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5月11日，位于倫敦泰晤士河畔的泰特現代美術館開館改變了英國乃至全球的藝術格局。從布爾喬亞的蜘蛛裝置到埃利亞松的夕陽幻影，從裂開的地面到公共參與式表演……過去25年間，這座美術館留下太多令人難忘的藝術瞬間。

泰特現代美術館的宣言就是“讓藝術面向所有人”，它并未效仿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而是通過重寫當代藝術史敘事，為21世紀的當代美術館確立了新的基調。

泰晤士河畔的泰特現代美術館

2000年5月11日，位于倫敦泰晤士河畔的泰特現代美術館開館，英國作家伊恩·麥克尤恩（Ian McEwan）講過一個開幕派對的有趣故事。當時，泰特館長尼古拉斯·塞羅塔（Nicholas Serota）將他介紹給時任首相布萊爾。布萊爾與他握手，并告訴他自己是他作品的忠實粉絲，還在唐寧街收藏了他的幾幅畫作。

那天出席的還有小野洋子（Yoko Ono）、賈維斯·考克爾（ Jarvis Cocker）和尼爾·特南特（Neil Tennant），伊麗莎白二世女王也在場。如今，當這座美術館慶祝其25周年時，人們很難想象開館時的盛大。

那時，倫敦是唯一一個沒有世界級現代藝術美術館的主要歐洲城市。這座由發電站改建而成的美術館將成為英國的文化引擎。它矗立在曾被忽視的泰晤士河南岸，99米高的塔樓向世界發出了更多可能性的訊號。而世界也作出了回應。原本預計開館第一年會有200萬人參觀，結果來了500萬人。

從“泰特現代”眺望千禧橋和圣保羅教堂

泰特現代美術館一掃英國人在當代藝術領域的拘謹與保守。為掩蓋館藏的不足，尼古拉斯·塞羅塔放棄了按時間順序掛畫的傳統方式，改用主題式陳列（這一舉動曾引發不少批評）。

自2002年的重磅展覽“馬蒂斯與畢加索”到20年后的“塞尚”，泰特現代奉上了足夠多的大師之作，令那些對美術館里的滑梯和秋千嗤之以鼻的人也心滿意足。然而，它最偉大的成就無疑是占地3300平方米的“渦輪大廳”。

“泰特現代”渦旋大廳

這個巨大的空間激勵藝術家們拓展想象，以匹配其規模。最初迎接觀眾的是路易絲·布爾喬亞（Louise Bourgeois）的巨型蜘蛛雕塑《媽媽》（Maman）。如今，它也將在周年慶典中重返現場。

從最早為倫敦出租車司機舉辦的專場活動起，泰特現代的宣言就是“讓藝術面向所有人”。孩子們在地上涂鴉，學生們聚集閑聊，家庭在館內野餐。它也努力擴展藝術史正典，收納更多全球及女性藝術家的作品。弗里達·卡洛、喬治婭·歐姬芙和草間彌生等人的大型展覽接連舉辦，其中草間彌生的展覽在2023年打破了參觀人數紀錄。2026年則計劃推出崔西·艾敏（Tracey Emin）的回顧展。

一名孩子正在翻看“泰特貓”米爾德里德的兒童圖畫書，這本免費的活動書包含了許多小游戲和挑戰，讓小朋友們在參觀期間和之后對藝術品保持興趣。

但這一路并非總是香檳與票房的慶典。如同大多數文化機構一樣，脫歐、疫情與資金危機都對其造成沖擊。如今的世界，已與泰特現代初次開門迎客時大不相同。彼時我們還沉浸在奧拉維爾·埃利亞松（Olafur Eliasson）2003年裝置《天氣計劃》（The Weather Project）所營造的千禧年暖陽之中；而到了2009年，米羅斯瓦夫·巴爾卡（Miros?aw Ba?ka）將渦輪大廳變成一個漆黑的巨大盒子，把我們帶入一場焦慮夢魘。

“泰特現代”氣候展覽

英國國家美術館在2024年5月10日迎來了200周年。相較之下，泰特現代仍是個“后生”。但在本世紀的前四分之一里，它已成為體制的一部分，卻依然保有鋒芒——這是一種難以維系的狀態。而現代藝術的使命，正是不斷進化，并挑戰現狀。

布爾喬亞（Louise Bourgeois）的“大蜘蛛”揭開序幕（2000）

路易絲·布爾喬亞的蜘蛛雕塑《媽媽》（Maman）在入口迎接來訪者。

弗朗西斯·莫里斯（Frances Morris，時任展覽主管，2016-2023年任泰特現代館長）：

路易絲·布爾喬亞代表了我想讓泰特現代成為的模樣：在這里，觀眾可以與那些尚未被主流藝術史接納的藝術家，展開一次非凡的相遇。她原本提議為渦輪大廳準備一個由三座塔形構成的裝置，我們建議借展幾只她創作的小蜘蛛，擺在下行坡道，引導觀眾入內。她卻說：“不不不——我給你們做一只新的蜘蛛。”

這一切都非常倉促，這只后來被命名為《媽媽》的巨大蜘蛛甚至是在首場開館活動當中安裝上的，而那場活動是為倫敦的出租車司機而設。我后來幾年遇到出租車司機時，他們常揶揄地問我：“你和那個‘蜘蛛女’沒什么牽連吧？”

卡普爾（Anish Kapoor）裝上一只巨型“喇叭”（2002）

安尼施·卡普爾與他的雕塑作品《瑪爾西亞斯》（Marsyas）

菲爾·蒙克（Phil Monk，高級設計與制作經理）：

整個安裝工作持續了數周，動用了大量人力。第一階段是將構成《瑪爾西亞斯》（Marsyas）的三個巨大鋼環組裝成結構框架，這一步相當棘手。接下來，要把一整塊紅色乙烯膜拉伸覆蓋在鋼環上，這塊膜巨大無比，需要像工程項目一樣精密作業。要用噴槍軟化材料，再慢慢調整張力。最終，這件作品幾乎填滿了整個大廳。只有當你在建筑中行走時，才能感受到它真正的尺度——站在天橋上，幾乎仿佛要被吞沒，像約拿，或匹諾曹，正被鯨魚吸入口中。

埃利亞松揭幕一輪再造的“夕陽”（2003）

埃利亞松與他的落日裝置作品。

奧拉維爾·埃利亞松（Olafur Eliasson，藝術家）：

當我接到邀請時，我第一時間想到的是英國人和天氣之間的關系。一個人說“我喜歡下雨”，另一個說“我更愛陽光”，他們依然可以是朋友（如果是足球隊，這就不可能了）。我還想到透納、康斯特布爾，以及英國水彩傳統中對天氣的描繪。我希望還原一個夕陽的場景：一半在天上，一半映在海里。我們用的是極薄的鋁制鏡面，這個項目在技術上并不復雜。我沒有預料到它會成為一場社交盛景——我原以為人們會“用眼睛觀看”，沒想到他們是“用身體觀看”：躺下、打滾，在巨大倒影中擺造型。甚至BBC都曾在泰特現代現場播報天氣。

多麗絲·薩爾塞多讓地面裂開（2007）

多麗絲·薩爾塞多的作品呈現出“我們世界中的分裂”

多麗絲·薩爾塞多（Doris Salcedo，藝術家）：

這件作品的記憶至今仍然令我感到疼痛。那曾經是、而且仍然是一道真正的創傷，鐫刻在渦輪大廳的地面上。這對所有參與者來說都是一次痛苦的抉擇——由于作品的敏感性質，泰特館長尼古拉斯·塞羅塔的職位甚至因此岌岌可危。作為第一位受邀在此創作的全球南方藝術家，我必須發聲，必須回應殖民歷史。對我而言，這幾乎攸關生死。裂縫象征著當今世界持續擴大的分裂，而這種分裂還在愈加擴大。

《身體·空間·運動·事物》引發歡樂，也帶來傷情（2009）

羅伯特·莫里斯的裝置作品《身體·空間·運動·事物》（Bodyspacemotionthings）

凱西·諾布爾（Kathy Noble，前跨學科策展人）：

我偶然看到羅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1971年在泰特不列顛舉辦的一個裝置作品圖像，觀眾在膠合板結構上攀爬、平衡，非常令人驚訝。那個年代，美術館還是一種近乎教堂般的敬畏空間，觀眾被邀請與作品互動時，顯得手足無措。幾天內就發生了幾起受傷事故，展覽被迫在四天后關閉。于是我們思考：泰特現代是否已經改變了人們對待藝術的方式？2009年，我們與莫里斯密切合作，重新制作該裝置并確保安全。他為新版作品起名為《身體·空間·運動·事物》——這一次，我們使用處理過的膠合板與橡膠材質，不再有木刺。媒體仍報道有人受傷，但我認為多少有些夸張了。我只記得幾起輕微擦傷。整體而言，觀眾都非常興奮。這次展覽不僅重塑了關于藝術的“可玩性”與“快樂感”，還大獲成功，展期從原本的四天延長至整整一個月。

草間彌生將“無限鏡屋”帶到英國（2012）

草間彌生的《無限鏡屋》

弗朗西斯·莫里斯（展覽策展人）：

對草間彌生而言，這場展覽意義重大，不僅因為最終呈現了她當時創作過最大的一座“無限鏡屋”。她給予了我們極高程度的協作，包括她的私人檔案與東京那間鮮有人知的秘密寓所。我們在策展過程中有很多發現。坦率地說，其實她一開始并不太愿意辦這場展覽。我特意飛東京拜訪她，承諾這次展覽會讓她比老朋友唐納德·賈德（Donald Judd）還更有名。我想，這個目標，我們達成了。

羅斯科（Mark Rothko）《栗色上的黑色》遭涂鴉破壞（2012）

馬克·羅斯科的《栗色上的黑色》（Black on Maroon）。

帕特里夏·史密森（Patricia Smithen，修復項目負責人）：

聽到消息后，我在一小時內趕到現場。黑墨水被畫在羅斯科《栗色上的黑色》右下角，而且滲透極快。最終確認是快干型涂鴉墨水，具有強烈滲透性與持久性。這次修復工程持續了18個月，修復科學家布朗溫·奧姆斯比召集了各方專家。這幅作品由極薄的顏料層與上光層構成，幾乎所有能溶解墨水的溶劑都會對原始顏料造成傷害。我們在九個月內測試了80多種溶劑組合。真正的修復工作由畫作修復師雷切爾·巴克完成——她將兩種溶劑分層包在吸附布上進行處理。當墨水被成功抽出，原始顏料顯現時，所有人都歡呼起來。我們在美術館燈光下完成了可逆性修飾，邀請員工檢視，沒人能看出曾經的痕跡。那是令人激動的時刻，但也帶有苦澀。畫面看起來完美無瑕，但少量墨漬依然殘留在底層，并滲透至畫布背面。這種破壞是永久性的，至今仍讓我無法釋懷。

提諾·塞加爾（Tino Sehgal）：講述故事的表演者（2012）

提諾·塞加爾

提諾·塞加爾（藝術家）：

2012年，倫敦正值奧運，而渦輪大廳是我見過最大也最奇特的展覽空間。此前我從未與如此龐大的群體合作，我想看看如何與人群協作創作。三個月內，共有300人參與。我的“人群行為圖式”源自一系列游戲與規則——他們可能全體移動至大廳一端，或一同后退行走，又或齊聲合唱。我還準備了六個問題，比如“你何時曾有‘抵達感’？”，由他們挑一個與觀眾交流。正是這種匿名性，讓互動意外地充滿親密感。每當出現什么特別的事件，參與者都會跑來告訴我。

馬蒂斯晚期作品刷新泰特觀展紀錄（2014）

亨利·馬蒂斯的作品在泰特現代美術館。

尼古拉斯·卡利南（Nicholas Cullinan，時任國際現代藝術策展人，現為大英博物館館長）：

我在2009年提出舉辦這個展覽。當時我和尼古拉斯·塞羅塔剛剛策劃完賽·托姆布雷（Cy Twombly）的展覽，并經常前往他工作室探訪——那是他生命的最后幾年。那段經歷，再加上泰特現代從未舉辦過馬蒂斯個展，成了我們推動項目的動力。往往在藝術家意識到生命有限時，他們會創作出生涯中最出色的作品。我們對借展數量的豐厚感到驚喜，人們意識到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機會，將眾多重要作品匯聚一堂。展覽最終吸引了超過五十萬人次觀眾，成為泰特美術館有史以來最受歡迎的展覽，不僅僅是泰特現代。

新觀景臺引發法律訴訟（2016）

泰特現代美術館“開關室”（Switch House）頂層的觀景平臺。

John O’Mara，Herzog & de Meuron 建筑事務所“開關室”（Switch House） 項目建筑師：

我們最初的構想是在新館“開關室”頂層打造一個公共高地，提供俯瞰倫敦的360度城市景觀。當時隔壁一位開發商正在計劃建設高檔公寓，為了保障他們的視野，我們在設計中做了大量“體操動作”。他們對項目一度非常支持，所以當居民開始投訴觀景臺距離他們公寓只有約30米，人們可以從陽臺望進去時，我們也感到震驚。沒人預見到這會成為問題，但他們最終將泰特告上法庭。初審結果支持泰特，但最高法院后續裁定需關閉觀景臺的南側。這實在令人惋惜，畢竟很多人都特別喜歡那一片風景。

美術館工作人員作品展出（2018）

哈里·派和戈登·貝斯威克與他們的作品《快進來，水很美》，為泰特員工展覽創作。

克里斯·丹尼爾斯（Chris Daniels，藝術家）：

關于辦一次員工展覽的討論持續了一段時間，我是在內網上看到通知后報名的。很多泰特員工其實本身就是藝術家，他們靠美術館的工作維持生計，但下班后把全部時間都投入在創作中，即使面對現實限制，依然產出極具水準的作品。我自己當時的崗位是會員招募員，要主動接觸觀眾、鼓勵他們加入會員；與此同時，我也一直堅持繪畫。能借此機會在泰特現代展出，面向遠超常規的觀展人群，無疑是一種肯定。我也終于可以在個人簡歷上寫上“在泰特現代展出”了！

安妮卡·易的機器人水母在空中飛行（2021）

安妮卡·易的機器人水母。

安妮卡·易（Anicka Yi，藝術家）

《戀上這個世界》將渦輪大廳重新想象成一座機械水族館，飄浮在空中的“氣生體”（aerobes）宛如水母在水中游動。對我來說，關鍵在于這些機器不只是“占據”空間，而是“感知”、響應，并參與空間。這一作品挑戰了傳統認知結構——即將“脫離身體的智能”置于智慧頂端。我更感興趣的是“人工身體智能”，即根植于身體、感官知覺與生態關系中的智慧。我不想制造傳統意義上的機器人，而是創造出一種全新的“物種”，它們與人類及共享的空氣構成一種跨物種的共生系統。

每只氣生體由氦氣囊支撐、碳纖維驅動裝置、3D打印組件及定制控制板引導飛行。它們會在電量耗盡時自動返回充電。就算出現故障，其結構也能確保緩慢、安全地下落。它們能避開彼此、響應觀眾的熱信號，并根據前一只留下的‘軌跡’導航——構成一套無碰撞但動態回應的空中舞蹈。與其說是造出完美的機器，我更希望建立一個自我調節的生態系統。

塞尚依舊是繪畫的“答案”（2023）

塞尚的《浴者》在泰特現代美術館展出。

彼得·多伊格 (Peter Doig，畫家，其作品正在上海西岸美術館展出）：

畢加索說過：“他是我唯一的導師，對我們所有人都是如此。他像我們的父親，是庇護我們的人。”這句話在今天依然成立。即便后人開拓了種種繪畫的新路徑，塞尚的影響仍然在。他的笨拙、不拘形式和控制力，泰特的這場展覽呈現得淋漓盡致。對于今天的畫家而言，他仍然握有幾乎所有繪畫的“秘密”——無論是繪畫的好與壞，還是節制、簡約與真實的表達。塞尚從不炫技，我總是被他筆下的細節所吸引。單看他畫的煙霧，就能學到繪畫中幾乎所有的技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