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趙佶（傳），《文會圖》（局部）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本。

在經典系列閱讀中，重新閱讀了《荀子》，討論了荀子從“性惡論”到“天下之善”的理想構建，并衍申分析荀子的邏輯建構上的斷裂，所造成“新君子”的不知所措。如果從中國思想史上的影響來說，荀子所代表著儒家的天下國家架構下對“必要之惡”的接受（即承認人性中存在需要通過外在約束和教化來克服的、可能導致混亂的傾向。）并從此中影響著中國治吏和治民的方式。但若是翻閱中國思想史的名頭著作，相比于荀子，早些出生的孟子的影響就顯得十分特殊。

我們現在常說的“孔孟之道”其實出現時間較晚，一般僅指向宋代之后的儒家。宋之前孟子僅為孔子再傳弟子，其著作《孟子》也只能歸入”子部”一類，作為“諸子”之一而存在，不僅不能與孔子并列，甚至也遠比不上顏淵、曾子這些孔子的親傳弟子在后世的聲名。在宋之前“孔顏”并舉，才是常見的儒生的標準命題。西晉的陸機在《君子行》就言：“掇蜂滅天道，拾塵惑孔顏。”這里的“孔顏”就成為指代儒家的代名詞，并以此延伸出如“孔顏之樂”等儒家經典問題。但至在中唐以后，孟子的名字被側于孔子之后:孟子的聲名開始不斷上升，逐漸被政府封上爵號，配享孔廟，孟子其書也被入儒經之列，成為科舉功令，不久又超越“五經”而躋身于“四書”，變成中國士人必須讀的官方課本。這個不斷上升的聲名，被學者周予同在《群經概論》稱之為“孟子升格運動”。

“孟子升格運動”也可以稱之為“孟子再發現運動”，其過程已有諸多的學者討論，并且十分細致，在此不進行過多論述。但是如果我們把孟子聲名的不斷提高的過程，當作“現象”來觀察孟子其人在戰國時期的境遇與后世所受到的境遇，就會發現很多不尋常之處。

首先，我們已經知道孟子其人其學說，游說諸侯，如齊、梁、宋、滕、魯諸國，均未能見用，甚至逝去后，也并未得到重視。從歷史事件的結果來看，相反是荀子為天下開解的藥方“隆禮重法”被弟子韓非、李斯所借用，幫助秦國一同天下，成為天下的思想資源，并延之于如張蒼、陸賈、賈誼、毛亨、公孫尼子等漢代學者所承襲。因此，荀子雖被韓非子和李斯的聲名所累，但荀子的學說相較于孟子的學說還是不相伯仲，至于三國時期的魏人徐幹于《中論》猶同稱“荀卿子、孟軻,懷亞圣之才,著一家之法,繼明圣人之業。”直到唐代的韓愈，改寫起天下之道的傳承：

“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孟子得以超越荀子的聲名成為“亞圣”，配享孔廟，并與孔子合稱“孔孟”，并且延續至今。但是反觀荀子的聲名不斷起伏，被聲討，又不斷被士大夫所認可，不同于其它儒家諸子那樣被遺忘。

如：

宋代的程頤評價荀子為：“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為偽,以性為惡，不見圣賢。” 朱熹附和道:“荀卿則全是申韓”。（申不害、韓非子）

蘇軾也對荀子如此評價：“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繼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圣王之法,于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后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于荀卿,而不足怪也。”

贊許的也眾多，舉隅如：

清代乾嘉時期的汪中說：“蓋自七十子之徒既歿，漢諸儒未興，中更戰國、暴秦之亂，《六藝》之傳賴以不絕者，荀卿也。” 姚諶亦言“六經之文,自孔子后,惟荀卿得其傳。”

清代的禮學家凌廷堪也說：“(孟子)僅得禮之大端焉耳。若夫荀卿氏之書也,所述者皆禮之逸文,所推者皆禮之精意。”

但是推崇荀子最深的清代也是抨擊荀子的時代。

梁啟超就說：“清儒所做的漢學,自命為‘荀學’。我們要把當時壟斷學界的漢學打倒,便用“擒賊擒王”的手段去打他們的老祖宗--荀子。”

而戊戌六君子的譚嗣同的一段話，也成為經典之語：

“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皆荀學也.鄉愿也。”

那么我們就以此句為節點，再回看上文。

首先，可以承認說，歷代文人士大夫不論是贊許還是批評荀子，都在側面印證一個事實，那就是荀子這個人不可繞過。那么為什么荀子的學說有如此吸引力，以至于不可忽視？并且，如果說荀子不可繞過，為什么配享孔廟的卻是孟子？韓愈在儒家道統的傳承序列里要剔除在孟子之后的荀子？同樣，為什么在唐代之后，孟子被當時文人士大夫從“諸子”里發現，并且推崇備至？這種推崇影響到至于南宋，已經內化到皇帝的看法。南宋淳祐四年宋理宗對朱熹如此褒獎：“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后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圣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宋史·理宗本紀》)正式承認“道統”與接續孟子后續的道統的有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等士大夫。但更進一步，可以問，至唐代韓愈為孟子“升格”之后，并且后世將《孟子》確定為官方經典之后，為什么譚嗣同仍然說“二千年來之學,皆荀學也.鄉愿也。”而不是“二千年來之學,皆孟學也”？其它很有趣的延申疑問也會出現，“皆”如果是譚嗣同的用詞過度，那么，是否可以解釋為“大部分”所學《孟子》的儒生士大夫，在接受朱熹的“理學”教育的四書五經之后，自然而然還是會學習荀子之學，放下孟子之學？

由此，對于孟子，或者是孟子之學為什么在唐代之后，有如此大的變化，卻在譚嗣同的筆下又不見得有甚影響？

翻閱《荀子》，可以看到荀子對于年長三四十歲的孟子有自己的評價：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于后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荀子·非十二子》

評價孟子之毒舌，是荀子評價其它諸子不曾有的。荀子也單獨評價孟子的“性善論”：

故善言古者，必有節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無辨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豈不過甚矣哉！”《荀子·性惡論》

評價起來也非常之辛辣，荀子認為孟子之學“無辨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也就是閉門造車，脫離實際、夸夸奇談。那是否真是如此呢？如果，是真的，為何韓愈以孟子為道統，延至推向于“亞圣”之位？如果是假，那么為何孟子之學，又如此不見有王政施行，而有譚嗣同的“二千年來之學,皆荀學也.鄉愿也。”的感嘆？帶著這些疑惑，構成審視孟子思想的出發點，以問代讀，以此文為序，看看孟子學說的根基——“性善”所構建出不同于荀子“天下之善”的模樣以及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