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盟國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和聯合國成立80周年之際，中俄兩國于2025年5月9日發表重磅聲明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于全球戰略穩定的聯合聲明》，用長達3000字的體量共同展現出反對美國對中俄兩國“雙重遏制”的姿態，同時揭露出后冷戰時代以來美國加速破壞大國戰略穩定的作為與惡果。雖然中俄歷次聯合聲明曾多次提出需要維持大國戰略穩定，但對于美國顛覆戰略穩定、追求戰略優勢進行如此直接且有深度的批評則是罕見的。誕生于1958年核威懾與核戰爭恐慌條件下的戰略穩定概念，是我們深刻理解冷戰時期美蘇大國關系實質以及后冷戰時代大國關系演變的一項核心概念與關鍵切入點，了解其緣起、運行及遭受破壞的歷史頗具啟民意義，可助力我因應大國競爭時代。

一、防止核突襲與戰略穩定的概念緣起

被冷戰史大家劉易斯·加迪斯稱為“長和平”的冷戰，實際上是核時代超級大國建構、維持并尋機破壞“戰略穩定”（Strategic Stability）態勢的一種權勢競爭模式：例如，1980年代里根政府所謂“星球大戰”計劃便旨在通過建設天基反導及天基進攻性武器來推翻美蘇戰略穩定，借此通過構建蘇聯無法承受的軍力優勢從而逼迫蘇聯就政治經濟改革、撤兵東歐等關鍵問題順應美國的意志；1970年代尼克松政府同蘇聯達成限制戰略武器協定和反導條約，則在于通過構建戰略穩定從而維穩美蘇關系，避免蘇聯利用增長中的強大國力去顛覆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宏觀地看，不同于核時代之前的維也納體系及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冷戰期間的大國秩序及其依賴的戰略穩定奠基于兩大支柱：一是以核威懾、核戰爭等暴力介質為基礎的物質力量支柱，二是戰爭及危機前后當事方及時管控事態、增信釋疑，持續傳遞威懾、戰爭、和解等信號的溝通聯系與戰略互信支柱。由此，當代戰略穩定包括“軍備競賽穩定”和“危機穩定”兩大層面，這根本促進著主要大國的“長和平”局面，20世紀后半葉因而構成近代以來人類長期和平發展的罕見普惠增長期。

冷戰尚未爆發前，基辛格的導師、古典現實主義大家摩根索便先知般地指出，20世紀是一種反常的存在，國家權力受到的限制少于近代以來任何時代；控制核武器超越了任何民族國家的能力，這使得主權國家處于“復古”狀態，政治家首要職責就是避免核毀滅；核武器是有史以來國際關系結構內唯一真正革命，根本上改變了對外政策目標與手段之間的目的，核國家之間的戰爭不再是政治的延續，而變成了互助式自殺。摩根索進而懷念近代西歐古典戰爭所具有的溫和節制和不決勝負特性，認定冷戰前期美蘇關系極度缺乏共有文化和社群規范，這種極度危險狀態與核武器的極端恐怖效應相結合，構成國際政治的最大不穩定因素。

美蘇關系從冷戰一開始便陷入上述大國政治困境，導致冷戰早期秩序缺乏基本穩定要素。面對核壓力，蘇聯亦步亦趨，1953年8月在美國熱核試驗后不到九個月便運用更先進的氘化鋰技術試爆氫彈，很快便同空基核載具相結合，美國源自二戰的所謂“珍珠港時刻”安全焦慮在核時代被顯著放大，被敵人核突襲的深刻恐懼導致美蘇安全困境迅速惡化。

歷史地看，五十年代后期在美蘇構建舒緩冷戰的戰略穩定進程中，除去體系、國家和決策者多重因素發揮影響，制約雙方對抗性關系進一步惡化的核心因素源于現代威懾理論、技術手段和相互威懾關系之成熟，次生因素表現為美蘇雙方致力于研判對方核威懾和戰略意志，包括戰略戰役意圖、戰略學說變化、危機期間緊急通訊機制和相互威懾信號捕捉。

面對尋求戰略穩定的共同渴望，1954年以來美蘇圍繞開放天空以供彼此核查、防止核突襲等關鍵事項開展先期和談，雖然未能形成領導人峰會期間的戰略成果，但1958年底雙方在日內瓦先行召開防止核突襲和核戰爭的首輪專家組會議，對戰略穩定問題起到了劃時代的作用。為準備此次會議，美國總統科學咨詢委員會于是年8月在當代史上首次概括“戰略穩定”的內涵：“戰略穩定即指免于突然核襲擊的狀態，此種狀態需通過共同限制軍備的協定來達成，與此同時需核查并知曉對方的意圖與實力，且嚴重依賴于彼此反擊力量的均等‘脆弱性’之上?！?/p>

國際政治學界進一步細化了戰略穩定定義：當任何一方都沒有發動針對對方第一次攻擊的動機時，大國間的經典戰略穩定便存在了，因為雙方都認識到另一方可通過報復手段摧毀攻擊發起國，據此，經典的相互威懾狀態得以形成。詹姆斯·阿克頓據此把戰略穩定界定為核國家之間形成的穩定威懾關系：如果危機中任何一方都不擔心對手首先發起核打擊，或者具有改變力量態勢的動機，核國家間相互威懾便處于穩定，進而構成“經典戰略穩定”（即核戰略穩定）；“經典戰略穩定”基礎上，經貿相互依賴和新質常規威懾等促進的大國間戰略穩定被稱為“復合戰略穩定”，“經典戰略穩定”是促成冷戰之所以“冷”及其平穩落幕的關鍵，“復合戰略穩定”則為后冷戰時代平穩大國關系、促進國際持久和平指明了現實方向。

1958年美蘇防止核突襲會談中的美方代表團，此次會議首次提出戰略穩定的概念。

上述有關戰略穩定的定義指出了相互確保摧毀、戰略核軍控、核透明和加強戰略聯系及領導人即時通訊等日后構成美蘇戰略穩定的框架。有關定義在五十年代末便規劃和限定好了后來美蘇大國戰略穩定機制，即戰略穩定應由“危機穩定”與“軍備競賽穩定”雙重構筑：“共同限制軍備的協定”至七十年代落實為《限制戰略武器協定》以及《削減戰略武器協定》；“彼此反擊力量的均等脆弱性”日后體現為1972年《限制反彈道導彈系統條約》；“核查對方的意圖和實力”演化為美蘇危機聯系熱線及至90年代初形成的《開放天空條約》和核查機制。顯然，1958年美國提出的戰略穩定概念，可高屋建瓴、言簡意賅地對美蘇冷戰及雙邊構建戰略穩定的歷史加以深邃解析，并成為美蘇雙邊追求戰略穩定的行動路線圖。

二、美蘇戰略穩定的運行結構及其促進大國“長和平”的功用

借助自由制度主義和防御性現實主義框架，美蘇戰略穩定所仰賴的基礎可歸結為：美蘇相互間以核均勢和核穩定為基礎的戰略克制與戰略穩定；美蘇籌措并維系全球范圍內雙邊行動規范；有選擇性地構筑美蘇相互依賴制度，并加以維持和變革；相互依賴帶來相互義務，據此可進一步促成美蘇雙邊共同利益。相關戰略穩定機制包括：（1）美蘇戰略核軍控以及核均勢和戰略平衡機制；（2）相互核查及國家間信任構建機制；（3）元首及專業部門的危機聯系熱線機制；（4）防止?？漳Σ潦鹿蕶C制、防止核戰爭及核危險管控機制；（5）對蘇經貿、信貸、技術轉讓以規鎖其對外行為的“聯系”機制。正是秉承“在混亂中建立基本秩序”的戰略穩定愿景，基于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美蘇雙邊外交推演出漸次清晰的戰略穩定內涵，兩國至七十年代第二次“緩和”時代將相關概念深化為維護戰略穩定的諸項護欄機制，以此，基辛格為代表的戰略穩定構筑者謀求建立大國間得以相互依存的約束網絡（a constraining web of interdependence）和建設性互惠關系，相關制度機制產品一直延續至后冷戰時代。

其一，美蘇戰略穩定日臻成熟的重要表現在于，雙邊生發出管控新質技術手段武器化對戰略穩定和防止意外核沖突造成負面影響的自覺意識。具體來看，1970年開始，美蘇戰略穩定磋商很快便關注到了預警發射（Launch on warning）問題處置，基于避免未經查證的核預警導致一發不可收拾的首輪核打擊的戰略穩定期望，1970年5月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很快針對預警發射發表戰略穩定宣言，即“任何政府或任何國會都不會采用這種戰略。”又如，是否禁止發展分導式多彈頭技術（MIRV ban）曾成為七十年代前期美蘇戰略穩定磋商的重要事項，類似的戰略穩定談判氣候和政治生態有力地降低了美蘇冷戰對抗烈度。

1967年美蘇首腦會晤期間，美國國防部部長麥克納馬拉向蘇聯總理柯西金解釋為何大國部署反導武器不利于戰略穩定，約翰遜總統在旁陪同傾聽。

其二，在最關鍵的核軍控戰略層面，美蘇達成第一階段限制戰略武器談判（SALT I）成果，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談判（SALT II）則由福特、卡特政府繼續推動。除去限制戰略武器談判，這一時期實現戰略穩定的護欄機制還包括《限制反彈道導彈系統條約》《禁止臨界核試驗條約》等關鍵協定，由此構筑起雙邊核均勢與核穩定。

其三，七十年代時美蘇暫時不再追求以“絕對安全”和絕對軍事優勢為目標的防務戰略，彼此開始尋求基于審慎和相對安全原則的“戰略克制”。進入七十年代中期，蘇聯各類陸基及?；鶑椀缹棓盗侩m然多于美國，為2347枚比1710枚，但美軍分導式多彈頭技術及導彈打擊精度強于蘇軍，美國?；藘瀯莸靡酝K聯陸基核優勢抵消，美蘇戰略均勢（strategic parity）得到鞏固。同期，根據1972年《限制反彈道導彈系統條約》，美蘇放棄針對對方大規模部署反導武器，標志著雙方共同認可“相互確保摧毀”核戰略所帶來的戰略穩定，兩國在戰略進攻和戰略防御武器方面的軍備競賽得到歷史性緩解，戰略穩定與“緩和”高潮來臨。

其四，美蘇開始有意識地深入搭建相互核查機制，進而豐富彼此間“信任構建”機制（Confidence-Building）。前者以服務于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的相互國家核查機制為標志，后者則以1972年歷史性的《美蘇關系基本原則》（Basic Principles of US-Soviet Relations）為核心，并以學界并不熟知且最終流產的美蘇《核互不侵犯條約》（Nuclear Non-aggression Pact）為標桿。特別為確保美蘇限制戰略武器及反導武器協定履約，美蘇1972年年中首次達成不途經對方領土而督查軍控狀況的“國家技術核查手段”的共識，由此，美蘇逐步承諾不干涉技術核查手段運用，不故意阻礙對方合法的空基及天基核查。這就使得隨同偵察衛星性能不斷提升而強化偵收的遙感數據及信號數據成為促進美蘇軍控和大國戰略穩定的重要因子。不斷充實的國家技術核查手段承接著美蘇五十年代末曾預想的開放天空及防止核突襲重大倡議，下探至1992年落地為《開放天空條約》。

其五，尼克松、福特政府在繼承先前美蘇高層聯系熱線機制的基礎上，全面現代化直通雙邊元首及專業部門的危機緊急通訊熱線（Direct Communication Link），由此，美蘇高層及各軍種之間直通聯系熱線成為大國戰略穩定和護欄機制的關鍵組件，特別地，高層聯系熱線機制通過增加威懾信號釋放的“威懾有效性”，進而顯著增加了“戰略穩定性”。

由此可以看出，上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的美蘇關系史主要圍繞構建、編排和構建有利于自身的戰略穩定局面而展開。其中，戰略穩定構成五十年代末美蘇第一次“緩和”及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末第二次“緩和”的追求目標，美蘇軍備競賽及不同時期威懾理論的演進則屬于兩國動態追求有利于自身戰略穩定局面的安全政策工具，八十年代前期的對蘇“新冷戰”則為美國右翼力量重建有利于自身的戰略穩定局面的施策結果，蘇聯退出東歐、退出冷戰、退出全球南方、單方面巨量核裁軍的過程本質上體現出蘇聯失守對美戰略穩定。

從長時段視角來看，五十年代末艾森豪威爾政府所開創、七十年代尼克松、福特及卡特政府所全面構筑美蘇戰略穩定的思路和遺產，雖然歷經新右翼力量的摧折，但始終是共和黨內溫和派及民主黨內進步人士的理論尊奉。即便是蘇聯急劇衰落的1990年，老布什政府仍舊同蘇聯達成“進一步降低爆發戰爭特別是核戰爭的風險，通過進一步穩定地削減兩國戰略武庫來確保戰略穩定性、透明度和可預測性”的戰略穩定愿景，個中思路無不凸顯“既能使自己活，也能夠讓對方活”的戰略穩定智慧和謙遜且懂節制的“緩和”思維。

三、美國對當代大國戰略穩定的破壞與顛覆

自八十年代伊始里根政府掀起對蘇新冷戰以來，上述戰略穩定機制和制度產品便開始遭到美國新右翼力量的侵蝕和放棄?？傮w來看，1989年至1991年冷戰終結以來，美國總體致力于壓迫俄羅斯的地緣政治空間和影響力范圍，在選擇性繼承部分美蘇戰略穩定機制遺產的基礎上，通過不斷侵蝕美俄戰略穩定進而尋求更全面的戰略優勢，鞏固“單極時刻”，這是導致2008年至今歐亞大陸地緣政治破碎帶諸多地緣戰爭和沖突的核心背景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于全球戰略穩定的聯合聲明》詳細列舉了美國破壞戰略穩定的種種作為，在此筆者掛一漏萬地進一步揭示美國相關舉措的危害和本質。

首先，美國對俄國等大國就近部署戰區導彈防御系統乃至國家導彈防御系統，實質性破壞1972年《限制反導彈彈道系統條約》（ABMT），并最終于2001年12月退出該關鍵條約。早在五十年代末，美國政府便承認，“戰略不穩定”指一方發起的主動進攻行動導致對方被消滅，但對發起者沒有損害的情況；同時，美蘇戰略核打擊力量的簡單“均勢”并不意味著“戰略穩定”，因為兩國資源稟賦及城市工業復合體的形態與分布不盡相同，但關鍵在于，戰略穩定建立在不設立有效反導系統這一雙邊共識和戰略態勢之上。由此可見，美國退出《反導條約》后全面追求戰區及戰略反導優勢之努力，不得不讓其他核大國憂懼美國致力于保持強大首次核打擊能力及先發制人的核實戰思想，這是根本破壞大國戰略穩定結構的倒行逆施。

其次，美國退出《開放天空條約》，侵蝕美俄核查機制的有效性，弱化了自身核武庫的透明性；同時基于退出《中導條約》，命各軍兵種大量發展新型高超音速中程彈道導彈和新質洲際彈道導彈，在相關盟國對其他大國進行抵近部署并進行?；宋淦鲾U散，強化延伸威懾，顛覆地區戰略穩定。

美國在羅馬尼亞對俄抵近部署的戰略反導系統。

美國在菲律賓對華抵近部署的“堤豐”中程彈道導彈系統。

再次，美國政府堅持利用核提包以及所謂政府連續性計劃發揚實戰核威懾，對其他大國進行果決的全面核戰爭以及核斬首。緊隨總統近身的核提包可以幫助總統團隊利用不到10分鐘完成發起核攻擊的識別、評估、溝通、發射等流程。在一些最極端的危機情況下，戰略空軍司令部指揮官對總統匯報核戰爭態勢的簡報會被壓縮到僅為30秒，總統可在6分鐘或更短時間內做出全面核打擊決策。其間，核提包發揮著總統得以在不同避難地點穿梭時進行緊急核戰爭指揮、控制及通信的不可或缺戰略效能，構成美國長期炫耀自身核實戰能力、向外界展現其有實力破壞戰略穩定的關鍵威懾訊號。

正因為美國決策層通過時刻緊握核提包進而夯實實戰威懾能力，面對俄羅斯聯邦總統葉利欽1994年9月對美倡議雙方均應放棄核提包、以構建俄美新時代伙伴關系時，美國總統克林頓和副總統戈爾當即予以否定；戈爾暗示核提包是必要的，因為核擴散態勢構成新的核危險，總統需要做好準備，以應對新的擁核國發動突然襲擊。美國最高領導人不愿放棄使用核提包進而始終構建強大實戰威懾能力的美國核戰略本質和戰略優勢心理昭然若揭。

面對美國國家安全權勢集團破壞戰略穩定、追求優勢的歷史觀和戰略實踐，基辛格堅信，完全通過物質上主導來尋求安全是對其他國家的威脅，一國絕對安全必然意味著所有其他國家的絕對不安全，故而基辛格為代表的戰略穩定者相信，“緩和”理念牽引下的戰略穩定智慧可以避免美國陷入冷戰早期摩根索等戰略家憂懼的“無節制帝國主義”（unlimited imperialism）陷阱，但美國右翼力量的道德自負、優勢型國家安全戰略理念及其過度意識形態化實踐，是導致美國在后冷戰時代頻頻沖擊大國戰略穩定結構的哲學根因。美國右翼未能看到，堅守大國戰略穩定的經驗和智慧，不僅是護佑世界和平的必要舉措，同時也是美國自救和得以平滑衰落的必要仰仗。

為構筑未來中長期事關重大的中美復合戰略穩定，冷戰時代美蘇經典戰略穩定的特定運行機制和治理經驗值得中美兩國特別是美國重拾和汲?。好绹卤Ｊ刂髁x力量需要正視并遵守“既要使自己活，也要讓對方活”的戰略穩定哲學，正視人類政治文明的生態多樣性；美國需要改變國家安全戰略自里根時代重新激發的強調外部威脅、追求絕對安全、張揚黑白二元論的弊病，共建穩定有序的國際秩序，重拾不同大國共生共存的寶貴社群意識和文化規范，修正自身十字軍主義以及全球化美國信條的癔病，重歸美國最高領導人曾經呼吁的東西方“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因為我們分享很多共同理想和抱負”的政治覺悟和戰略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