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線索與痕跡：真的、假的、虛構的》，[意]卡洛·金茨堡著，魯伊譯，上海三聯書店2025年3月出版，478頁，118.00元

即使是專業的歷史學者，如果沒有讀過卡洛·金茨堡的既往作品，特別是《奶酪與蛆蟲》《夜間的戰斗》這兩部，直接上手他的新文集《線索與痕跡》也是頗為頭痛的。你很難想象一位年事已高的學究在他龐雜散漫的知識網絡里采取精力旺盛的蛙跳戰術，反復迂回后才對議題發起沖擊。對于普通讀者來說，閱讀這本書的體驗大概類似于觀看自己并不熟悉的體育節目，你無法判斷一位攀巖高手會選擇哪一塊石頭來借力，可能會充滿好奇地看下去，也可能會索然無味地關掉電視。

因此要為這本書寫一篇提綱挈領的評論也是困難的，難在不知從何說起。以該書第八章“尋訪伊斯拉埃爾·貝爾圖喬”為例，開頭幾段關于霍布斯鮑姆的分析會讓你以為他要說明歷史研究的轉型，他卻戛然而止，通過文學作品《紅與黑》的于連之口引出一個叫做貝爾圖喬的歷史人物，將這個名字留給讀者后又開始闡述真正的主角馬里諾·法列羅（Marino Faliero）有幾種版本，其中拜倫的版本又有怎樣的影射，他如何選擇和運用史料。接下來作者開始考證貝爾圖喬的名字和身份，繼續尋訪虛構和歷史真實之間的分歧，最后得出結論：在連續的語境變化中，人物身份和事件情節不得不加以勘誤，垂諸后世的歷史形象也隨之消散分解了。（237頁）此處終于點題了霍布斯鮑姆的憂慮：相信歷史研究能夠通過證據和普遍接受的邏輯規則來區分事實和想象、有可能的和無法驗證的、實際發生的和我們想要讓其發生的，這樣一種信念已經從根本上動搖了。

聽起來似乎有點虛無，但這艘“忒修斯之船”的確是歷史學者們普遍遇到的困境——如果把一樁歷史事件比作一艘船，時間、地點、人物等諸因素都是船的部件，當我們換掉那些有問題的部件后，這艘船還是原來那一條嗎？專注于微觀史學的金茨堡對此感受更深，因為他頻繁地見識到細節的敗壞會導致多元化的分析結果，使得歷史敘事和虛構敘事之間涇渭不分。但大師畢竟是大師，他并未因此陷入各種懷疑論立場中，而是提出一個充滿建設性的問題：任何敘事——無論真的，假的，還是虛構的，都暗含著某種與真實的關系。

卡洛·金茨堡

一、本有之事和歷史敘事

為了在金茨堡光怪陸離的思想世界里找出一根合適的線頭，讓我們從本書第十一章“孤證：對猶太人的滅絕與真實性原則”開始說起。“孤證不立”，這條邏輯觀念猶如鋼印一般鐫刻在每一位歷史人的腦海中，它的正確性毋庸置疑，但金茨堡偏偏不信這個邪。他首先通過辨析猶塔帕塔事件和梅察達之圍說明，孤證不為證（testis unus，testis nullus）來源于羅馬法和猶太法法律傳統中共同擁有的一項準則，即拒絕承認審判中單一證供的合法性。接下來作者敏銳地指出，盡管這一準則在史學上的推廣無可爭議，但若嚴格按此標準處理重要的歷史文獻，許多真實事件將因為“孤證”而消散；反之，以貌似嚴謹的實證主義態度來處理歷史事件也會帶來糟糕的后果，如福里松等學者的大屠殺否定論在道德和政治上都令人反感，卻難以在僵硬的實證邏輯體系中將之駁倒。

這里所謂的真實事件，就是克羅齊的“本有之事”（cosa in sé），在歷史上確鑿發生過，而我們并不知道。相關的一份文獻只是一個事實，行事者為一種事實，敘事者為一種事實，每一份證詞其實都是對自身的見證——見證自身時刻，見證自身起源，見證自身意圖，除此無他。所以任何文獻無論在多大程度上屬于直接材料，或曰一手材料，仍然與真實（“本有之事”）保持著疑問重重的關系。

以婦孺皆知的中國歷史來舉一個例子，首先讓我們預設一件“本有之事”：秦二世三年八月的一次朝會上，趙高通過與群臣的交流確立了自己的權威，但是他使用了何種手段和方式，我們并不清楚。目前最權威的文獻《史記·秦始皇本紀》作了如下的歷史敘事（storiografia）：

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于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后群臣皆畏高。

這個指鹿為馬的故事被后世當作了史實，但后人并不太容易接受這一情境的合理性，且不說一頭野生動物在公卿滿座的朝堂上如何保持安靜不吵不鬧，單是想象群臣為此爭論的樣子就十分荒謬。日本學者宮崎市定便認為，這個故事是非常優秀的喜劇，但很難直接當成史實，司馬遷所以描寫得如此生動，是因為他參考了一些文字資料，比如漢代流行的偶語劇。優旃兩人一組，時而跳舞時而進行議論來表現著名的歷史事件，這種劇常常在宮廷和民眾聚集的市場上表演，因此傳播范圍較廣，其腳本很有可能進入到司馬遷的選材之中。

成都博物館藏漢代陶俳優俑

某個歷史敘事很像虛構敘事，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金茨堡更感興趣的是，為什么我們會把一本歷史著作中講述的事件當成是真的，畢竟一個假的陳述、一個真實的陳述和一個虛構出來的陳述，從表現形式上看并無任何不同。于是他剖析了歷史敘事的兩種套路，去尋找那些保證真實性的要素。

二、生動描述與粗魯不文

“生動描述”（enargeia）這個術語專指演說家提供全面的信息來打動和說服公眾，以傳播他所陳述的真相，金茨堡用以形容荷馬作品的風格——生動是描述的目的，真實就是生動帶來的效果。如《伊利亞特》里描寫戰斗場面的一段：

地面上，迅捷的阿喀琉斯繼續追趕赫克托耳，毫不松懈，像一條獵狗在山里追捕一只跳離窩巢的小鹿，緊追不舍，穿越山脊和峽谷。盡管小鹿藏身在樹叢之下，蜷縮著身姿，獵狗沖過來嗅出它的蹤跡，繼而奮起追擊——就這樣，赫克托耳怎么也擺脫不了裴琉斯足力雄健的兒子。

且不談神話人物和故事的虛構性，荷馬的書寫顯然是一種直接目擊（autopsian）和身臨其境（parousian），將一場追逐戲栩栩如生地展現在讀者眼前。歷史學者在面對這種文本時也會恍然覺得，荷馬當時就在普里阿摩斯的城垣上目睹這一切，但理性很快便作出否認，進而產生一種意識：我們對往昔的認知只有一些殘缺的片段，當這些斷斷續續的歷史被串聯成故事時，必然會被填充大量的想象。基于此，十六世紀的語文學家和古文物研究者羅博泰洛指出，歷史的方法論要素與修辭學同屬一類，修辭乃是歷史之母。

這種歷史書寫的方法引發的爭議持續至今，例如當代漢學家史景遷的寫作向來備受質疑。在其作品《王氏之死》中，他主用的史料《郯城縣志》尚可算作信史，縣官回憶錄《福惠全書》則多有荒誕不經之處，純文學作品《聊齋志異》的引用更是引起了學界的廣泛爭議。史景遷對此解釋道，“蒲松齡正是生活在本書所涉的時代，盡管是小說，它代表了一種見解……我的任務就是當一個事實捕捉者，去尋找那些確實的拼圖”。在這些“不靠譜”的史料支撐下，史景遷對于十七世紀清代中國一個邊緣縣城的普通婦人的描寫達到了巨細靡遺的程度，寫她穿一雙紅布軟底的舊睡鞋，內衫是藍的，薄薄的內褲是白的；寫她被丈夫掐死時，她的腿使勁抽動著揉碎了席子，踩穿了席下的草墊子。這是虛構的，因為史景遷不在現場；這又是真實的，這一番“生動描述”真實地再現了當時社會像王氏這樣的普通婦人所面臨的精神困境和悲慘命運。

在《線索與痕跡》第三章中，金茨堡總結了另一種相反的歷史書寫手法，并借用語法學家格利烏斯的說法將其命名為“粗魯不文”（subrustice），是一種不事雕飾的、旨在打破古典結構的隨意文風。金茨堡從蒙田的《論食人部落》出發，指出其刻意為之的寫作風格和十六世紀三十年代粗獷自然的流行品味密切相關，并進一步分析了蒙田對于文明和野蠻的反思——“這些人被我們視為野蠻，恰在于其未被人之機心所范，依然近于素樸本原。”認識到距離和多樣性的蒙田努力去理解對方的風俗并轉換了視角，從而發現了另一種書寫歷史的可能。用貢布里希的話說，品味是一道濾鏡，不但會帶來道德和認知上的后果，也會產生審美上的影響。金茨堡想說的是，以文明自居，以當代社會的思想觀念先入為主，必然會以自負的偏見來審視歷史。

三、反照技法和間離效應

在第六章分析奧爾巴赫對伏爾泰的解讀時，金茨堡提醒讀者注意兩個藝術上的手法，伏爾泰的反照技法（Scheinwerfertechnik）和布萊希特的間離效應（Verfremdung-Effekt），兩者在造成“陌生化”的效果上極其類似。“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由俄國形式主義者什克洛夫斯基提出，就是通過改變習慣化的感知和描述手段來使審美主體獲取新的認知，例如將一個日常物件變成某種圣物，或反其道而行，將某個神圣事件描述得稀松平常。再比如士兵在戰場上擊鼓迎敵，作家們通常會把這個場景寫得慷慨激昂，而在伏爾泰的筆下，那不過是“身穿紅衣，頭戴二尺高帽的嗜殺狂徒”“拿著兩根小棍子，擊打著緊繃的驢皮發出噪聲”。

布萊希特歌劇《馬哈哥尼城的興衰》里的間離效果

一位純粹的歷史學者是不會在意這些文學問題的，而作為通才的金茨堡敏銳地發現，對伏爾泰作品中間離手法的功能進行近距離觀察，便會看到一個更復雜的故事出現。這位啟蒙主義的大師在他的作品中大量使用間離手法來嘲笑不同的宗教和信仰，以及當時的法國社會，反照出的是他對思想和貿易自由的贊許。不過這種超脫性的視角也無法使伏爾泰對種族問題的看法超脫于時代限制，想象一位來自太空的旅行者將人類看作一種動物：“有人高出黑人一等，正如黑人優于猴子，猴子優于牡蠣”（165頁）。對伏爾泰來說，人類歷史是在等級制度的框架內發展出來的，奴隸貿易也是一種合理的商業貿易，其中的殘酷與不公只是人的觀念而已。借著埃里希·奧芬巴赫對伏爾泰的細讀，金茨堡神奇地找到了啟蒙主義和納粹主義的交匯點——“不寬容和寬容以相反的方式促成了同一個后果”。

在第九章對司湯達的討論中，金茨堡再次提及了奧芬巴赫和他的著作《摹仿論》，并提醒讀者這本書的副標題叫作“西方文學中現實的再現”，奧芬巴赫的主要理念就是歷史的發展通常會生成多種抵達真實的路徑。所謂“現實的再現”，不就是歷史學者們孜孜以求的“重建歷史現場”嗎？不同的是，史家常常擯棄短期、偶發、特殊的信息去尋找歷史發展的規律，而在奧芬巴赫看來，透過一個意外事件、一個普通人生、一個隨意擷取的片段，我們可以達成對總體全貌的更深入了解。（243頁）換句話說，借助一些基于虛構的人物和故事，也有機會抵達更深層次的歷史真相。有這種觀念的人在正經的歷史界恐怕為數寥寥，但在文學界卻多有知己。比如對卡爾維諾來說，哪怕童話故事也是真實的（le fiabe sono vere），故事真實的原因是它們平實地反復重申人類的真相——美與丑的命運，恐懼與希望，偶然和災難。

也許有人認為，文學求美而歷史求真，歷史學者絕對不應采信不夠堅實的史料去構造歷史，但平心而論，難道我們今日的歷史研究不也充斥著“間離”的手法嗎？特別是在近現代史研究中，面對浩如煙海的史料和幾成定論的歷史事件，學者們幾乎不可能作出顛覆性的研究成果，只能在細節上轉換視角或使用“感情史”“觀念史”等新手法使熟成的歷史“陌生化”，釀成滋味相仿的舊瓶新酒。十萬八千里的跟頭也翻不出如來佛的手掌，這種日漸流水化的作業方式看似一次再創造，實則受到既往文本和個體趣味的雙重影響，也就是奧芬巴赫所反對的“被現代意識所感知的歷史真實”。

四、無知惑見與了然知見

歷史學者曾經有一種信念，相信借助證據和普遍接受的邏輯規則，歷史研究能夠區分事實與想象，區分有可能的與無法被驗證的，區分實際發生的與我們想要讓其發生的。（218頁）如今這種信念已然動搖，史學無論如何都無法重構完整的過去，于是又回到第一章提出的核心問題：借助修辭技藝（包括虛構）而再現的往昔是否值得信任？金茨堡在本書第七章以巴泰勒米的作品探討了這種可能性。巴泰勒米虛構了一位叫做阿納卡西斯的青年前往希臘旅行，他參加了許多宴會，會晤了一系列名人，并對當地人的風俗習慣進行了觀察，這是一部游記，但不是一部歷史，因為其中充滿了“歷史學家不允許援引的微末細節”：

她的梳妝臺首先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看到了銀盆和銀壺、不同材質的鏡子、固定發髻的發針、燙頭發的烙鐵、寬窄不一的束發帶、攏起頭發的發網、黃色的染發粉、各式各樣的鐲子和耳環、成盒的唇膏和鉛粉以及染睫毛的煙黛，還有保持牙齒潔凈的一應物事。

這種不知所謂的羅列在歷史學家眼里是瑣屑而無意義的，阿納卡西斯作為筆下人物目光短淺，所以他提供的信息是一種缺乏利用價值的“無知惑見”（sguardo interrogativo）；但在其背后卻是熟稔公元前四世紀希臘歷史的古文物研究者巴泰勒米，他的智識保證了《青年阿納卡西斯希臘游記》中關于宗教儀式、節日慶典和生活習俗的部分稱得上“了然知見”（sguardo consapevole）。因此這本書盡管不能算是一篇系統的古文物研究論文，也不算一個歷史敘事，但仍然能提供相當的真實性。類同于《風俗論》《雅典人信札》等非典型歷史敘事，這種書寫的價值在于“它們栩栩如生地描繪了希臘人和波斯人的言行舉止，讓我們得以借此更充分地了解他們的風俗習慣，遠勝于那些嚴肅的古文物研究者長篇大論的高頭講章”（211頁）。

真實與虛構的混合雜糅一直在挑戰現有歷史書寫的界限，金茨堡所舉的案例是用虛構去拼湊真實，更常見的做法是將真實元素編織在虛構作品之中，英國作家拜厄特在《論歷史與故事》以約翰·福爾斯的小說《幼蟲》詳細說明了這種趣味。這部作品的歷史背景是英王喬治二世在位期間，其中逐月重現了1736年的《紳士雜志》（Gentleman’s Magazine）以設置“歷史編年”的感覺，也運用了許多真實的事件，包括消逝已久的接骨師、獵場看守、絞刑和攔路搶匪等歷史片段，但作者也無意創造一部歷史小說，而是希望通過對這個“遙遠的18世紀過往的感覺和口吻”進行再創造。這部文學作品產生的效果便與《奶酪與蛆蟲》類似——讓現代的人們真切看到那些無名的、已逝的人物在他們已經荒蕪的世界踟躕穿行的景象。他們的故事是歷史的一部分嗎？越來越多的人對此持肯定態度，即使這些人物無足輕重，他們也來自于菲爾丁所謂“鴻篇巨制、真實無虛的自然之書”。

到了二十世紀，作家們愈發不滿足于將歷史題材的文學作品囿于大事件和權力者，而是用修辭和智識盡可能還原歷史的面貌和聲音，追求“不可能的精確性”（《論歷史與故事》121頁）。史學界也在二十世紀下半葉也開始唱起對布羅代爾及年鑒學派的反調，法國新史學、歷史人類學以及金茨堡的微觀史研究都采取了反本質主義、反基礎主義的態度。金茨堡的態度是相當溫和的，他并不以微觀的可靠性來否定宏大敘事，提出既要關注那些業已確立其重要性、甚至被認為理所當然的主題，也要關注此前被忽略的、或者被貶為低級淺薄的研究領域，如地方史主題等。（395頁）我們也可以將金茨堡的微觀史思想理解為“無知惑見”與“了然知見”的互通——當我們放大觀察的尺度時，并不能看到一個連續性的場景，而僅僅是歷史畫面的一幀；而將這些蛛絲馬跡的線索用假設、懷疑與不確定的動機串聯起來，會發現“本有之事”并不等于史料文獻，而是存在于同之前和之后的系列事件的關系之中。

總體來說，金茨堡提倡的微觀史學和“線索式研究”（indizio），反對的是長久以來對于檔案史料的過度依賴和由此形成的一些固有觀念：史料越權威越好，越完整越好，越多樣越好。他用諸多扎實的個案分析展示了一種危險，由于歷史書寫的扭曲和話語權力的污染，試圖解釋一切的宏觀史學遮蔽了歷史的真實風貌。而那些細微的、零碎的、向來不被重視的材料，無論真的、假的還是虛構的，都為我們提供了重建史實的可能。他提醒我們，史料的價值不在于共性，而在于其獨一無二的“特異性”，對那些瑣碎細節的摸索有助于我們觸及歷史的毛細血管，感受粗糙而有溫度的文化褶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