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下一個硅谷：美國的知識之城》，瑪格麗特·奧馬拉 著，鄧磊 譯，商務印書館2025年版

20世紀下半葉，一種以研究型大學為核心、集科學生產、高科技產業聚集和宜居社區于一體的新型社區——知識之城，在美國崛起并成為典范。它不僅是科學發明與技術創新的發源地，更憑借財富創造能力和對高端人才、產業的吸引力，重塑了美國都市圈的經濟格局。

盡管人們更熟悉“高科技中心”或“科學城”的稱呼，但其核心本質是知識與空間深度融合的特殊社區，硅谷和波士頓128號公路高科技帶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知識之城的誕生，與冷戰及郊區化運動密不可分。

冷戰時期，美國國防政策推動了科研機構和尖端技術的迅猛發展，聯邦政府的巨額研發經費涌入研究型大學，使其從傳統教育機構轉變為“大科學”體系的核心。

同時，出于國防安全考慮的“工業分散”計劃，通過稅收優惠等政策鼓勵企業向郊區遷移，加速了高科技產業的郊區化。郊區化運動則為知識之城提供了理想的空間載體：這里遠離城市中心的喧囂，擁有低密度的辦公園區、便捷的交通網絡和優質的居住環境，契合了高科技從業者對工作生活平衡的追求，也為大學、企業和科研機構構建新的合作網絡提供了空間。

研究型大學是知識之城的核心引擎。它們不僅承擔基礎研究任務，更在聯邦與地方的政治經濟網絡中發揮關鍵作用。以斯坦福大學為例，其利用大片未開發的捐贈土地，毗鄰國防機構的區位優勢，打造了科研園，吸引高科技企業聚集，形成產學研一體化生態。大學的治理傳統和科研實力影響著區域政策，而聯邦與地方政府的支持又反哺大學發展，形成雙向互動。這種模式在硅谷表現得尤為顯著，斯坦福大學周邊的科研園成為“產業創新的頂級培養皿”，其成功引發各地模仿，試圖復制“大學+高科技產業+郊區化”的發展路徑。

然而，知識之城的形成并非偶然或可簡單復制。冷戰時期的政策傾斜和地域偏好，塑造了其獨特的地理分布。陽光地帶（如加州、得克薩斯州）因大規模郊區化和國防經費集中投入，成為知識之城的沃土；而東北部老工業城市，則因產業結構陳舊、基礎設施老化面臨轉型困境。斯坦福大學的成功依賴于特定條件——充裕的土地、創新的管理團隊、優越的區位，而費城的賓夕法尼亞大學和亞特蘭大的佐治亞理工學院的實踐則表明，城市社區的種族沖突、機構資源差異等因素，會顯著影響知識之城的建設成效。

知識之城的崛起改變了美國城市的面貌。20世紀中期以前，中心城市是經濟活動的核心，而知識之城的出現激活了郊區的經濟潛力，使其從單純的居住區轉變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科技產業基地。郊區的城市化進程加速，逐漸具備傳統城市的經濟多樣性和自足性，成為新型知識型城市。這種轉變不僅是空間布局的調整，更是政策、經濟與文化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聯邦政府通過國防支出和區域規劃引導產業布局，大學作為創新樞紐凝聚資源，地方政府的執行能力和區位條件決定發展成效，而郊區化的生活方式則吸引了高端人才聚集。

從本質上看，知識之城是美國聯邦制與私有制結合的產物，體現了冷戰時期“強中央政權”與“弱政府傳統”的平衡。聯邦政府通過向大學和企業賦權，構建了多方協作的政策網絡，在避免直接干預的同時，通過激勵機制和隱性支持塑造了高科技產業的地理格局。這種模式既催生了硅谷等成功案例，也暴露了模仿戰略的局限性——忽視地方差異和制度前提的復制往往難以奏效。

回顧知識之城的發展歷程，可見其影響力遠超科技領域：它重塑了美國的城市景觀，推動郊區從附屬地帶升級為創新中心；改寫了大學的社會角色，使其成為經濟發展的核心驅動力；更揭示了公共政策與私人機構互動的深層邏輯。盡管冷戰背景下的特定條件難以復制，但其核心理念——知識、人才與空間的有機結合，仍為后工業時代的城市發展提供了啟示。當我們審視21世紀的高科技產業集聚區時，依然能看到知識之城的影子：它們既是政策設計的產物，也是市場選擇的結果，更是人類對創新生態與宜居環境的持續探索。

知識之城的故事，本質上是一部美國戰后城市與科技發展的交織史。它證明，在技術革命與社會變革的浪潮中，制度創新、空間規劃與知識資本的深度融合，能夠催生改變時代的經濟奇跡。而揭開其神秘面紗后，我們更能理解：所謂“下一個硅谷”的誕生，不僅需要資本與技術的積累，更依賴于對歷史脈絡、政策邏輯與地方特質的深刻洞察。

（作者瑪格麗特·奧馬拉為美國歷史學家、華盛頓大學教授，本文摘自《尋找下一個硅谷：美國的知識之城》一書，商務印書館2025年3月出版，澎湃商學院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