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杜甫草堂

唐朝末年，韋莊來到成都。因仰慕杜甫，他特意到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尋訪杜甫故居。此時距杜甫離蜀那一年，已經一百三十七年了，杜甫草堂僅存遺址。為了紀念杜甫，韋莊便在原址上重建了一座茅屋。那么，韋莊是否在他重建的杜甫草堂住過呢？這個問題有必要探討一下。

之所以想到這個問題，是因為突然意識到，認為韋莊在杜甫故居原址結茅而居的觀點比較常見。譬如，曹麗芳的論文《韋莊〈菩薩蠻〉“洛陽城里春光好”新解》（《名作欣賞》2005年第2期）就提到，韋莊在杜甫草堂舊址結茅而居。再如，2024年5月17日《新華每日電訊》有一篇文章，是根據葉嘉瑩的講授整理的，題為《深情曲處偏能直，解會斯言賞最真——韋莊其人及溫韋詞風之差異》，該文也提到，韋莊重建杜甫草堂后，就定居于此。另外，殊春2022年6月1日在百度百科的“TA說”發布的《杜甫離開一百多年后，又一個詩人住進了草堂》，蘭畦蕙畹2025年2月20日在微信公眾平臺發布的《唐詩日讀——韋莊》，都持相同觀點。就連非常權威的《杜詩學通史》（唐五代編，張忠綱著）也認為：“韋莊入蜀依王建，為其掌書記。第二年即在杜甫草堂舊址結茅而居。”

我感到疑惑的是，此類觀點的依據是什么呢？據我所知，韋莊之弟韋藹，將韋莊的詩編為《浣花集》，并在《浣花集序》中說：“（韋莊）浣花溪尋得杜工部舊址，雖蕪沒已久，而柱砥猶存。因命芟夷，結茅為一室，蓋欲思其人而成其處，非敢廣其基構耳。”《浣花集序》并沒有關于韋莊入住重建后的杜甫草堂的記述。

不過，上述關于韋莊在杜甫草堂舊址結茅而居的說法，應該不是空穴來風，有的論者提到的雖未說明出處，但加有引號的“遂定居焉”“遂誅茅重作草堂而居焉”，似乎是出自古代文獻。

經過一番苦苦尋覓，終于發現了“遂定居焉”的源頭。原來，“遂定居焉”并非出自古文獻，而是出自現代著名學者龍榆生的《唐宋名家詞選》。書中有一大段用文言寫的韋莊的“傳記”，其中寫道：“昭宗天復元年（九〇一），再入蜀，王建辟為掌書記。莊時年六十六歲。尋以起居舍人召，建表留之。二年，于浣花溪尋得杜工部草堂遺址。雖蕪沒已久，而砥柱猶存。因命弟靄，芟夷結茅為一室，遂定居焉。三年，靄為編次歷年所作詩，題曰《浣花集》。（參考韋靄浣花集序）”至于“遂誅茅重作草堂而居焉”這句話，應該是今人對有關原文的改寫，并無出處。

雖然“遂定居焉”的源頭找到了，但是這個源頭是有問題的。盡管龍榆生先生在詞學方面是大師級的人物，然而他的這篇韋莊傳記中的一些表述是值得商榷的。既然他自己已經注明所參考的是韋靄《浣花集序》，那么可以認為，“遂定居焉”的說法并無根據，屬于想當然。因為《浣花集序》只是說韋莊“結茅為一室”，意在紀念，并沒有提韋莊在此居住。退一步說，即使韋莊在此住過，也只能是短暫的居住或者偶爾住上幾天，談不上“定居”。杜甫草堂的條件畢竟有限，再說，韋莊當時還擔任著要職，他在成都城內，應該是有官邸的，放著官邸不住，卻搬到成都西郊自己重建的杜甫草堂去住，別的不說，單是在西郊草堂與成都城內的官署之間來回奔波，就非常不便。因此，“定居”的說法，難以成立。

再如，把“柱砥猶存”說成“砥柱猶存”，也是不妥當的。“柱砥”與“砥柱”，差別太大了。時隔一百三十多年，說“柱砥猶存”，符合常理；說“砥柱猶存”，就不合常理了。另外，把“因命芟夷，結茅為一室”說成“因命弟靄，芟夷結茅為一室”，恐怕是曲解了原文。以韋莊當時的身份，他吩咐一聲，自然會有人去落實，何勞其弟韋藹去辦？

其實，龍榆生先生關于韋莊在重建的杜甫草堂定居的說法還不是最早的，再往前查，又查到了清人吳任臣所著史書《十國春秋》。由于陰差陽錯的原因，《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中均無韋莊傳，到了清代，《十國春秋》問世，始有其傳。《十國春秋》中的《韋莊傳》提到：“又有《浣花集》五卷，乃莊弟藹所編，以所居即杜氏草堂舊址，故名。”意思是，韋莊就住在他重建的杜甫草堂。我認為，吳任臣所說的“所居即杜甫草堂舊址”，來源于前人筆記中小說家言性質的個別記述，并沒有可靠的文獻依據。假如韋莊真的在他重建的杜甫草堂住過，韋莊之弟韋藹作《浣花集序》時必然要提及，怎么會只字不提呢？

總的來說，所謂韋莊“結茅而居”“遂定居焉”之類的表述，都可以看作是脫離原始文獻的想當然和誤傳，并不是史實。就現有的有關文獻而言，判斷韋莊是否在杜甫草堂原址結茅而居，應以《浣花集序》的原文為準。

當然，關于韋莊在杜甫故居舊址結茅而居的說法，如果僅僅作為一種推測來看待，還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韋莊身處晚唐亂世，有過與杜甫相似的漂泊流離的經歷，對杜甫的人格及詩篇，能夠在思想和情感上產生強烈的共鳴。雖然韋莊在自己重建的杜甫草堂定居是不現實的，也無此必要，但是假如韋莊偶爾在此處住上幾天，卻是理所當然的。住在這里，在想象中與杜甫朝夕相處，促膝談心，當是一種非常難得的人生體驗，何樂而不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