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春天，我去了紐約南布魯克林的布萊頓海灘。那里離曼哈頓不遠，卻像是另一個時區。大西洋的冷風從灰藍色的海面吹來，為整條濱海步道罩上一層冷色濾鏡。街頭語言以俄語為主，櫥窗里陳列著腌魚、甜菜湯和蘇俄風格的巧克力包裝。這片被稱為“小敖德薩” 的社區，幾十年來一直是東歐移民，尤其是前蘇聯移民的精神后花園。街邊的餐廳、理發店、賭場和語言學校，至今仍在一種舊秩序中運行，有時甚至透出蘇式的管理邏輯。我走進了一家位于布萊頓海灘大道上的俄式家庭餐館（diner）。在美國文化中，家庭餐館通常意味著便捷、隨意、不設門檻，而這里卻顯得拘謹克制，保留著一種舊式的板正。菜單上的菜價出奇地實惠，分量慷慨；服務員身穿西裝，語氣正式，說著帶濃重俄羅斯口音的英語，動作嚴謹，態度周到。在這樣一個本該輕松的環境里，一切反而顯得格外端正。坐在角落里，我意識到自己可能是這家紐約餐館中唯一一個不會說俄語的人。這一幕讓我想起《阿諾拉》里那場設在餐館的戲。布萊頓海灘不僅是這部影片的拍攝地，也是故事真正的發生地。這個社區為《阿諾拉》提供了視覺的背景，并構成了影片情緒的根基。它在地理位置上處于紐約的邊緣，在文化上也與這座城市所謂“自由與進步”的氣質顯得格格不入。這里也是紐約市最為保守的區域之一：在2024年大選中，盡管全市有68.1%的選民投票支持民主黨候選人哈里斯，布賴頓海灘的部分街區卻有89%的選民投給了特朗普。就在這樣一片被紐約主流文化忽略甚至回避的灰區，《阿諾拉》誕生了，并最終一舉拿下2025年奧斯卡的五項大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女主角、最佳原創劇本、最佳剪輯，成為當晚的最大贏家。

《阿諾拉》海報

《阿諾拉》的成功讓許多人感到震驚。無論是在北美還是中文社交平臺上，這部電影都引發了激烈爭議。觀眾贊揚它的審美選擇，卻質疑它的價值立場。它在主流與小眾之間游移，始終找不到真正的落腳點，仿佛一個被獎項高高托起卻無法著陸的“文化事故”。這種錯位不僅體現在角色的孤獨中，也投射進觀眾的觀看經驗里。阿諾拉的身體既是故事的中心，也是整部電影中最難安放的存在。鏡頭持續凝視，卻從不解釋；暴力緩慢推進，卻不給予情緒出口。那種錯位感和難以言明的不適，恰如我坐在這家俄式餐館的那一刻，仿佛闖入了某種秩序嚴密卻不屬于我的文化空間，也像電影中那個看似被凝視、實則早已被誤讀的阿諾拉。

《阿諾拉》的鏡頭語言：凝視開始之處，理解終止之時

《阿諾拉》的導演肖恩·貝克（Sean Baker）是美國獨立電影界的重要代表之一，以低成本制作和對邊緣群體的持續關注而聞名。他的作品幾乎都圍繞美國社會的邊緣生存狀態展開：從用 iPhone 拍攝的《橘色》中跨性別性工作者的生活，到《佛羅里達樂園》里居住在汽車旅館的母女，貝克以敏銳的現實觀察與極簡的制作手法，被稱為“美國社會裂縫的記錄者”。他偏好非職業演員，鐘情于真實街區的實景拍攝，并有意識地模糊劇情與紀實之間的邊界。許多評論認為，他是當代少數仍在“用電影介入社會”的導演之一，也被視為意大利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o）在當代美國的繼承者。

上一部讓貝克獲得如此廣泛贊譽的作品，還是2017年上映的《佛羅里達樂園》（The Florida Project）。影片以六歲女孩莫妮的視角，講述她與年輕母親居住在奧蘭多迪士尼附近廉價汽車旅館中的日常。整個故事沒有明確的起點，也沒有刻意制造的轉折，生活本身就是劇情。

《佛羅里達樂園》劇照

在臨近結尾的一幕中，莫妮與母親偷偷溜進隔壁的豪華酒店，試圖蹭一頓自助餐。女孩大快朵頤，沉浸在甜點帶來的短暫滿足中，鏡頭始終維持在與她視線平齊的位置，不俯視也不干預，只是安靜地跟隨她。那是一種溫柔的鏡頭語言，不試圖為貧窮提供解釋，也不要求觀眾對她的人生作出判斷。它讓我們短暫地置身于六歲女孩莫妮的世界之中，而不是站在舒適區之外凝視憐憫。

鏡頭語言從不是無意義的。法國符號學派理論家克里斯蒂安·梅茨（Christian Metz）曾指出，電影鏡頭不只是記錄工具，更是敘述者。觀眾未必意識到鏡頭的存在，卻始終被它引導著觀看。鏡頭的運動、構圖與剪輯，共同構成一套無聲的“視覺語法”——它決定我們注視什么，又忽略什么。從構圖到節奏，鏡頭始終在表達，從來都未曾中立。

在過去的作品中，貝克是一位對鏡頭語言高度敏感的導演。他擅長用最少的手段處理最復雜的情境，他的攝影機始終保持距離，卻不過度抽離，更像是跟隨在人物身后，而非站在前方引導。那些平視的鏡頭和無聲的注視，并不承擔情緒釋放的功能，而是一種克制的敘述方式，為角色保留了最大限度的模糊與尊嚴。

然而在《阿諾拉》里，鏡頭語言的溫柔蕩然無存，轉而呈現出掠奪性與操控感。影片講述了一位東歐裔性工作者與一位俄羅斯寡頭繼承人閃婚后關系迅速崩解的故事，女主角在欲望、金錢、家庭與身份的夾縫中不斷下沉。她有兩個名字：Ani是她作為性工作者時的稱呼，Anora才是她的本名。

攝影機緊貼她的身體，記錄她的紋身、高跟鞋、乳房，內褲，以及性交后的沉默表情。這種近距離的觀看，并未帶來理解，反而不斷強化她的“性工作者”身份，將她定格為性符號，卻從未真正觸及那個名叫Anora的人。如果這部電影只想講一個名叫Ani的性工作者，也許尚可成立。但《阿諾拉》的企圖遠不止于此。它幾乎想讓Anora成為布萊頓海灘的縮影，承載階級、移民與性別壓迫的象征意義。貝克的鏡頭越貼近她的身體，越遠離她的經驗與判斷。這不是理解，而是一種持續的凝視，攝影機越靠近，情感反而越遙遠。

正如英國女性主義電影理論家勞拉·穆爾維（Laura Mulvey）所指出：“在主流電影中，女人是被觀看的對象，而男人是觀看的主語。鏡頭的凝視不是中性的，它建立在權力與欲望之上。”在《阿諾拉》中，這種性別化的凝視尤為明顯。貝克反復展現女主角的身體，卻從未賦予她真正的敘述空間。貝克堅持自己不加評判，只是“讓故事自己說話”。但問題在于，誰能開口說話？當一個女性角色的全部敘述，都被一個沉默的鏡頭與男性導演控制時，她是否真的被講述，還是僅僅被展示？拍攝《阿諾拉》的貝克，已不再抵抗鏡頭語言的權力，而是主動將自己置于其結構之中。

從獨立導演到結構守門人：肖恩·貝克的權力劇本

在《阿諾拉》的拍攝過程中，權力的運作不僅體現在鏡頭語言的凝視中，也滲透進幕后制作的每一個環節。女主角米基·麥迪遜（Mikey Madison）是一位年輕演員，此前僅在《好萊塢往事》《驚聲尖叫》等片中擔任配角，從未真正承擔過一部重要作品的劇情中心。

《阿諾拉》讓她一躍成為奧斯卡最佳女主角，并成為史上第二年輕的奧斯卡影后。這部影片的卡司幾乎沒有一個好萊塢體系內的“明星” ——要么是像麥迪遜這樣剛被注意到的新人，抑或是剛從俄羅斯影壇闖入北美的面孔。唯一真正熟悉產業規則、也最懂美國文化語法的，是導演貝克。他雖然始終以“獨立導演”自居，但在這部作品里，貝克無疑是最有話語權的人：他掌握預算、決定敘事、控制鏡頭，也定義了“邊緣”應該如何被呈現。在這個拍攝現場，缺乏經驗的人負責裸露，最具權力的人掌管鏡頭。

《阿諾拉》劇照

麥迪遜在采訪中表示，自己在拍攝過程中“完全信任”導演貝克和制片人薩曼莎·權（Samantha Quan），因此主動選擇不使用親密協調員。她強調現場氣氛“令人安心”，認為引入協調員反而會打破她與導演之間“建立起來的工作節奏”。但值得注意的是，權不僅是貝克的長期合作伙伴，也是他的妻子。在這樣的結構里，所謂“信任”已經不只是專業判斷，更是一種由私人關系維系的垂直信任，而這正是親密協調員制度本來試圖規避的根源性問題。

親密協調員并不是因為“不信任導演”才設立的角色。這個職位現在被越來越多劇組采納，其核心職責是保障所有涉及性、親密和身體暴力場景中的演員與工作人員的邊界和知情同意。他們的存在并非為了干預創作，而是為了讓片場的安全感不再依賴關系網和情緒判斷。

許多業內人士指出，即使主演本人感到舒適，親密協調員的存在仍然是確保整個片場安全與尊重的基礎。對于一位首次擔任主角、且承載大量裸露與性愛內容的年輕演員來說，“不需要協調”很難被簡單視為自由選擇，更像是在一套高度集中的權力結構中，被動完成的服從。

在這種不對稱的權力關系中，麥迪遜所表達的“選擇”本身就值得懷疑。她看似主動、成熟、信任導演，實際上更像是一種擬態能動性（simulated agency）—在高度封閉的權力結構中所允許的、被誤認為“自由”的行為姿態。麥迪遜或許并未真正擁有協商的空間，只是在有限選項中給出了一種恰好符合導演預期的回答。她所展現出的敬業與配合，被外界視為專業，實則是結構性服從的文化轉譯。

更深一層的問題在于，這種順從并非源于強迫，而是一種經過深度訓練的內化機制。女性在影視系統中的“被觀看”地位，往往不是被強加的，而是通過角色設定、鏡頭語言與行業文化不斷被確認與接受的。當麥迪遜說“我感到很自在”，她或許真的相信；但更可能的，是她早已適應了“被看見”這個角色分配。那種看似無害的自在，正是權力最安靜、最有效的運作方式。

導演肖恩·貝克（Sean Baker）在《阿諾拉》的拍攝現場

導演的權力不僅體現在鏡頭語言中，也延伸到制片現場的每一個環節。貝克曾以關注邊緣群體和低成本制作而聞名，但在這部作品中，他的角色似乎發生了轉變。《阿諾拉》以六百萬美元的預算在紐約拍攝，被包裝為“獨立電影的奇跡”，但這份“獨立”背后，是對工會制度和勞動保障的系統性規避。據多位工作人員和媒體調查，《阿諾拉》拍攝初期并未與國際劇組工會（IATSE）簽約，劇組成員事先也未被告知這是非工會制作。這意味著，許多工作人員不僅失去了工會標準的工資與福利，還可能失去全年醫療資格，他們必須通過工會項目累計足夠小時數才能保住保險，而這部作品本應是其中之一。

雖然影片簽署了導演工會（DGA）與演員工會（SAG-AFTRA）協議，但對幕后工作人員最關鍵的工會保障卻被有意回避。當部分劇組成員試圖“翻轉”為工會項目時，貝克本人卻被爆料曾表現出抵觸，甚至在簽約之后對支持者態度冷淡。雖然有工作人員在社交平臺為劇組辯護，稱工資“接近標準”，但也承認整個翻轉過程極為倉促，“99.9%的人事前都不知道”。直到IATSE代表抵達片場，并發起短暫罷工后，劇組才簽署協議。

《阿諾拉》的工會爭議并不僅止于一次勞資糾紛，它撕開了貝克導演身份中的裂痕：他是以描繪邊緣群體而知名的創作者，卻在實際制作中削弱了勞動者的結構保障。這不是簡單的形象反差，而是一種制度性的悖論。《阿諾拉》的“邊緣美學”不再只是非職業演員和低成本的拍攝方式，而是建立在對勞動力市場中最低談判能力者的持續依賴與剝削之上。而貝克本人，也從一個觀察社會裂縫的記錄者，悄然變成了好萊塢權力結構的守門人。

他們無法偽造影響力：奧斯卡背后的文化主軸轉移

《阿諾拉》席卷奧斯卡，被稱為“獨立電影的奇跡”，但這場勝利更像是一種熟悉的結構回歸：白人創作者以邊緣敘事穩固主流獎項的話語權，文化體制借少數群體的題材完成一次精致的自我洗白。《阿諾拉》本身幾乎就是對這一機制的標準演示。它以600萬美元的“低制作預算”包裝邊緣苦難，又動用高達1800萬美元的公關資源成功突圍，登上奧斯卡最佳影片領獎臺。相較于那些真正講述有色族群經驗卻難以獲得提名的作品，這種“邊緣”題材顯得格外安全，十分“值得”獎賞。

2023年，楊紫瓊（Michelle Yeoh）憑借《瞬息全宇宙》成為奧斯卡歷史上首位亞裔影后，被稱為“多元化的勝利”。但不過兩年，《阿諾拉》的勝出就被視為一種白人系統的自我修復：多元的幻象短暫退場，權力迅速回到熟悉的話語中心。表面上，《阿諾拉》依舊在講 “移民”、“女性”和“性工作者”，但整個敘述框架由白人男性導演主導，鏡頭、資本、宣傳、公關和獎項運作又全部歸于傳統好萊塢路徑。邊緣題材成為一種象征資本，一種可以量化的文化貨幣，卻早已脫離了自主敘述的本意

白人女演員的奧斯卡之路，往往是通往商業成功與話語權上升的通道。從布麗·拉爾森（Brie Larson）到詹妮弗·勞倫斯（Jennifer Lawrence），從艾瑪·斯通（Emma Stone）到如今的麥迪遜（Mikey Madison），她們的得獎很快轉化為大片資源、廣告合約與全球影響力。而非白人女演員，如哈莉·貝瑞（Halle Berry）、露皮塔·尼永奧（Lupita Nyong'o）、維奧拉·戴維斯（Viola Davis），在得獎后反而常常沉寂，角色減少、項目變輕。奧斯卡學院為代表的獎項制度，從未試圖真正重構好萊塢權力代表性的分布。

當地時間2025年3月2日，米基·麥迪遜手持小金人。

而奧斯卡的獎項制度本身，也越來越暴露出它的不穩定。2025年《阿諾拉》大獲全勝引發爭議之后，學院首次規定評委必須完整觀看影片才能評分。這場看似改革的舉措，實則是一次文化權力的自保。

與此同時，真正的邊緣敘事正在遠離奧斯卡，進入一個不再依賴獎項背書的文化空間。2025年晚春，黑人導演執導的北美現象級影片《罪人》（Sinners）在 TikTok 和 YouTube 爆紅，Z世代觀眾大量模仿、討論，引發文化熱潮。而由白人主創主導的熱門影片，卻在白人敘事在主流頒獎禮上大獲全勝的2025年，頻頻遭遇票房與輿論雙冷。流行文化的主軸正在轉向：影響力不再依賴主流獎項，而是在去中心化的語境中被重新定義。

今年的超級碗中場秀也進一步印證了這一點。由說唱歌手 Kendrick Lamar 主導的演出雖遭部分保守派批評為“政治正確過頭”，但他在高潮唱出的那句歌詞卻迅速傳播開來：“They tried to rig the game, they cannot fake influence.”（他們試圖操控比賽，卻無法偽造影響力。）真正的文化能量，已不再由權力中心壟斷，而是從邊緣持續生成。

這一切發生的同時，是另一個看似相反的現實：特朗普強勢回歸，保守主義在美國多個州取得制度性勝利，移民、性別、教育與文化表達正面臨空前收緊。但越是結構右轉，邊緣文化的影響力卻越難被忽視。正是這些壓迫與排斥，逼迫真正的敘事者走出舊有系統，重建路徑，自我定義。

這是一場結構性的權力轉移。曾幾何時，奧斯卡象征著“合法性”——它讓邊緣經驗獲得主流關注，讓導演爭取資金，讓演員“登堂入室”。但如今，越來越多少數族裔創作者不再等待被接納，而是主動搭建自己的觀眾網絡和文化平臺，用作品定義世界，而不是等待體系賦予他們存在的權利。因此，《阿諾拉》的問題，從來不只是“值不值得得獎”，而是：為什么是它？而不是別的？誰有資格講述邊緣？誰的苦難能登上領獎臺？誰的聲音注定被壓低、被省略？這些答案不在頒獎詞里，而藏在預算分配、公關資源、評分機制與結構傾向之中。或許我們更該問的，不是“誰得了獎”，而是：“誰還需要這個獎？”當越來越多真實的邊緣聲音不再仰望主流認可，而是自我流通、自我生成、自我定義時，去中心化的文化未來才真正開始出現輪廓。

布萊頓海灘不僅有阿諾拉。那里有語言混雜的街道、有隱秘維系的社區生活、有那些從未出現在銀幕上的故事。在奧斯卡之外，還有一整片尚未被看見的敘述正在發生，一種不再等待授權的多元現實，正悄然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