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為“騰出更多資金用于發展所需、民生所盼”，“黨政機關要堅持過緊日子”的表述繼續出現在政府工作報告中。

澎湃研究所持續關注長三角41城“三公”經費情況。“三公”經費包括財政撥款支出安排的因公出國（境）費、公務用車購置及運行費和公務接待費。2024年，長三角41城三公經費普遍上漲，漲幅最高的城市揚州達41.22%。

2025年，“三公”經費有哪些值得關注的現象？澎湃研究所研究員收集2025年長三角41城市級和浙江、江蘇、安徽三省省級“三公”預算數據，持續關注“緊日子”動態。

長三角“三公”經費預算整體下降

2025年中央本級“三公”經費預算比2024年預算降低3.32%，長三角三省一市“三公”預算分別降低0.6%（浙江）、0.04%（安徽）、0.01%（江蘇），上海不變。

在長三角38個城市（杭州、安慶和湖州數據未公布）中，有4個市級“三公”經費預算較2024年預算上漲，8個城市保持不變，26個城市下降（參見表1）。

其中，漲幅前三是淮北（5.00%）、六安（2.17%）和宣城（1.90%）；降幅前三為徐州（-11.00%）、鹽城（-7.09%）和揚州（-7.00%）；38城市級“三公”經費平均壓減-0.01%。

淮北“三公”預算增加主要來自公務用車運行費，同比增加209.23萬元，原因是“公安等部門增加公車運行支出”。六安財政局解釋預算增加主要是縣區生態環境部門上劃導致口徑變化。宣城“三公”預算增加主要來自因公出國（境）費相比去年增長91.78%，原因是“前兩年受疫情影響，預算基數較低”。

2025年三公經費預算相比2024年壓減趨勢明顯，且減幅更大。2024年，長三角公布數據的39個城市中有16個同比上漲，5個城市保持不變，18個城市下降。漲幅最高41.22%（揚州），降幅最高僅為-4.06%（馬鞍山）；38個城市市級三公經費平均上漲2.02%。

注：杭州、安慶無2025年數據，湖州無2024年數據；變化率計算基數是2024年預算數據來源：各市財政局

值得一提的是，個別城市通過微量減費從而實現“降幅”效果。比如，阜陽 “三公”預算6439萬元，同比減少2700元；蚌埠“三公”預算4934萬元，同比減少6100元；泰州2025年“三公”預算比2024年預算減少1萬元。

“三公”經費基數高的城市，應壓減更多

觀察“三公”經費，不僅要看變動值，也要看絕對值。

“三公”經費所涉公務員活動與該地區政務活躍程度相關，結合各城市經濟事務體量（參見表2），發現個別城市“三公”經費預算總體偏高。當然，公務員活動也可能與該地區公務體系供養量和民政體量有關，但因這兩者缺乏數據，本文暫以經濟變量說明問題。

比如，在39個長三角城市中（杭州、安慶無數據），舟山2024年GDP排在長三角第32名，而2025年“三公”經費預算排在第14名，比GDP排名高了18個位次。紹興2024年GDP排在長三角第11名，而2025年“三公”經費預算排在第33名，比GDP排名低了22個位次。然而，2025年舟山和紹興的“三公”經費都壓減了2%左右。

澎湃研究所研究員認為，城市應理性評估自己的“三公”經費基數，以經濟社會情況相近的城市為參考，基數更高的城市應設定更高的壓減比例，以減少不必要的開銷，不必一概而論徘徊在-0.01%附近。以表2為例，GDP排名比“三公”經費高很多的城市可考慮超出平均水平地降低“三公”經費。

注：杭州、安慶無2025年數據，湖州無2024年數據數據來源：各市財政局

“三公”經費中“路費”占比值得商榷

此外，觀察“三公”經費，還要關注“三公”經費的結構是否合理。

圖1展示了2025年長三角城市“三公”經費的平均結構，其中公務用車運行費占51.1%，公務接待費占21.04%，公務用車購置費占15.86%，因公出國（境）費占10.06%。

這一結構的合理性值得商榷。與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直接相關的公務員活動——比如政府間交流學習和跨境招商引資等活動費用——在“三公”經費中占比較小，而用車的兩項費用加起來占近七成“三公”預算（66.96%）。

“三公”經費中，“路費”占比是否太高，值得討論。畢竟公務員活動是否達到良好社會經濟效益和路途排場無直接關系。換句話說，“過緊日子”首先要從用車開始——只要能嚴格把關優化購車用車，“三公”經費就容易下降。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席鵬輝認為，在過緊日子的情況下，確實應該壓減一些沒有必要的購車，這不僅是優先保障重點支出的現實客觀要求，也是過緊日子的重要體現。

制圖：謝秋伊 數據來源：各城市統計局

具體來看，一次支出較大的公務用車購置費占15.86%，長三角平均每個城市每年購置費用是1396萬元，最高上海購置費1.41億元，最低六安100萬元。按照《黨政機關公務用車管理辦法》規定，公務員配車單價應在12萬元-45萬元之間，取中位數28.5萬元，長三角市級政府平均每年新購置汽車49輛。

占比最大的是公務用車運行費，占半數“三公”經費預算。根據《黨政機關公務用車預算決算管理辦法》，公務用車運行費用包括公務用車燃料費、維修費、保險費、過路過橋費、停車費和其他相關支出。也就是說，“三公”經費的一半費用，是用在給公務車上保險和加油上面。

注：杭州、安慶無2025年數據；常州用車購置費和用車運行費沒有分開披露，共3603萬元，占三公經費71.56%；數據來源：各市財政局

要求“過緊日子”的同時，也鼓勵“鼓勵黨員干部迎難而上、主動作為”。“三公”經費不是越低越好，而是錢要花在“刀刃”上，以是否促進城市經濟社會良好發展為尺度度量“三公”經費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目前還缺乏這種評價機制，但從“三公”經費結構和城市發展動態入手，可窺探一二。

表3展示長三角除安慶和杭州以外所有城市的“三公”經費結構。一個可用的參考標準是，因公出國（境）費用應和該城市的社會經濟外向程度相關。比如，在因公出國（境）費用占比靠前的城市中，上海、寧波屬經濟外向性程度較高的城市，紹興正發力國際化招商引資。

公務接待費應和購車用車費用因和公務員活動（招商引資、接待來訪）活躍程度相關，這些活動的有效性部分（但不是完全）體現在城市的GDP增速上。比如，用車費用較高的合肥和徐州，2024年GDP增速分別達到6.1%和6.3%。

席鵬輝認為，各城市一般公共預算支出規模上漲，“三公”經費整體性下降，體現了各地堅持過緊日子的基本理念，對于緊平衡背景下各級政府優先保障重點支出具有積極的意義。

“三公經費的壓減并不是目的，支出規模應當與承擔的事權和支出責任相匹配。壓減空間還有多大，這需要進一步加強績效管理，深入推進零基預算改革。沒有必要的支出，應該盡量減少甚至避免，合理的支出應該得到基本的保障。”席鵬輝說。

（實習生張昊然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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