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建偉，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副所長，研究員

辛亥革命之后，中華民國建立，國家政體發生根本性變革。北京雖然保留了國都身份，但以中軸線為基準的傳統空間結構隨著帝制衰亡而喪失了合法性理論體系的支撐。皇城城墻先后被拆除，位于中軸線上的建筑通過功能改造，不同程度地參與到城市的日常生活之中，原有的封閉性城市格局日益瓦解，以皇權為中心的“一極化”政治空間逐漸向“多元化”的社會空間轉化。 

▍從皇宮到故宮博物院

1912年2月12日，清宣統皇帝發布詔書，正式遜位。皇權隕落，帝制消亡，作為皇權重要載體的北京中軸線的命運也發生重大變化。首當其沖的是皇宮紫禁城。根據與南京臨時政府達成的《關于大清皇帝辭位后優待之條件》規定：遜清皇室“暫居宮禁”，此處的“宮禁”特指紫禁城后半部，即乾清門以北、神武門以南，通常被稱為“內廷”的區域；而乾清門以南、天安門以北部分（也稱“外廷”“前朝”等），包括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以及文華殿、武英殿等收歸民國政府所有。

紫禁城前朝收歸國有之初，由于管理混亂，文物流失嚴重。1913年，時任北洋政府內務總長的朱啟鈐呈請大總統袁世凱，提出將盛京故宮、熱河離宮兩處所藏各種寶器運至紫禁城，籌辦古物陳列所。袁世凱批準了這一建議，由美國退還庚款內劃出20萬元作為開辦費。1914年2月，古物陳列所在紫禁城前朝武英殿宣告成立。同年10月10日，古物陳列所正式向社會開放，接待觀眾。

自1916年袁世凱去世開始，國會中廢除“優待條件”、收回全部紫禁城的提案就不斷出現，遜清皇室的生活并不太平。與此同時，宮內收藏的珍貴文物，在溥儀的“賞”“賜”、內務府抵押和太監盜賣之下，大量流出宮外。在1917年張勛復辟帝制的過程中，紫禁城內的小朝廷也有參與。復辟失敗之后，力主驅逐的聲音越來越高，并且上升到保衛共和體制、杜絕帝制死灰復燃的政治高度，所缺少的，只是一個契機而已。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直軍第三軍總司令馮玉祥在前線倒戈回京，軟禁總統曹錕，發動北京政變。馮玉祥控制北京之后，組成了以黃郛為總理的攝政內閣政府。11月5日上午9時，時任京畿警備司令的鹿鐘麟受馮玉祥之命，攜帶攝政內閣總理黃郛代行大總統的指令，帶兵進入紫禁城，以武力強迫溥儀“出宮”。11月7日，攝政內閣發布命令，組織成立“辦理清室善后委員會”，負責故宮公產、私產的區分，并提出了利用故宮成立博物院的計劃。1925年10月10日，在多方努力下，故宮博物院在乾清門舉行開院典禮。 神武門大門洞開，昔日的皇家禁地一夜之間成為平民百姓自由出入的公共場所，建成近500年的紫禁城掀開了其森嚴、神秘的面紗。故宮博物院的開放也是繼法國大革命開放盧浮宮、俄國十月革命開放艾爾米塔什之后的一次世界博物館史上的大事件。

▍天安門前區域的改造

明清時期，天安門前是一個封閉的“T”字形宮廷廣場，四周宮墻環閉，屬皇家禁地，平民百姓難以進入。廣場東西兩端建有長安左門與長安右門（清代，長安左門改名為東長安門，長安右門改名為西長安門），向南凸出的部分，止于大清門。大清門與天安門連接在一起的中心御道稱“千步廊”，千步廊外兩側按“文東武西”布局，列六部于左，列五府于右，集中了中央機構的絕大部分行政與軍事機關的衙署，是各部議事、辦公的場所。

清代后期，千步廊內的一些建筑已經開始遭到不同程度的損毀。1900年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是為庚子之變，千步廊再遭嚴重破壞。次年，《辛丑條約》簽署，其中規定將原先分散雜處于宮廷廣場東側衙署、寺廟、民房之中的各國使館連成一片，建立起東交民巷使館區，館區內原有中國衙署、民房一概遷出。各國使館所在地界自行駐兵防守，劃定了統一館界，形成“國中之國”。

民國建立之后，1912 年，東長安門與西長安門兩側圍墻被拆除，天安門前不再是皇家禁地。京都市政公所建立之后開始對天安門至大清門之間的封閉區域實施改造。大清門內千步廊兩側衙署建筑以及東西外三座門相繼拆掉，天安門前的東西大道貫通，明清以來北京城第一次實現了東西之間交通的直線連接。

正陽門位于紫禁城正南方，處內城南垣正中，又稱“前門”，在北京內城的九座城門之中建筑規模最大，形制也最為宏麗，有“國門”之稱。庚子事變，慈禧、光緒帝倉皇出逃至西安，八國聯軍在天壇架起大炮，正陽門城樓和箭樓均被轟塌。事變之后，朝廷下旨在全國征集白銀 30 余萬兩，啟動重修工程。 1903年，正陽門城樓和箭樓開工重建，1906年完工。

由于封閉的皇城位于北京城的中央，城市東西之間的通行只能繞道正陽門，這樣一種線路安排凸顯了正陽門的交通樞紐地位。在其周圍，尤其是箭樓以南至天橋一帶形成了繁華的商業區，南來北往的商旅匯集于此。甕城內東西兩側各有觀音、關帝廟一座，加之商販支棚擺攤，十分擁擠。20世紀初期，正陽門東、西兩座火車站先后建成，帶來大量客流。但正陽門只有一個門洞可供通行，防御要塞式的建筑設計嚴重加劇了這一地區的擁堵指數。

京都市政公所建立之后，內務部總長兼京都市政公所督辦朱啟鈐向大總統袁世凱提交了《修改京師前三門城垣工程呈》，聘請德國人羅思凱格爾（CurtRothkegel）為總建筑師，對正陽門實施改造。經過改造，正陽門甕城被拆除，箭樓孤立，城樓東西兩側的城墻上各新辟兩個門洞，并在箭樓兩側修建了道路，行人與車輛可以徑直通過新辟門洞進入內城，正陽門的通行能力大大提升。同時，正陽門東西城垣周邊凡有礙交通之商鋪、民房全部遷出，增設具有西方風格的裝飾性噴泉，并以歐洲方式栽種了樹木，周邊環境得到明顯改善。

另一方面，由于天安門前東西大道已經初步成型。通過改造正陽門，天安門前區域與外城直接貫通。傳統中軸線與東西長安街為主的東西軸線交匯于天安門這個中心點，天安門的空間地位被進一步凸顯出來。天安門前成為北京城中相對寬敞的開放性空間，這也為后來一系列政治運動在此發生提供了物質基礎。

▍中軸線南段與北段的變化

從正陽門外到永定門這段是北京中軸線的南段。清末以來，正陽門之南的天橋一帶也借助于特殊的區位優勢，除眾多攤商之外，逐漸吸引一批攤販以及曲藝、雜技賣藝者，新增了戲園、落子館等。1914年正陽門實施改造過程中，正陽門月墻東西荷包巷很多商鋪遷移至天橋，帶來許多客流，助推了天橋地區的進一步繁榮，形成京南一處非常重要的平民娛樂地帶。與此同時，京都市政公所通過平墊道路，改造溝渠，在周邊修成經緯六條大街，如華仁路、萬明路等，建立了“香廠新市區”，鋪設柏油路面，開辟人行道，栽種德國洋槐作為行道樹，安裝路燈、公用電話和警察崗亭等設施，以為民國都市規劃建設的示范。建成于1917年的新世界商場是當時北京最宏大的新式建筑之一。

天壇與先農壇是北京中軸線南段東西兩側最重要的禮制建筑。民國建立之后，兩壇地位驟然跌落。清皇室將原供奉在天壇的祖先神牌全部撤走，移入太廟，祈年殿及齋宮等處殿堂關閉，隨后移交給民國政府內務部禮俗司掌管。1918年1月1日，在北洋政府內務部主持下，天壇被辟為公園，正式對外開放。在此后的近30年間，由于地勢開闊，在戰亂頻發的時代多次成為軍隊駐扎之地。先農壇于1915年被辟為“市民公園”，售票開放。20世紀30年代，先農壇地區開始修建公共體育場。自景山至鼓樓這段是中軸線的北段。它緊承“前朝”皇城，一直延伸到“后市”。雖然分布在這條線上的建筑均隱藏于紫禁城的背后，但因為獨特的地理位置和建筑特色，使其能夠俯瞰北京，記錄歷史。從鐘鼓樓遠望，由漕運而興的什剎海，與統攝皇城的景山以及方正規矩、重重帷幄的紫禁城，像一個個音符，構成了一首完整的樂章。

景山位于紫禁城外正北方，是明清兩代的皇家御園。辛亥革命以后，依照《優待清室條件》，景山仍由居住在紫禁城內廷的遜清皇室管理使用。1925年10月，故宮博物院成立，景山由其收歸管理。1928年稍加修葺整理，以公園形式對外開放。景山之北為地安門，成為皇城最北端的屏障。按照“前朝后市”的舊制，以地安門為界，一邊是巍峨的皇城，一邊是煙火繚繞的居民區。庚子事變期間，地安門被毀，之后重建。民國之后，隨著皇城北部城墻被拆，地安門成為一處孤立的建筑。出地安門外，就是地安門大街，也稱后門大街。作為“皇城根兒”，這里存有大量王公府第，居住者多為八旗子弟。從地安門以北到鐘鼓樓這片區域也成為皇家文化與市井文化的融合區。隨著八旗子弟的沒落，后門地區漸淪為平民區，商業也隨之蕭條。

中國自古就有“晨鐘暮鼓”之說，位于中軸線最北端的鐘、鼓二樓始建于元代至元年間，合稱“鐘鼓樓”。元、明、清三代，鐘鼓樓最主要的職責就是“司時”，方式是擊鼓撞鐘。庚子年“八國聯軍”入侵時，鼓樓亦被劫掠。民國建立之后，遜帝溥儀依然被允許住在紫禁城中，維持其小朝廷的格局，鐘鼓樓的司時功能也延續了下來。直到 1924 年，溥儀被馮玉祥趕出紫禁城，負責旗鼓手的機關“鑾輿衛”隨之被取消，鼓樓的報時功能被廢止。同年，京兆尹薛篤弼將鼓樓改名為“明恥樓”，刻匾掛于樓門之上，并在鼓樓里面陳列八國聯軍燒殺搶掠的照片、實物等，以警示民眾。 

辛亥革命爆發，帝制崩塌，支撐原皇權體制的一系列制度體系與思想觀念逐漸解體，建立在皇權基礎上的中軸線的命運也發生了歷史性轉折。中軸線的完整性遭到肢解，各類建筑通過功能改造，由象征性走向實用性。原有的皇家禮制與等級結構被徹底突破，在現代城市建設理念的引導下，城市建設的重點從帝制時代的宮殿衙署轉向基礎設施，個人的日常需求被凸顯，皇權唯我獨尊的時代結束了，城市逐漸突破皇權的限制而展示出更多的自由與活力，古老的帝都啟動了走向現代城市的最初步伐。

本文首發于《前線》雜志2018年第10期，轉載請聯系微信公眾號：前線理論圈（id：qianxian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