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5年5月11日，第十屆影像上海藝博會落下帷幕。十屆影像上海藝博會的各方面都經歷了不同程度的轉變，本屆PHOTOFAIRS Shanghai所展現出的多個特點，包括其國際化的一面、經典攝影的缺席以及畫廊體系與個體藝術家售賣并行的嘗試。作為以收藏為驅動性質的藝術品交易博覽會，它是中國攝影收藏的一個風向標，對上述提及的三個方面的問題，澎湃新聞記者通過長期觀察和現場采訪，試圖在問題中尋找推力，這一推力并非僅僅來自剛剛結束的第十屆影像上海藝術博覽會，而是基于對影像上海藝術博覽會趨勢的考察。

2025年5月8日，第十屆影像上海藝博會現場。澎湃新聞記者 許海峰 攝

國際化程度不足

2025年5月9日，澎湃新聞記者在現場遇見日本攝影家尾仲浩二，他說，感覺今年的規模又小了一些。2024年和2017年，尾仲浩二曾兩次參與影像上海。

“明顯感到國際畫廊變少了。我指的是純粹的國際畫廊，并非在國內有分部的國際畫廊。”有過攝影收藏經歷的俞霄燁先生向記者表示，“之前看到過一次NASA的銀鹽照片，現在想想應該買下的。”

2014年，第一屆影像上海藝博會現場，由英國倫敦的 Breese Little 畫廊帶來的NASA照片。吳棟 圖

俞先生提到的NASA照片于2014年在首屆影像上海中由英國倫敦的 Breese Little 畫廊帶來。據記者統計，第一屆影像上海，俞先生口中“純粹的國際畫廊”有20家，占40家參展畫廊的1/2，其中包括德國柏林的CAMERA WORK、美國洛杉磯的Fahey / Klein Gallery 、英國倫敦的 FLOWERS （其于2020年在中國香港開設畫廊）等。而今年參加第十屆影像上海的畫廊總數約為50家，其中的國際畫廊多為在全球多地均設有畫廊的機構，據公開資料顯示，僅有4家外國畫廊，他們是Fisheye Gallery、便利堂、CAVE-AYUMI GALLERY+ori.studio與VisionQuesT 4rosso。

澎湃新聞記者查閱了于2014年舉辦的第一屆影像上海提到的國際攝影家名單，包括荒木經惟、尼克?勃蘭特、勒內?布里、愛德華?伯汀斯基、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帕特里克?德馬舍利耶、楊福東、邁克爾?肯納、安德烈?柯特茲、彼得?林德伯格、薇薇安?邁爾、史蒂文?麥柯里、森山大道、馬丁?帕爾、羅伯特?波利多里、塞巴斯提奧?薩爾加多、約瑟夫?蘇德克以及愛德華?韋斯頓等。這些人的相關作品絕大部分沒有出現在第十屆影像上海的名單上，本屆出現的主要國際藝術家作品名單包括喬瓦尼·歐祖拉、森山大道、杉本博司、JR、具本昌、深瀨昌久、荒木經惟、羅杰·拜倫和蘇菲·卡爾等。

可以看到，十屆過后，外國畫廊對參與影像上海熱情降低了很多。這背后或許有多方面的因素，包括銷售成本、本土影像收藏市場差異等。第一屆的時候，蘇黎世的 Stephan Witschi 畫廊的畫廊主曾對記者表示，“在瑞士售賣作品只需繳8%的稅，而在中國需要繳27%，所以保本困難。”今年，據影像上海工作人員透露，國際畫廊賣出作品需繳的稅額是13%。

經典攝影的缺席

到了第十屆影像上海藝博會，記者的第一觀感是，經典攝影占比再次變小了。這些作品，或者說代理這些作品的畫廊，今年基本沒有參與到影像上海中來。

第一屆影像上海中，艾略特·厄維特（Elliott Erwitt）的《加利福尼亞之吻》在洛杉磯Fahey/Klein畫廊，日本Amanasalto畫廊與馬格南圖片社均有出售，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經典的拿酒瓶奔跑的小男孩與麥柯里（Steve McCurry）的《阿富汗女孩》前常有人留影。中國的泰吉軒畫廊帶來了愛德華·韋斯頓，布雷特·韋斯頓和基姆·韋斯頓這韋斯頓家族三代人的原作。

SIPA畫廊展出的Bert Stern在夢露死前六周拍攝的The Last Sitting是第一屆吸睛的作品。Herb Ritts 的 VERSACE DRESS 在當時是全場最貴的作品，其代理商是德國的CAMERA WORK，售價約合81萬人民幣，當時，那件作品截至閉幕前2小時未售出。

2014年，第一屆影像上海藝博會現場，觀眾在布列松照片前。吳棟 圖

2014年，第一屆影像上海藝博會現場，SIPA畫廊展出的Bert Stern在夢露死前六周拍攝的The Last Sitting。吳棟 圖

2014年，第一屆影像上海藝博會現場，Herb Ritts 的 VERSACE DRESS。吳棟 圖

相對的，今年售價最高的是杉本博司的一件作品，售價為20萬美元（約合144萬人民幣），據工作人員透露，代理該作品的里森畫廊稱作品已被預訂。

2025年5月8日，第十屆影像上海藝博會現場。澎湃新聞記者 許海峰 攝

這個變化不是均勻穩定的，并且每屆狀態都不同。在那之后的幾屆，諸如劉香成、陸元敏、何藩等攝影家的作品也能在影像上海中亮相，但今年很少看到這些國內外的經典攝影，與此相對的，藝博會展現出了一幅更貼近當代藝術的面貌。開幕日，記者采訪了新加坡攝影節創始人李錦麗，她第一次來到影像上海，對此，她的第一感覺是“當我來影像上海博覽會時，不可避免地會想起 Paris Photo，上海很大程度上植根于亞洲，攝影語言與歐洲攝影非常不同。最大的區別是，Paris Photo 你會遇到很多大師作品，經典的明膠銀鹽照片，但在本屆影像上海上的作品非常新鮮，也很有活力，其中一些作品非常有實驗性，這不是攝影所必需的，更多屬于當代藝術的范疇。”

李錦麗補充說：“聊到當代攝影時，數字化已經成為藝術家普遍接受的方式。與上海相比，歐美的攝影史非常不同。這是我的推理。我不認為我可以把這定義為當前的現象，或者去想象它的未來，我覺得，談論攝影作為藝術是非常有前瞻性的，這種媒介是鮮活的，只有不到200年歷史，在藝術媒介中是最年輕的，因此，它有巨大的潛力。并且，拍膠片越來越難了，我和朋友開玩笑說冰箱里還有柯達Chrome 膠片。現在膠片很貴。銀鹽照片在歐洲市場上仍非常活躍，且有很高的價值，因為在那里一開始就有這樣的市場，但在中國很少見到這樣的東西，因為這里開始就沒有形成這樣的市場。

但疫情之后，我覺得 Paris Photo也發生了變化。新興藝術家受到了更多的重視，他們也正關注攝影和基于圖像的藝術。圖像本身的使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復雜得多。20年前，攝影的真相無可爭議。20年后，即使是直接攝影，真相也可能受到質疑。我認為，當談一個藝博會時，它更多表明買家和市場的利益是什么。就此而言，我無法發表評論。”

2025年5月，李錦麗在影像上海藝博會。吳棟 圖

除此之外，李錦麗說自己還特意買了個行李箱，想要買些攝影書。藝博會期間，她與幾位嘉賓出席了第十屆影像上海藝博會期間由多倫現代美術館發起的論壇“在照片、書籍和藝術之間：攝影書的多種可能”，但在本屆藝博會上幾乎沒有攝影書可供購買。“許多人收藏攝影作品的第一步是從買攝影書開始的。”李錦麗說她對此有些失望。

畫廊代理與個體藝術家直銷

曾經參與過影像上海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畫廊主認為，本屆影像上海藝博會的定位不準。他認為，藝博會更多面向的不是觀眾和游客，也不是攝影家和藝術家，而是藏家。從這個角度來說，本屆藝博會并沒有看到主辦方在招攬藏家這塊上的努力，特別是境外藏家的宣傳。“提的是多少畫廊，多少藝術家，多少展覽以及如何把這些發小紅書上。這不是畫廊看中的方向。”他說。

2014年，收藏家W.M.Hunt在第一屆影像上海。吳棟 圖

這位畫廊主進一步說，今年影像上海允許個體藝術家以銷售者身份售賣自己作品的做法不可取。“這可能讓中國攝影收藏的體系在未建立前就崩塌了。藝術家的態度和畫廊之間應該是互相幫助的，如果所有的話全都由藝術家本人來說，會給藏家帶來高風險。風險主要在于藝術家的價格體系并不穩定，而畫廊主要承擔篩選藝術家的功能，鑒定其穩定和成熟度。至少他應是一位持續創作的創作者，不會說過兩年他改行了，或者江郎才盡了。這對藏家的傷害很大。”他說。

2025年5月8日，第十屆影像上海藝博會現場。澎湃新聞記者 許海峰 攝

中國攝影家協會理論委員會委員趙剛稱他也注意到了以上三個問題。對于前兩個問題，趙剛認為兩者密切相關。“作為在上海的藝博會來說，這屆表現出的國際性和上海的國際化程度不太匹配，作品數量也較少。國內的攝影收藏市場很有限，而且影像藝術價值體系也相對多軌道，總體不太成型。這方面，國際專業畫廊的操作，對攝影家的藝術價值和市場價值的定位，也有國內畫廊可以學習的地方。”趙剛說，“本屆經典攝影相對較少，當代藝術中的影像是主流，但如果沒有經典攝影，感覺場子撐不太起來，特別是在中國攝影收藏體系未建立起來的時候。市場應兼顧各個層面，攝影有傳承，沒有經典影像會讓人感覺斷層，這對市場不利，試想我們如何判斷像郎靜山等人的價值？而經典攝影相對安全，它會提供一個坐標。當然，當代肯定也很重要，但一般來說，對當代影像的收藏會更謹慎些。這個問題我認為與國際畫廊的缺少是相關的，如果影像上海藝博會缺少（國際畫廊和經典攝影），我認為需要重新組織起來。”

對于本次藝博會上畫廊與個體藝術家自己銷售作品并行的嘗試。趙剛認為現實角度可以理解這樣的行為，但他認為藝博會這樣的做法比較獨特，他不太贊成。“有兩個問題，一是個體藝術家進入市場會形成干擾，像廠家直銷可以不考慮畫廊分成，定價降低，這使得其他藝術家的生存狀況變差，而職業藝術家不會這樣考慮。因為攝影作品需要有版數，如果以個人來定，即使是一位口碑很好的藝術家，藏家也很難完全信任。職業藝術家希望畫廊背書，畫廊也可以篩選目標客戶。”趙剛說，“嚴格講，這樣的做法不應該出現在影像上海，這讓藝博會更像一個攝影節，當然，這也顯示出組織者的某種思考方式，或許是想更多樣化，但成熟的買家或許并不喜歡這樣。”

結語

可以看到，第十屆影像上海做出了許多嘗試，以應對當下本土變化的收藏市場，此外，設立的“共創視角”板塊引入了幾家國際機構參與到藝博會的交流，亦給藝博會帶來了活力。但總體而言，藝博會所關注的“影像收藏”并非一個孤立問題，其也是攝影生態的一種表現。而健康的攝影生態則需要美術館、藝術家/攝影師、媒體、藏家、出版商、教育機構等多方的共同努力。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顧錚曾提到，上海沒有一座與其地位相匹配的攝影博物館。而據記者觀察，當代媒體在介紹攝影時紛雜的價值觀亦造成了今日多軌體系的現狀。此外，一個更開放的交流通道是藝博會所需要的，只有這樣，在國際化與本土的交流和時間的河流中，影像的價值才得以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