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立冬 派生萬物AI 圖

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oan Prime Rate，簡稱LPR）是我國信貸業務的重要利率基準。它是由具有代表性的報價行，根據本行對最優質客戶的貸款利率，以公開市場操作利率加點形成的方式報價，由中國人民銀行授權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計算并發布的利率。LPR包括1年期和5年期以上兩個期限品種，每月20日（遇節假日順延）更新一次。各銀行實際發放的貸款利率可根據借款人的信用情況，在LPR基礎上加減點確定。例如，目前的LPR為：1年期LPR：3.1%，5年期以上LPR：3.6%。

LPR的由來及本義

為了讓你對LPR有一個全面的了解，我們還是要追溯一下它的由來。LPR的由來及發展歷史可以追溯到美國，其起源與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大蕭條時期密切相關。當時，美國為了防止銀行間惡性競爭，于1933年推出了“最優惠利率”（Prime Rate），即商業銀行對其最優質客戶執行的貸款利率，用以統一基準利率并遏制惡性競爭。

在美國，LPR最初由30家最大銀行上報利率，并由《華爾街日報》公布。其定價機制基于成本加成法，同時參考聯邦基金利率。直到1994年，LPR才完全固定為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加300個基點的模式。此后，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和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推進，LPR逐漸成為中小企業貸款、個人住房貸款等領域的定價基準。

LPR的發展歷史體現了從管制利率到市場化利率的轉變過程。在美國，LPR經歷了從隱性掛鉤聯邦基金利率到顯性掛鉤的演變；在中國，LPR則通過市場化改革逐步完善，成為重要的基準利率工具。

我國目前直接使用“LPR”這一英文名稱，即Loan Prime Rate的英文縮寫，從字面意思看，Loan Prime Rate的意思應是“最優貸款利率”，不過我國官方將LPR對應的中文翻譯為“貸款市場報價利率”。

我國LPR的確定與使用

我國早期實行央行統一制定存貸款基準利率的模式，導致利率僵化，難以反映市場真實需求。為推進利率市場化，2013年7月，央行取消貸款利率下限管制，但銀行仍依賴基準利率定價，市場化程度不足。

2013年10月，中國人民銀行建立了LPR集中報價和發布機制，以10家全國性銀行為報價行，通過加權平均計算得出LPR。這一機制旨在為市場提供一個參考利率，避免因取消貸款利率下限而導致的市場混亂。不過初期LPR由于報價行范圍較窄、報價機制不夠完善等原因，其市場化程度和影響力相對有限。

2019年8月，央行發布改革完善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形成機制公告，對LPR的報價方式、報價行范圍、期限品種等進行了全面優化。改革后的LPR報價行范圍擴大到18家，增加了城市商業銀行、農村商業銀行、外資銀行和民營銀行等，提高了LPR的代表性。同時，LPR報價改為按照公開市場操作利率（主要指中期借貸便利MLF利率）加點形成，增強了LPR與貨幣政策的關聯性和傳導效率。央行還要求各金融機構在新發放的貸款中主要參考LPR定價，并將LPR運用情況納入宏觀審慎評估（MPA）考核，推動LPR在實際貸款定價中的廣泛應用。

2025年3月起，隨著MLF政策利率屬性解除（采用美式招標后不再有統一中標利率）。之后LPR明確以7天逆回購操作利率作為主要掛鉤基準，形成“由短及長”的利率傳導鏈條。這進一步提高了市場化程度，由央行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如逆回購）直接調節短期資金成本，進而引導LPR報價，增強貨幣政策傳導效率。

我國LPR（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在實務中的應用廣泛且深入，涉及金融機構貸款定價、政策傳導、司法裁判等多個領域，具體應用場景如銀行根據LPR加點（或減點）確定企業貸款利率，例如1年期LPR（當前3.1%）基礎上，結合企業信用風險、擔保方式等調整實際利率；再如商業性房貸以5年期LPR（當前3.6%）為基準，疊加地區政策加點（如首套房加20基點）形成實際利率，而浮動利率房貸按合同約定周期（如每年1月1日）隨LPR調整。

LPR也在司法與合同糾紛中得到使用，如我國的民間借貸利率上限，最高人民法院即規定，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限為“合同成立時1年期LPR的4倍”（當前上限為12.4%），逾期利息、違約金等合并計算不得超過此限。

LPR當下的偏離和原因

雖然LPR在我國被翻譯為“貸款市場報價利率”，但我們設立LPR時采用的是其“最優貸款利率”的本義。不過，近年來在銀行貸款實務中，優質客戶的實際貸款利率已越來越低于LPR，出現了“LPR基礎上大幅度減點”的情況。例如，對公中長期貸款的實際利率甚至低于LPR報價100-150個基點（BP）。LPR本身應是對優質客戶提供的利率，如果LPR在很多優質客戶的貸款中已遠高于實際貸款利率，那就說明LPR未能充分反映銀行實際定價行為，也就是說LPR已經發生了偏離。

在銀行從事貸款實務的人員對LPR偏離這一現象早已深有體會，如以筆者了解的某大型國有企業為例，該客戶為省內最大優質國企，銀行對其報價本應采用對信用最優客戶的貸款報價利率，即LPR利率，但實務中給該客戶的一年期貸款報價利率約為2.2%，而同期的LPR則為3.1%，也就是說，該客戶所使用的其實是LPR減90基點的報價。筆者觀察到，這一現象并不僅發生在這一客戶身上，大批類似資信較高的企業，其貸款報價很多都已采用遠低于目前LPR的報價利率。

這種偏離的根源在于機制設計。之前LPR與MLF緊密相關，MLF與LPR的聯動機制導致 “利率剛性”。報價行在預期LPR將與MLF掛鉤時，傾向于抬高MLF報價以維持自身收益，最終導致LPR偏離市場利率下降幅度。此外，MLF作為政策工具，其交易規模遠小于貸款市場，導致其對LPR的影響被“成百上千倍放大”。

這種偏離也來自報價行的利益博弈與考核約束。銀行在報價時需平衡 “息差保護” 與 “MPA考核”（宏觀審慎評估）。當實際貸款利率因市場競爭被迫下調時，銀行可能通過報高LPR報價來滿足考核要求，而非真實反映市場供求。

偏離也來自重定價周期限制，如存量房貸利率調整機制改革前，借款人每年僅能調整一次利率，導致LPR變化無法及時傳導至存量貸款。此外如加點幅度的固化等也造成LPR偏離，假設合同約定的加點幅度長期固定，貸款定價就會無法反映市場供需變化，加劇新老貸款利差。

LPR偏離的不良影響

LPR（貸款市場報價利率）與市場利率的偏離，本質上是利率市場化改革不充分的表現。這種偏離會導致多重負面效應。

LPR的偏離會使貨幣政策傳導效率降低，錨定作用失效。LPR被設計為貨幣政策傳導的核心樞紐，需通過公開市場利率→LPR→貸款利率的鏈條影響實體經濟融資成本。然而，當LPR調整滯后于公開市場利率時，央行調控實體融資成本的路徑被阻斷，導致“寬貨幣”難以轉化為“寬信用”。

LPR的偏離會加大銀行體系風險積聚，息差持續收窄。實際貸款利率大幅低于LPR時（如優質客戶利率較LPR低100-150BP），銀行面臨“以量補價”壓力。但經濟下行周期中信貸需求疲軟，銀行無法通過規模擴張抵消利差損失，導致盈利能力惡化。2024年部分中小銀行凈息差已逼近1.5%的監管紅線。

LPR的偏離也會給定價機制帶來扭曲。銀行在MPA考核壓力下，可能虛報LPR以維持表面合規性（如抬高LPR報價掩蓋實際利率下行），導致內部資金轉移定價（FTP）與市場利率脫鉤。這種“雙軌定價”加劇銀行資產負債管理難度，積累潛在利率風險。

LPR的偏離還會加劇金融市場分割與資源錯配，如造成利率倒掛與套利。資金市場利率（如短債收益率）與存貸市場利率倒掛，將催生套利空間。例如，企業通過低息貸款購買高收益理財產品，資金空轉現象加劇，背離金融服務實體的初衷。再如造成信貸歧視加劇，LPR偏離導致銀行更傾向向議價能力強的優質客戶放貸（因其能接受更大幅度的減點），而中小企業因信用風險溢價較高，實際融資成本降幅有限，形成“強者恒強”的馬太效應。

此外，這種偏離還將削弱LPR的公信力與市場化進程。當LPR報價顯著偏離實際最優客戶利率時，市場質疑其定價機制的真實性，認為LPR仍是某種的“半市場利率”，阻礙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公信力。

糾正LPR偏離的路徑與建議

糾正LPR偏離問題，可以從機制優化、市場協同、監管改革三方面入手，推動LPR回歸市場化定價本質。

通過優化LPR形成機制，可對LPR進行糾偏。如應調整錨定基準，將LPR的錨定對象從MLF轉向7天逆回購利率（OMO），因其交易頻率更高、覆蓋面更廣，能增強與短期市場利率的聯動性，這一措施已在近期實施。未來還可以探索以國債收益率（尤其是10年期國債）為基準，通過“國債收益率+風險溢價”模式來進行定價。

通過強化市場約束與監管協同，能對LPR進行糾偏。應完善報價行考核，如擴容報價行至30家以上，增加城商行、農商行比例，提升樣本多樣性。應對持續偏離實際利率的報價行實施退出機制，并公開異常報價的調整理由，強化市場監督。

通過深化金融市場改革，也能對LPR進行糾偏。如發展利率衍生品，推出更多掛鉤LPR的利率互換（IRS）、遠期合約等產品，將能幫助銀行對沖利率波動風險，緩解其對LPR調整的抵觸情緒。

在LPR糾偏上，還應借鑒國際經驗。如參考美國模式的靈活性，美國LPR與聯邦基金利率的顯性掛鉤機制，明確LPR調整規則，可減少報價行博弈空間。而參照日本的經驗，其在利率市場化過程中，根據后期經驗，將LPR應用范圍收縮至中小企業貸款，對大型企業直接采用市場利率定價，實現了利率基準的分類分層管理。

總結

既然LPR的本義就是“給最優客戶的貸款利率”，那么就該讓LPR真正成為那些“最優質客戶”的貸款利率，也就是說，市場上最好的企業的貸款利率應就是LPR本身而非LPR 減點。這么做將更能體現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金融的穩定性和改革的公信力。一個偏離度太大的LPR，會給市場誤導，并影響政策效率的發揮。未來改革需平衡政策目標與市場規律，使LPR真正成為反映資金供需的“價格信號”。

[作者薛鍵為國際商會中國國家委員會（ICC China）銀行委員會保理福費廷專家組組長，著有《證道——國內信用證、福費廷及保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