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老中醫》在央視一套的熱播，人們對民國時期中醫的執業等話題產生了不小的興趣。近來筆者翻閱《名老中醫之路》一書，發現電視劇中的不少經典橋段都能在書中找到蹤影。同時，該書所載諸位老中醫在民國時期的行醫經歷，也可為《老中醫》提供更為廣泛的背景性知識，可謂相得益彰。在這篇文章中，筆者擬選取一些典型的名老中醫的行醫“片段”，希望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重構出民國時期中醫的開業和行醫的實態。

開業

《名老中醫之路》一書是《山東中醫學院學報》“名老中醫之路”專欄的合集，收錄了近代以來近百位名老中醫以及與其相關的回憶文章。編者整理、編輯該書的目的，本在集中展現名老中醫當年艱難曲折的求醫歷程，總結其多年的治學經驗，以啟迪后學。該書自出版以來深受中醫界學人的好評，但似較少受中醫界之外的人們的關注。其實，該書不僅僅體現著老一輩中醫的醫學理念，同時也從不同側面反映著民國時期中醫執業的實態，是后人了解民國時期中醫執業生活的一扇窗口。

古人有云，學習中醫，要有“十年讀書，十年臨證”的工夫。不過，在現實生活中要做到這一點則很難。從諸位名老中醫的習醫經歷來看，從開始學醫到出師至少需要五六年的時間。此后，如何開業便成了每一位學醫者都要面臨的大事情。

相對而言，有著盛名的世醫之家，當有新醫開業時要順風順水許多。出身于世醫之家的陳源生，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個。陳源生的叔祖父陳濟普以內科、婦科和喉科見長，在四川銅梁一帶行醫數十年，醫名甚隆。1920年，學醫期滿的陳源生開始在銅梁、涼水、侶俸等鄉鎮行醫，“假先輩聲譽，尚未因初出茅廬而坐冷板凳”，一切可謂順風順水。在父輩聲名的蔭蔽下，陳源生很快便在銅梁一帶站穩腳跟。不過，對多數沒有長輩光環籠罩的學醫者來說，要想站穩腳跟則并非易事。

從執醫形式來看，獨立開設診所是民國時期多數開業醫的夢想。但是，如若沒有足夠的經濟實力，這個夢想就難免有些可望而不可及了。當然，也有個別醫師在他人的資助下，在開業之初便實現了這一夢想。當陳蘇生因家鄉診務蕭條不得不從常熟到上海謀生后，很幸運地獲得了滬上名醫鐘符卿老先生的青睞。鐘符卿主動收陳為門生，并督促陳蘇生向上海市衛生局考試開業。當陳蘇生以優異成績通過考試后，鐘符卿不僅斥資為陳開業行醫，還請章太炎為其寫招牌，并登報介紹。更將自己的病人、親友介紹給陳治療，以擴大其社會影響力。憑借鐘符卿的鼎立支持和自身高超的醫療水平，三年后陳蘇生終于在大上海站穩了腳跟。

若開不起診所，在城鎮中的藥鋪“坐堂”是中醫最為普遍的開業形式。成長于民國時期的很多老中醫，多數都有過在藥房“坐堂”的經歷。1930年，虛歲二十二的彭靜山因乏資開辦診所，只能到有著金匾高樓的大藥房掛牌行醫。這邊醫師施診開方，那邊病人按方取藥。坐堂醫生和藥房雙方互相互作，雙雙受益。彭靜山在沈陽的一家名為“積盛和”字號的大藥房坐堂，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一直到全國解放。在十里洋場、競爭激烈的大上海，多數中醫開業，同樣也要先從做善堂醫生開始。鼎鼎大名的陸淵雷當初是上海十善堂的醫生，聞名滬上的章次公起先則是紅十字會醫院的醫生。他們都是在取得了民眾的信任之后，才自立門戶獨立行醫的。

在城市之中，要想開業順利還可以借助一些“開業術”。在南京和武漢，一些開業醫會想方設法多方結交達官顯貴、社會名流或者飯館、澡堂中的伙計來為自己揚名。甚至還有新開業的醫生乘坐車馬忙忙碌碌，有意營造出一幅診業繁忙的景象。對于種種“開業術”，許多品行端方的老中醫頗為不齒。彭靜山在準備開醫之際，其恩師馬英麟便曾鄭重地告誡他，對待病人一定要心誠，絕對不要學那些花里胡哨的“開業術”。當然，中醫要想開業順利也必須具備一定的“場面功夫”。由于中國傳統文化與中醫的緊密聯系，書法好的醫師會大受病家青睞。比如，行醫開業脈案便要寫得漂亮，“字好文佳，才容易取得病家信仰”。姜春華在準備行醫時，他的好友謝誦穆便對其言明寫脈案對開業的重要性，并為姜春華推薦了四家醫案。精心鉆研之后，姜春華發現這些醫案于行醫果然大有益處。民國時期的中醫師之間，也將能否寫得一手好脈案視為評判水平高下的一項硬指標。這一評價醫家水平的標準，對近代醫患關系的影響是很大的。民國時期很多西醫涉訟，受到病家的懷疑，有西醫師便認為與西醫用英文書寫診斷書，搞得病家一頭霧水有關。

對初出茅廬的開業醫師，一兩次較為完美的治愈經歷，便能使醫師聲名鵲起。1928年春，岳美中學東的一個親戚患血崩，想請岳美中去診視。起初，岳美中并不敢應許。后經不住學東再三懇求，遂答應前往。幾劑藥后，病人竟然康愈。當病人舉家坐車前來答謝時，立即引起轟動。與此同時，岳美中還治好了鄰村一位突然發瘋、久治不愈的小木匠，更是被當地人傳為神奇。自那以后，找岳美中看病的人，越來越多。李聰甫在開業之初，也只能給左鄰右舍、親戚朋友治些頭疼腦熱的小毛病。盡管經驗積累了不少，但是業務并不多。直到有一次，李聰甫的一位年滿五旬的族房長輩患了中風，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請了當地有名望的老中醫診療后依然不效，一個月后病入膏肓。已為病人準備了衣棺的家屬并不甘心，在“死馬且當活馬醫”的心理驅使下，邀請剛剛開業的李聰甫前去診治。李聰甫認為這是一個獨臨重癥的好機會，便硬著頭皮前往。在認真診斷之后，提出用“地黃飲子”加減施治。兩個多月后，病人奇跡般恢復如常。這件事一時轟動整個鄉鎮，原本并不被人們看好的小郎中“此后登門求治者，絡繹不絕”。

行醫

民國時期中醫的執業環境，是相當糟糕的。在科學主義高揚的時代背景下，國民政府對中醫有意打壓，直欲取締而后快。比如，國民政府并不許中醫自稱“醫師”，實際上就是根本不承認中醫的職業地位。在國民政府的打壓下，除了大城市的少數名醫外，多數中醫業務清淡，生活困頓。1932年，在重慶針灸講習所學有所成的龔志賢，和同學唐世丞、曾義宇在重慶正陽街開設了一間針灸科學研究所。本想有一番大作為的三人，很快便發現現實非常骨感。由于業務慘淡，研究所很快便關張歇業。龔志賢后來又到了中醫張樂天的國粹醫館行醫。結果也因為“沒有什么業務”，“干兩年就離開了”。直到1935年，龔志賢才在重慶名醫吳櫂仙開辦的、薈萃諸多名醫的國醫藥館謀得了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在摩登的大上海，除了少數名醫外，“大多數中醫門庭冷落，時常要為柴米油鹽操心”。沈仲圭的老友張汝信自設診所，但并無病人上門，不得不依仗其子女資助過活。更有《神州國醫學報》的編輯吳去疾因業務蕭條，抑郁而終。老中醫們每提及此事，都無限感傷。

在城市中行醫不容易，在農村中行醫更是艱難。盡管農村求醫非常困難，但窮苦的農民病后時常請不起醫生。陳蘇生在上海學有所成，返回常州故里行醫，發現求診的人很少，且經常發生因貧無力買藥而自動停診停藥的事。短暫的鄉下行醫生涯頗為慘淡，用陳蘇生的話說，“療效成績，幾等于零；醫務收入，亦幾等于零”。無奈之下，不得不背井離鄉，再次跑到上海去謀生。可見，當時某一地村民的經濟收入是難以支撐起醫師的基本生活的。于是，在鄉村間“巡回施診”，便成為了一種必然選擇。

龔志賢曾和老師李壽昌還有長兄三人組織了“三友醫社”，在重慶所轄五布、姜家和二圣三個鄉行醫。每月的一、四、七日到二圣鄉趕場應診，二、五、八日到姜家鄉，三、六、九日在東溫泉社區。“三友醫社”往返二圣、姜家鄉步行有五十余里，往來奔波，頗為辛苦，但由于能治好一些病人，且有著一定的收入，醫社成員也倍感欣慰。同樣，1934年，賀本緒結束在山西鄉下的教書生涯，專門從事醫務。在晉中農村往來施診，所經之地都留下姓名與行址。由于賀是本地人，診病施藥不說假話、不計報酬，和一般走方郎中大有不同，在山西農村頗有醫名。

此外，在相當長的一斷時間內，中醫彼此之間也有著很強的敵對情緒，“為了爭奪飯碗，打擊他人、提高自己的現象屢見不鮮”。彭靜山曾頗為感慨地回憶，即使在一條街執業，中醫師們也彼此不相往來。即便是至親好友同時行醫，可以“杯酒暢敘、品茗談天”，但就是“不講醫道，不交流經驗”。在行醫中遇見重癥，本應互邀會診，但實際上基本無此可能。原因便在于，“一者怕丟面子被人瞧不起，二者怕利潤被別人分去了”。

同行之間互相設防，必然不利于醫界的團結，同時也不利于同行間相互切磋。對于虛心的醫家來說，當然這也并不是完全的障礙。龔志賢在早年行醫時，曾認識一位民間草醫。該草醫善于用外洗藥治療皮膚濕疹，百試百效。但草醫非常保守，凡是來求治的病人，他只給藥不給處方。并且，總是將藥切成細末混雜在一起交與病家。龔志賢多次向草醫虛心請教，均遭到拒絕。不過，龔志賢依然一如既往地尊重這名草醫。在必要時，還會在經濟上給草醫一些幫助。草醫終為龔志賢的真誠所感動，“公開了秘方”。

坐堂先生雖然開不起診所，行醫中卻有著一些學習上的便利。由于病人需要到藥房抓藥，坐堂先生也就有了檢閱其他醫師所開藥方的機會。金壽山做坐堂醫生時，便是如此。他幾乎每張藥方都看，認真揣摩，“偷”學到許多本領。當時上海一位著名婦科名家的方子，更是金壽山認真研磨的重點。這位名家所開藥方每張方子都會開列二十幾種藥味，“看起來似乎雜亂無章”。看得多了，金壽山漸漸看出門道來，“對某一種病癥，某幾味藥一定用；對另一種病癥，某幾味藥又一定用”。原來這位婦科名家也生怕人家把他的看家藥偷去，故意擺下一個“迷魂陣”。藥物雖開列很多，但“主要藥物，不過幾味”。

民國時期中醫治病用藥，用貴藥的并不少見。病人家屬也很認可。據沈六吉回憶，當有腦脊髓膜炎流行時，醫家動不動就用犀角、羚羊，一劑要數十元，并不為奇。盡管藥資昂貴、療效也并不好，卻很受病家的歡迎。不過，一個中等之家，很可能便因此而敗落。對于有著“醫者仁心”的醫師來說，能夠堅持不隨俗俯仰，則可能并沒有市場。劉炳凡的恩師柳縉庭醫術高超，“辨證論治相當準確，處方用藥法度甚嚴”，但是他出門不講排場（沒有車馬），看病也不需要招待，診費便宜，藥費也輕，結果“豪門大戶都嫌他人窮藥賤，不大請他”。師徒二人經常出入汨羅縣的小吳門、流水溝、大西門墻彎子一帶，為窮苦人家看病。二人雖然粗茶淡飯，但卻怡然自得。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也是醫患糾紛頻發的時期。為了不招惹麻煩，不少醫師在行醫過程中分外謹慎。丁甘仁以自身經驗為例告誡陳耀堂，治病開藥一定要“以穩為主”，切不可用“猛攻之劑”，“以免萬一病人死亡，引起法律糾紛”。不僅有損聲名，同時還會被人訛詐錢財。由于與病人發生過醫療糾紛，丁甘仁此后開方用藥務求“四平八穩”，不再肯冒風險。三十年代劉炳凡在嘉定行醫時，曾遇到一位患臀癰的蘇北逃荒女孩前來求診。病人病勢很重，高熱彎腰，只能在家人攙扶下蹣跚而行。劉炳凡問為什么不請老專家治療？女孩的父親囁嚅良久，才道出原委。原來此前已曾請過幾位有名氣的老先生，但都“懼萬一出事，便多麻煩”，不愿醫治。劉炳凡看到病人再不救治，便有性命之憂。在向女孩的父親說明情形后，便為病人開刀，才挽救了女孩一命。對于老專家們的明哲保身，劉炳凡表示理解，但并不予認可。

為病人醫好了病，勢必會受到病人家屬愛戴。為了表達感謝，民國時期的病家往往會請醫生吸煙（包括鴉片煙）、賭博以表敬意，“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可能也與此相關，民國時期的中醫，不少染有吸毒、賭博的惡習）。一些達官顯貴和社會名流，饋贈尤其豐厚。上海名中醫陳存仁在《我的行醫生涯》中便曾寫到，名醫薛文元曾長期為盛宣懷夫人莊氏治病，莊氏病逝后，遺囑贈予薛文元位于今上海鳳陽路洋房一棟；陸士諤為某顏料巨商夫人治病，遺囑也贈送陸房子一處；陳存仁為羅友蘭診病，后者贈他位于今上海南京路、哈同路間的上好空地一處，用來開設診所。當然，在上海有此好運的中醫畢竟寥寥。

在回憶民國時期的執業生涯時，老中醫們每每用“一言難盡”來概括個中的挫折與磨難。的確，在中醫備受打壓的近代中國，我們真的很少靜下心來想一想，這些老一輩中醫是如何磕磕絆絆一路走來的？他們的人生際遇，我們究竟又了解多少？時至今日，這些老中醫大多數已然作古，也帶走了許多歷史記憶。《名老中醫之路》所揭示出的民國時期中醫的開業和行醫的諸多面相，也便成為了解他們在民國時期生存和執業生活的一筆財富，也是構建民國時期中醫群體生命史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