律詩不足三百篇。而且，其中大量的都是應制詩，就是皇帝的命題作文。這些作品，如果用后來科舉考試的標準來衡量，大部分都不合格，什么“平仄不協”“對仗不工”“用字重復”的問題，所在多有。

舉個例子，崔顥的《黃鶴樓》號稱是七律中的神品，但是也都有這些問題。比如，頷聯那句著名的“黃鶴一去不復返，白云千載空悠悠”，明顯在對仗上出問題了。“不復返”怎么能對“空悠悠”呢？

這是杜甫之前的情況。等到杜甫出來之后，他簡直就是為七言律詩這種考場難題而生的，隨手一寫就是格律謹嚴的七律，而且還寫的多。比如《秋興八首》，同一個主題，一寫就是八首。還有什么《諸將五首》《詠懷古跡五首》等等。杜甫一生寫過一百五十多首七言律詩，完全不把這種地獄級別的難題當回事。所以有人說，寫近體格律詩，別人有點像中彩票，杜甫是打開彩票公司保險柜，直接拿錢。就這么手到擒來，不費勁。

對于宋朝要參加科舉考試的學生來說，杜甫哪還是什么詩人？他是考神啊。這《杜工部集》哪還是什么文學作品？這是復習資料啊。

既然說到科舉，其實還有一個因素也在起作用，那就是宋朝發達的雕版印刷術。

所謂千家注杜，其中很多都是奔著出版市場來的。既然有考生要買復習資料，那就趕緊創新產品啊。

不過，這里面就有渾水摸魚的做法了。比如，在“千家注杜”的浪潮中，就有一款產品，是蘇東坡注杜詩。蘇東坡還注解過杜甫啊？沒有。這就是當時的出版商，找了一幫人攢出來的一本書。當時這么做的很多，假托一個名人，出一本書，賺點錢。但是，這個假托蘇東坡注杜詩，有點兒太沒底線了，它給杜詩寫了3000多條注解，南京大學的莫礪鋒專門點算過，這里面只有14條有點譜兒，蘇東坡確實是這么說過，剩下的全部是胡編亂造。

當時不是有一個觀念嗎？說杜甫的詩，沒有一個字沒有出處，每一句話背后都有典故。這當然是一個很極端的說法，但是書商一看，這不正好是賣點嗎？杜詩中所有的典故，我們都列出來嘛；列不出來，就編出來嘛。

這個偽蘇注杜詩，其中有的編造的說法，我們至今還在用。比如，有一個成語，叫“囊中羞澀”。這其實就是杜甫的一句詩，“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這就是杜甫式的幽默了：自嘲自己的口袋里空空的太羞人了，所以留了一文錢給人看。

但是偽蘇注這本書的寫手說，那哪兒行？這不能是杜甫的原創，必須得有個典故，于是大筆一揮，創造出了一個“阮囊羞澀”的故事，還寫得有模有樣的。說東晉有個叫阮孚的人，放浪形骸，隱逸在山野中，愛喝酒，每天都背著一個黑色的袋子，在街上中游蕩。有人就問阮孚，你這袋子里裝的是啥？阮孚說，啥也沒有，就是怕空袋子難為情，所以象征性地放了一枚錢，看著它。你看，編得多好，嚴絲合縫。

歷史上確實有阮孚這個人，晉代名人，竹林七賢阮籍的孫子，《晉書》中也有他的傳記。但是這個阮孚和杜甫不一樣，他太有錢了，不可能出現背著空袋子的情況。

但是，“阮囊羞澀”這個成語還是生生保留了下來了。就連今天的1990年版的《漢語大詞典》和1980年出版的《杜甫詩選》，也還是這樣解釋的。這個“假”典故，可能就這樣永遠流傳下去了，你想把它從中華文化中摳出去，怕是很難。就像我們在《文明之旅》1018 年那一期講過的《勸學詩》，那不是宋真宗寫的；還有那篇《寒窯賦》，就是“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那篇，也肯定不是呂蒙正寫的。但是沒辦法，這種假話，一旦流傳開來，辟謠是沒有用的。

我說到這兒，你可能會覺得有點泄氣：杜甫的歷史地位問題，這是一個多么嚴肅的話題啊，它應該是一個文明演化過程中的純粹的精神現象。你現在這么一說，好像是科舉考試制造了需求，出版業又利用了這個需求，才把杜甫的地位給抬高了。

其實，這是觀察歷史現象的一個視角：不僅要看它本身有多牛，更要看它對這個時代有什么用。你會發現，所有高大上的現象，哪怕是純粹的精神現象，只要它流行，它就不過是現實世界的某個挑戰的解決方案而已。

就拿這套《杜工部集》來說，它的編纂者叫王洙，北宋著名的藏書家、目錄學家。他編成這本書是在1039年，寶元二年，而我們現在講的這一年，1059年嘉祐四年，這套書才刊刻出版，而王洙則已經在兩年前去世了。刊刻出版這套書的人叫王琪，是個蘇州的地方官。他上任的時候，從國庫里借了一大筆錢，來擴建蘇州官衙的辦公場所。辦公大廳是修好了，但是這筆錢就成了虧空，王琪得自己補上。剛好這些年宋朝文人圈正流行杜甫熱，但是市面上沒有好的、完整的版本流傳。王琪他們家有點家底，收藏了王洙編的這套杜甫詩集，這個版本校對得非常好，內容又完整，是當時編纂的杜甫詩集中最全的版本。于是王琪就把這套藏書拿出來，打算翻刻一下賣錢。首次刊印就印了一萬本，每本售價一千錢。書一上市，就受到讀書人瘋搶，有錢的人甚至一次購買十幾套。靠著這筆錢，不僅還上了國庫的貸款，還有盈余留給地方公用。

這么重要的杜詩版本，號稱天下杜詩之祖，竟然是這么來的，沒想到吧？

是的，很多看起來高大上的文化現象，如果非要刨根問底，它也不過就是當時人的具體困境的一個解決方案。

未完成的人

今天我們是從杜甫的逆襲講起。杜甫死于公元770年，他臨死的時候，對自己是很失望的，“老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我這輩子寫詩寫得這么苦，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我的價值。杜甫是帶著這樣的心情離開人世的。

他是萬沒想到，自己到了300年后的宋朝，在詩壇的聲望居然超過了他一輩子佩服的大哥李白。

這里面有很多原因：儒家士大夫在詩壇上需要一個圣賢人格的代表；科舉考場需要趁手的寫詩的復習資料；新興的印刷業需要一個能暢銷的產品，等等。

你會發現，任何文明成果，只要它還有活力，都不只是因為它自身的力量，歸根到底，還是因為它對這個時代的人有用。

為什么要反復強調這一點？因為我們的很多精神產品，經常會面對“有沒有用”的質疑：讀書有用嗎？學歷史有用嗎？搞藝術有用嗎？這種問題經常把行家也問得張口結舌，最后只好發明了一個“無用之用”的說法來搪塞，看起來沒用，實質上有用；短期沒用，長期有用，等等。

其實，這都是源于對人這個物種的誤解。

我們往往覺得，人是自足的，我就是我，我要達成某個目的，比如要升官發財，我用這個目的來評估世上的萬物有沒有用。

其實，人從來不是自足的。自從人學會使用工具之后，人就和各種工具共生了。比如，我們因為可以使用石器切割食物，牙齒就開始退化，沒有工具，我們實際上是沒有辦法順利吃到肉類的；再比如，我們因為可以制作衣服，所以就可以走出非洲，在寒冷的亞歐大陸北部生存，沒有衣服，絕大多數人類都熬不過一個冬天。

人是和各種各樣的工具共生的一個物種。這些工具，說白了，就是“人的延伸”。車輪是腿的延伸，弓箭是手臂的延伸，電視廣播是耳朵和眼睛的延伸，等等。一個單擺浮擱的、赤條條的人，其實就還不是一個人。正如哲學家尼采所說： “我們都是未完成的人”。

不光是人的軀體，其實人的心智也一樣。

英國作家阿蘭·德波頓有一個洞察，他說，藝術就是人的心智工具。你和心上人共度的一個午后，你看見天上飄過的一朵美好的白云，你當然就想保存下來，但是你的心智做不到，怎么辦？畫下來啊。這就是藝術的作用。再比如，人的思維經常失之瑣碎，必須借助雄偉的建筑物讓自己感受到莊嚴。所以，藝術和其他工具一樣，都是用來彌補我們本身的不足的，好讓我們成為更健全的人。

《讀庫》的出版人張立憲說過一段話，說我們為什么要看一部偉大的戰爭電影？我們這一代人在和平中長大，也沒有機會進入戰爭。那除了爽，我們為什么還要看？原因就是，“它會告訴我們在生死之際，一個體面人會怎么做。我們在別人的故事中傾灑自己的笑與淚，就是要看看在某種極端情況下，體面人是是怎么做的，以及警醒自己不體面的行為是什么。當面臨類似情況時，內心可以調用一種行為模式或情感反應，或者說，人格養成就在其中。”

我們的心智結構，內在地需要看到在各種極端情況下，怎么做一個體面人。這就是戰爭電影的作用。

所以你看，讀書有沒有用？藝術有沒有用？討論這些問題的前提，是我們得承認自己的心智是有缺憾的，是需要被補足的。

清代詩人龔自珍寫過一首詩，叫《三別好詩》，就是三個他特別喜歡的詩人。這首詩前面有一段序言，龔自珍是這么說的：我喜歡三個人的詩，分別是吳梅村、方舟和宋大樽。我也知道這些詩未必有多好。但是，我小時候，我媽媽在我的蚊帳外面，在油燈下，為我念這幾個人的詩，所以，我后來長大了，每次一吟誦這些詩，就覺得自己還在母親的膝下承歡。我的媽媽還在。龔自珍的母親非同一般，她叫段馴，是當時著名學者段玉裁的女兒。

下面我就為你讀一遍這首《三別好詩》：

莫從文體問高卑，生就燈前兒女詩。一種春聲忘不得，長安放學夜歸時。

你別問這些詩好不好，這是我母親在燈前為她的兒子吟誦的詩。我這輩子啊，有一種聲音是永遠忘不掉嘍，那就是放學回來，我媽媽迎接我的聲音。

只要還渴望母愛，龔自珍這輩子也斷不了對那三個詩人的喜愛。這就叫有用。

同樣道理，只要中國人還需要在深沉的文字中獲得度過劫難的力量，杜甫就會永生。

好，這就是《文明》節目在公元1059年為你講述的故事。我們明年，公元1060年再見。

致敬

本期節目的最后，我想致敬法國小說家巴爾扎克，一個跟杜甫一樣，用文學記錄現實的偉大作家。巴爾扎克的小說，呈現現實世界，能細致入微到什么程度，我給你念一段吧——

一個做酒桶板材生意的商人，不停地轉動著大拇指，坐在門口與隔壁店主聊天。表面看去，他只有做酒瓶架的劣質木板，兩三捆板條，但碼頭上他的木材場堆著滿滿的木料，足可供應安茹地區所有箍桶商。他知道，如果葡萄豐收，他能賣掉多少桶板，估計的誤差不會超過兩塊。一天艷陽可叫他發財，一場苦雨可令他破產；板材的市價，一個上午可以從十一法郎跌到六法郎。這一帶像都蘭地區一樣，市面行情取決于天氣的變化。葡萄園主、莊園主、木材商、箍桶匠、客棧老板、船行老大，大家都眼巴巴盼望晴天，晚上睡覺，唯恐明早起來聽說夜里上了凍。他們怕雨，怕風，怕天旱，只盼天遂人愿，適時降雨、送晴暖、播云彩。

對，這一段，就出自著名的《歐也妮·葛朗臺》，咱們中學就學過片段，但是攤開來看，他哪里只是塑造了那么一個老吝嗇鬼的典型形象，他也是在用小說記錄歷史。巴爾扎克幾乎是和十九世紀同時誕生，他一生的91部小說，就是十九世紀上半葉法國的《人間喜劇》。

致敬杜甫，致敬巴爾扎克，致敬所有的讓我們可以更深地沉浸于現實世界的文字作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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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唐）馮贄編，張力偉注解：《云仙散錄》，中華書局，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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