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上午，列席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的全國政協委員、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局長張茅，在聽取李克強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后，走上設在人民大會堂北門的“部長通道”，回答中外記者的提問。

在回答澎湃新聞（www.kxwhcb.com）有關如何部署打假時，張茅引用報告的內容說，“要依法嚴格監管和實行最嚴厲的懲罰，使假冒偽劣制造者付出付不起的成本”。

此外，張茅還再次表示，要加強企業的自律和社會共治，完善社會信用體系，實現“天下少假”。

五年全國兩會四次回應打假問題

作為組建近一年的國家市場監管總局一把手，張茅在近五年全國兩會上，已四次公開談及打假問題。

2015年，張茅以國家工商總局局長的身份，首次亮相全國兩會記者會，回答中外記者提問。這也是他所在的工商總局首次參加全國兩會記者會。

有記者拋給他一個如何網絡打假的問題。他回答說，要建立社會信用體系，政府有關部門要嚴厲查處，使得售假者付出的成本高于銷售假冒偽劣商品的成本，甚至罰得傾家蕩產，假冒偽劣的商品才能逐步消失。此外，他還希望消費者勇于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新聞媒體要發揮輿論監督作用。

時隔兩年后的全國兩會上，有輿論呼吁“像治理酒駕一樣治理假貨”。隨后社會各界高度關注制售假案刑罰不足、犯罪成本過低、對犯罪分子震懾不夠，導致制售假公開化產業化的問題。

張茅也關注到這一備受社會熱議的話題，在記者會上答問時，他表示贊同這一觀點，并提出逐漸減少假貨的方法：落實好相關法律法規、健全社會信用體系、加大懲戒力度。

如何加大懲戒力度？張茅提出要建立社會共治系統。在他看來，這個系統包括企業自律、行業自律、社會監督、政府監管，這樣才能實現“天下少假”。

2018年全國兩會期間，張茅做客新華網、中國政府網《部長之聲》，第三次談到打假。針對“能不能像查酒駕來打假”的問題，他再次表示贊同：“過去酒后駕車罰款一次解決了，現在酒駕嚴重的可以入刑，現在就很少了。在目前這種情況下，我們利用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在陽光下公開。有些企業講罰我多少錢，我認了，而公開曝光就損失很大。”

他還說：“公開有時比依法懲罰的震懾力、殺傷力更大。它就記在那兒了，誰也改不了。”

過去一年，假疫苗、假保健品等引發社會廣泛關注。在今年全國兩會“部長通道”上，張茅回答打假問題時，首先表示要抓住重點領域，特別是食品、藥品、兒童、老年人用品等重點領域。

他還提出要依法嚴格監管和實行最嚴厲的懲罰，巨額懲罰制度、內部舉報人制度，“沒收和全部銷毀被發現的假冒偽劣產品，使得假冒偽劣制造者付出付不起的成本”。

與以往的舉措一樣，張茅還表示要加強企業的自律和社會共治，完善社會信用體系，完善有關法律法規。

代表：技術+共治打假路子可全社會推廣

五年全國兩會，四次談打假，雖然關注點不同，但張茅均談到提高制售假成本。這也是多位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在近年兩會上關注的議題。

阿里巴巴發布的一份打假年報顯示，該平臺在2017年排查出5436條銷售額超5萬元起刑點的疑似制售假線索，執法機關共接收1910條，已進行刑事打擊的740例案件中，共判決129人，其中104人是緩刑，實刑率僅19%。

去年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朱征夫亦建議提高制售假犯罪的法定刑，加大對制售假者的經濟懲罰，發揮立法對制售假犯罪產生威懾和預防的作用。

此外，他還建議完善制售假違法犯罪的行刑銜接制度，未構成刑事案件的售假人員納入行政管理范疇，再犯則進入司法階段加重處罰，形成售假重罰的閉環，不放過任何一個售假主體。

今年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全國特級優秀人民警察郝世玲也帶來一份“加大打假力度、讓制假者直接入刑”的建議。她建議加大懲罰性賠償，把制假售假者罰到傾家蕩產，尤其對涉及食品、藥品等人身安全的制假售假者，要從重處罰。

值得注意的是，張茅在回答打假問題時，兩次談及要加強社會共治。郝世玲對此表示贊同，她認為，打假是一個很大的難題，僅靠單方難以解決，必須社會各界聯合共治。

實踐中，有的電商平臺利用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技術主動防控疑似侵權商品，還聯合品牌權利人成立打假聯盟，并協助全國執法機關打假，探索技術加多元共治的打假路子。

全國人大代表、陜西省律師協會副會長方燕表示，充分利用現代科技技術，并且和其他執法部門相聯合，能更高效、便捷、快速地鎖定假貨并移除市場，這對制假售假者都是一個打擊。

“這種在立法層面以外的打擊制假售假活動，也是打擊售假行為的前置措施，技術加社會共治的打假路子可向全社會推廣。”方燕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