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由建筑師珍妮·甘設計的摩天大樓愛克瓦大廈在芝加哥落成，并被譽為既適合人類居住，又考慮到其他動物生活的典范建筑。它那波浪形的外立面和燒結玻璃可以避免鳥類接近建筑物的玻璃幕墻，造成鳥類受傷或死亡。對于“動物友好”建筑來說，設定的門檻也許并不高——這也不足為奇，因為我們長期以來一直將動物排斥在外，甚至視其為“低人一等”。更常見的是，動物只有在被認為對人類有用時，如作為牲畜、家養寵物、實驗動物，或動物園和水族館等消費場所中的景觀時，它們的建筑才會被特別設計。如果這些動物并沒有特殊的用處，那么它們常被視為“有害動物”，并被清除或消滅。當地球上的建筑行業成為氣候變化和物種滅絕的主要因素之一時，我們迫切需要改變自身與動物的關系，不僅要在設計建筑時考慮動物，而且要將其視為“共居者”，并尋找一些措施來改變我們長期觀念中的“人類例外論”。

愛克瓦大廈

簡而言之，我們需要真正的“動物建筑”，這就是本書的主題。本書將闡述30種不同的動物，以開辟思考動物與人類建筑之間真正關系的新方法。書中涉及的動物既有最小的可見生物（昆蟲），也有最大的陸生動物（大象），既有家養的貓和狗，也有被鄙視的黃蜂和老鼠。如果建筑能被動物們充分使用，會怎樣呢？本書中的例子包括蜘蛛在房間的黑暗角落里結網，燕子在磚墻上為泥巢尋找理想的建筑點，河貍作為“景觀工程師”與人類并肩工作，貓和狗利用我們的家具作為自己的休憩場所。人居環境的任何部分都能被非人類生物占據和改造，但人們會非常挑剔地選擇允許哪些動物進入，或將哪些動物拒之門外，甚至是清除它們。

在建筑中為動物開辟空間，首先要意識到，非人類生命已經深深地融入我們的建筑以及想象當中。本書通過仔細觀察動物如何創造或占據空間和結構，探討了設計時需要考慮哪些動物因素。通過關注與動物的想象性互動，本書拓展了與其他生物共同生存的可能性。同時，本書也毫不避諱地指出，為了人類的居住生活，動物做出了何種犧牲——我們必須更加坦然地接受這一事實帶來的不適；面對無法控制的混亂和痛苦，人們需要向前而不是逃避。簡而言之，《動物建筑》構建于一個人類與動物已然相互交織的世界，無論我們或它們是否喜歡這樣。

在這篇導言中，我將簡述一些更廣泛的論點，以此來介紹本書如何探索動物與建筑之間的關系。這些論點包括以下問題：第一，建筑的起源以及建筑與自然的關系；第二，建筑師和規劃者為什么必須超越以人類為中心的建筑方法；第三，在人類建筑中，動物為何是需要考慮的重要方面；第四，為何必須開始更多地關注為動物而建的、與動物共居的建筑。本書的主要目標是挑戰當前建筑實踐中對動物（以及更廣泛意義上的自然）所持有的價值觀念，即把動物視為“他者”，只從其對人類的有用性角度加以解讀。打破這種思維模式，就有可能以一種更豐富、更復雜的方式對待動物；放棄工具性思維，就有機會用更開放、更包容的方式理解動物。

建筑：毀滅世界的力量

古羅馬建筑師維特魯威在現存最古老的人類建筑學專著——公元前1世紀編纂的《建筑十書》（多卷本）中，對建筑的起源進行了推測。他設想了這樣一個場景：早期人類（主要是男性）聚集在他們最近一次生起的篝火旁。在這里，人們“首先用枝葉搭建遮蔽物，其他人在山腳下挖掘洞穴，還有人模仿燕子筑巢的方式，用泥土和樹枝搭建庇護所”。維特魯威的著作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被重新發現”后，引發了人們對建筑起源的癡迷，這種癡迷一直持續到20世紀。在不同作家的眼中，維特魯威首次提出的“原始小屋”的靈感來自樹木的粗大枝條、用樹枝和蘆葦進行編織的古老技藝、泥土筑成的白蟻丘、螞蟻和穴居動物挖掘的巢，以及鳥巢。建筑歷史學家約瑟夫·雷克沃特認為，這種對建筑起源的關注來源于對這門學科進行革新的嘗試，反復強調作為人類建筑靈感來源的自然界中的各種案例，是為特定的建筑構思理念尋求普遍甚至神圣認可的一種方式。

正如雷克沃特所指出的，對建筑起源的推測，可以通過質疑我們的一些基本觀念來激發新的思考。誰能說這不是建筑行業的當務之急呢？即使按照最簡單的統計數據來衡量，建筑行業也是人類與地球關系的“毀滅狂歡”的主要參與者，這種狂歡是以資本主義消費為基礎的。2021年，全球建筑行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人為二氧化碳排放量的38%，是所有行業中占比最高的；預計到2030年，這一比例將增至42%。在全球范圍內，每周都有一座相當于巴黎的城市建成，但只有1%的建筑物進行了碳足跡評估。

有時，需要一個局外人來提醒我們建筑行業破壞性的真實規模和恐怖程度。在2016年出版的《垂直》一書中，地理學家斯蒂芬·格雷厄姆探討了從衛星到地堡，人類的建筑如何越來越多地主宰地球的垂直軸。在最后一章關于采礦的內容中，他揭示了如今的超高層摩天大樓是如何通過對地球難以想象的破壞而建成的。例如迪拜高達830米的哈利法塔（在吉達塔于2025年竣工之前，它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就是一座破壞力巨大的建筑——它使用了5.5萬噸鋼材、25萬噸混凝土、700噸鋁材和8.5萬平方米的玻璃，以及用于內部裝修的成噸的埃及大理石和印度花崗巖。所有這些材料，都需要從世界各地開采、提取和加工，尤其是鐵礦石和沙子。而這些材料統計數據并沒有告訴我們，開采和制造過程導致了多少有機生命的毀滅，而且這種程度的破壞很少在建造的過程中被考慮在內。因此，從這個角度看，哈利法塔（以及幾乎所有的摩天大樓，無論它們從表面上看是多么環保的“綠色”建筑）壯觀而閃亮的幕墻十分有效地掩蓋了這些建筑材料的巨大破壞力。這些建筑物簡直是世界的毀滅者。

哈利法塔

在極度令人沮喪的現實面前，我們不難理解，一些建筑師希望回歸小規模建筑，以創造截然不同的建筑模式。因此，現在世界各地有數以千計的生態村，它們都以創造“恢復性”環境為前提，建筑則采用可直接使用和可再生的材料。例如，在2009年建成于威爾士的拉馬斯生態村，道和霍皮·溫布什兩位居民就將當地的木材（盡可能使用林地中的倒木）作為自建房屋的主要材料。這里（以及其他許多生態村）的觀點，是通過讓人類建筑者重新直接參與材料、建筑方法以及基礎設施的構建，與大自然建立一種新的關系——尊重和相互促進。然而，即便拉馬斯生態村通過對土地的精心管理，真正提高了當地的生物多樣性，不可避免的是，建筑依然是一門在本質上具有破壞性的藝術。

砍伐一棵樹，將其作為建筑材料，就意味著毀掉一個生命世界（無論在原地種植另一棵樹能否抵消這一行為）。即使我們不認為植物具有活生生的生命（當然，如今大多數植物學家都會對此提出異議），一棵樹也能養活大量的動物——從鉆進樹皮覓食的昆蟲，到在樹冠上筑巢的鳥類。使用枯木可以說更具破壞性，因為倒下的樹木所供養的生命通常比活著的樹木更多，腐朽的木材能為各種動物、真菌和原生動物提供養料。即使是維特魯威所描述的最原始的居住行為——在地上挖一個洞或躲進一個山洞——也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壞：為了我們人類，其他生命總是被迫遷離和犧牲。事實上，無論是植物還是動物，其生存本身就意味著一種持續的、不可恢復的能量消耗，這種消耗最終會導致生物的死亡。在這種更為實際的理解模式下，推測建筑的起源并不是一種想象人類建筑回歸自然的方式（除非這指的是人類對自然的徹底理解），而是完全相反——通過脫離被視為威脅的自然，退回內部世界（這同樣適用于其他動物建筑，如白蟻丘和鳥巢）。建造庇護所意味著有目的地將外物排除：建造行為本身就是對外部世界的封閉和分割，同時也創造了新的事物。“原始小屋”的外部正是“自然”，而千年之后，外部的“自然”環境又被那些試圖為建筑所謂的“自然”屬性辯護的人所推崇。關于建筑帶來的破壞性，更真實的問題不在于它是否可以被“解決”（即減少至零），而在于應該如何接納及減少此類損害——這個問題比尋找可持續或有彈性的建筑方案要復雜得多。

如果將建筑與自然的關系視為一場艱難的談判，那么基于對可持續發展的不同理解，談判的結果將不可避免地走向破壞。人類學家蒂姆·英戈爾德提出了“對應”的概念，用來描述人類如何尊重所居住的世界。需要承認的是，所有生物總是相互交織在一起，“對應”是“與世界同行”，而不是將其視為一系列需要解決的問題。在這種理解模式下，“生命在永恒地發展和變化，既相互結合又相互區分，各不相同”。思考建筑對應關系的一個有用方法是考慮土地的性質，英戈爾德在一篇文章中回應了藝術家蒂姆·諾爾斯于2015—2019年在蘇格蘭高地建造的一處臨時住所。在這里，英戈爾德將建筑的起源重塑為“回到土地”，即建造一個渴望隱匿的藏身之處，因為隱蔽是抵御自然的最佳方式。與堅不可摧的建筑地面（想想瀝青路面或混凝土地面）不同的是，這個庇護所是“一個由不同材料構成的錯綜復雜的折疊空間”，在這里，人類就像“在搖籃里一樣依偎其中，巧妙地利用其現有的特征，只做最基本的添加”。

建筑連接著世界，它并不試圖在人類和自然之間建立一座不可滲透的壁壘，而是參與創造其中的交互關系。當我在2019年春天參觀拉馬斯生態村時，我被社區里的人如此開放地在建筑中容納動物所震撼。例如，在我下榻的旅館里，一只來造訪的黃蜂蜂后正準備在天花板上搭建新巢。在隔壁道和霍皮·溫布什的木結構房屋里，一只歐亞鴝多次飛過敞開的前門，從廚房里叼走食物碎屑，而西倉鸮等鳥類則在屋頂內部筑巢，通過墻壁上有意鑿出的圓孔進入室內。正是這兩座建筑上的孔洞讓動物得以進入室內，不管是精心設計的，還是臨時修建的，門窗和墻壁之間都留有縫隙。在傳統的建筑中，多孔性被極力避免，人們用各種專業材料來密封所有的縫隙。拉馬斯的開放式建筑為我們呈現的是，如果我們為動物提供便利，它們就會與我們的生活融為一體。面對筑巢的黃蜂，我明顯感到不適，這讓我明白，真正的生態建筑所面臨的最大障礙或許是人類對自然的本能排斥，因為自然總是不請自來，試圖融入我們的生活。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建筑上的縫隙在很多情況下是對生態的“詛咒”，它們會浪費寶貴的能源。這甚至是環保組織“隔熱英國”發出的號召：密封不良的建筑不僅在英國的碳足跡中占很大比例，而且在其他許多擁有大量歷史建筑的國家中也是如此。但是，也許問題的關鍵在于，針對人們認為的建筑問題而采取的所謂“解決方案”往往只關注收益，而忽視了任何類型的建筑都會不可避免地帶來損耗。

人類的建筑每時每刻都在受到大自然的侵襲，大自然總是試圖將它重新納入“懷抱”；只有不間斷地維護才能防止建筑被外界侵蝕。在最微觀的層面上，不透水的物質總是被內部的熵或其他事物的摩擦所分解，無論我們把這些事物看作無生命的（天氣）還是有生命的（植物、動物、真菌和原生動物）。從建筑學角度而言，廢墟或許是自然與文化之間相互侵蝕的有力表達：廢墟證明了人類關于永恒的愚蠢見解，有力地打破了建筑不可能衰敗的幻想。如果建筑要向外界敞開大門，那么它就必須放棄追求永恒的假象。

現在，我們可以重新審視維特魯威所想象的原始人類住所了。我們看到的并非一個掌握技術能力的、成為衡量萬物（包括他的第一座房子）的標準的人，而是深知自己脆弱性的人類，也就是說，人類與其他生命的世界緊密關聯，其他生命無休止地滲透到他們的生活中，無論他們是否希望如此。由于接受了這種脆弱性，人類已經知道，他們建造的任何庇護所都將不可避免地最終回歸到土地中。因此，建筑的起源勢必會迎來建筑的終結，也會讓人們更加清楚地認識到建筑消亡時會發生什么。

全新的現實主義

向動物敞開大門，意味著要從“以人為中心”中解脫出來。在過去20年左右的時間里，這一轉變在哲學和其他學科中被廣泛稱為“后人文主義”，成為挑戰長期以來的人類中心主義思想和世界觀的主要驅動力。許多試圖將人類從世界中分離出來的嘗試都源于當前的一種認識：人類對地球的統治已經對其他生命形態（特別是動物）造成了災難性的后果，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某些動物的數量已經減少了60%以上。一些建筑師開始正視這種破壞性的人類中心主義所遺留的問題，近年來誕生了一種特別的哲學流派——“物導向本體論”（有時被稱為“OOO”），它被證明在開辟其他建筑構想（考慮因素不僅包括人類）方面具有重要意義。

自啟蒙運動開始以來，西方主流哲學和科學思想一直認為，只有當現實與人類思想相關聯時，現實才具有意義，這一基本假設被稱為相關主義。從表面上看，像這樣的人類中心主義似乎很荒謬——畢竟，動物、植物和巖石等事物是確實存在的，這似乎很明顯。然而，承認人類之外的其他事物確實存在（或者說，它們與人類同樣平等且獨立存在），就產生了一個深刻的哲學問題，因為它直接挑戰了我們能夠獲取關于世界的全部知識的所謂能力——這是科學界經常提出的主張。對于“物導向本體論”的擁護者來說，解決這個哲學問題的辦法就是簡單地接受所有事物都平等存在，而人類對其他事物的認識永遠只能是片面的，不可能面面俱到。著名理論家格雷厄姆·哈曼和蒂莫西·莫頓則更進一步，認為這種不完整的知識更類似于審美體驗而非經驗觀察，而且審美感知實際上先于科學方法。在他們看來，世界上事物之間的關系總是間接的，或者說是“有距離的”，因為平等的存在意味著一種事物永遠不可能詳盡地了解另一種事物。

如果我們接受這樣的觀點——事實上，一些科學家，尤其是量子力學和宇宙學領域的科學家，如今正是這么做的——將對建筑師的思考及工作方式產生深遠的影響。莫頓在其眾多著作中，反復運用建筑類比來證明自己的觀點。例如在《人類》（2019年）一書中，他認為我們需要在設計方法中培養對非人類事物的善意，想象一位具有生態意識的建筑師決定建造一座“能夠被青蛙、蜥蜴和灰塵所影響”的房子。然后，他反其道而行之，讓人們注意建筑中的基礎設施類型，這些基礎設施已經承認（雖然是消極地）非人類事物的在場，即“（試圖）消除非人類事物的過濾器、空調和防霉油漆”。我們可以把密封劑、膠水和砂漿添加到建筑中無處不在的防御性材料列表里。顯然，扭轉這種負面態度，會使房屋從上到下、從里到外都截然不同。但此處的重點并不是強迫建筑師和住戶歡迎霉菌、危險物，或是具有破壞性的昆蟲進入家中，而是重新培養人們對長期被忽視的非人類事物的迷戀，這正是促進人類與其他生物“團結”的首要條件。莫頓認為，要讓其他生物與我們人類一起“享受快樂”；他舉例說，麻雀和其他喜愛人類建筑的鳥類一樣，喜歡在屋頂的空洞中筑巢。

向動物敞開大門的另一種方式是承認它們是建筑者。盡管邁克·漢塞爾等動物學家已經肯定了動物建筑結構（如白蟻或園丁鳥的巢）的復雜性和精密性，但人們仍然普遍認為，只有人類建筑師才能夠建造出他們想象中的建筑；其他動物之所以從事建造，只是因為它們遵循著刻在基因里的預先編碼的本能。本書的第一章將更詳細地探討這一觀點：最近的科學研究表明，即使是沒有大腦的動物，比如螞蟻和白蟻，在集體建造時也會表現出一定的個體能動性。此外，對動物建筑的研究表明，人類所稱的“環境”（即指人類建筑之外的領域）實際上與建筑緊密交織在一起。典型的例子就是河貍建造的堤壩和巢。這些結構并不是僅僅“坐落”在環境中，將環境封閉或隔離；相反，河貍建造的建筑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構造”環境。事實上，河貍正被人類用作“自然”方案，應對氣候變化引發的洪水泛濫。這表明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建筑和環境是相互交織、共同構成的。然而，許多人仍然沒有意識到的是，建筑與環境的共存適用于每一個有生命的個體，無論它們是否建造了某種建筑。這是因為，環境從來不僅僅是某種既有的生命形式的所處之處；相反，它是由無數部分構成的龐大有機體，這些組成部分也積極地塑造和改變著環境。

紅火蟻巢內部

我們對這種觀念感到如此不安，也有力地提醒我們，人類中心主義仍在主導著我們對人類建造環境的理解。不過，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最近，我和一位建筑師朋友在家鄉曼徹斯特散步時，駐足欣賞了當地建筑師伊恩·辛普森在市中心設計的烏爾比斯大樓，這是一座于21世紀第一個十年用鋼材和玻璃建成的異形建筑，非常引人注目。在我們交談的過程中，我的朋友發現大樓的一個金屬支架邊緣長出了一簇苔蘚，于是他小心翼翼地將苔蘚摘下。他這樣做的理由是，這些苔蘚預示著大樓即將衰敗：隨著時間的推移，苔蘚會破壞固定鉚釘的橡膠墊片，從而需要昂貴、耗能、耗時的維修。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的朋友爭辯說，摘掉苔蘚比允許它繼續生長更符合生態學原理，因為苔蘚上有大量的微動物群落；從長遠來看，讓一座建筑破敗不堪肯定會耗費更多的資源。對我的朋友來說，精心保護建筑的結構和材料完整性正是建筑的“可持續性”所在。

如果主張相反的觀點，就意味著反常地將無序和毀滅引入建筑，因此，這種觀點不僅是建筑師所厭惡的，也是居住在建筑中的人們所排斥的。但是，真正的生態建筑能從其他地方產生嗎？那些將設計作為生態危機解決方案的人也許忽略了一個明顯的矛盾。例如，購買一個定制的鳥巢，將它安裝在墻上，似乎是一種合乎道德的行為，可以緩解城市中鳥類急劇減少的問題。但這一做法也恰恰反映出人類越來越不能容忍鳥類可能更依戀的地方，即建筑物本身材料結構中的縫隙和孔洞，這樣的建筑通常被貶義地稱作“年久失修”。向動物敞開大門意味著需要改變人們將此視為“威脅”的態度。也許，與我的建筑師朋友相反，我們需要對其他生命帶來的混亂和破壞更加包容。

在建筑中超越人類中心主義，從某些方面來說是違反直覺的。讓所有動物平等地生存當然是可能的，但在我們自己的家里，喬治·奧威爾的著名論斷似乎總是適用：“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在建筑物中，所有動物都處于一個等級森嚴的價值體系：寵物（尤其是狗和貓）在上，害蟲（昆蟲、蜘蛛和嚙齒動物）在下。然而，這種價值體系是可以改變的—盡管肯定會讓“上位者”感到不適，但可以促進人類與動物之間更豐富的互動。面對人類建筑活動所造成的巨大破壞，適度的讓步也是可能的。如果我們愿意讓其他生物分享我們的空間，就會產生一種累積效應。目前，我所做的微薄貢獻就是讓蜘蛛留在家里陰暗角落的蛛網上。

成為動物

人類如果能夠在建筑中更加貼近動物的生活，是否就能理解動物的真正需求，是否有可能像其他動物（甚至是其他人）那樣思考？1974年，哲學家托馬斯·內格爾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問道：“成為一只蝙蝠是什么感覺？”這篇文章經常被人類或其他動物的意識研究引用。內格爾之所以選擇蝙蝠作為研究對象，是因為蝙蝠具有利用聲吶感受器進行感知的能力，而人類并不具備這種能力。內格爾認為，試圖通過科學分析來理解蝙蝠的聲吶，只會讓人類與蝙蝠之間的共情變得更加遙不可及：這種客觀性在觀察者與被觀察者之間制造了距離。但是，內格爾也反對想象性的研究模式——它們只是人類對蝙蝠的膚淺想象，與真正的蝙蝠確實相去甚遠。內格爾的結論是，我們無法理解蝙蝠（或其他任何生命形態，包括其他人類）的“外來”感知。當涉及感知和想象時，人類個體會不可避免地陷入自己的主觀性中。人們會忍不住將自己試圖理解的一切事物都擬人化。

內格爾對人類想象力的貶低受到了物導向本體論的有力挑戰。例如，伊恩·博格斯特在其著作《異形現象學》（2012年）中斷言，想象力是一種無價的能力，它能讓人類與陌生的事物產生共鳴。我們可以像博格斯特本人一樣，把蝙蝠的聲吶想象成潛水艇或飛機控制系統的聲吶：我們很容易就能把看不見、摸不著的感知形式創造成圖像（毫無疑問，你此刻正在這樣做）。當然，這些完全擬人化的比喻也在意料之中。博格斯特對內格爾的悲觀主義提出了質疑，他認為擬人化的類比使人類超越了自我，是與真正陌生的事物建立共情的嘗試。與科學的客觀性不同，想象力從未宣稱對非人類的認知可以詳盡無遺；相反，如前所述，它嘗試從側面或一定的距離來重新理解。政治理論家簡·貝內特認為，擬人化的相關風險（迷信、浪漫主義、萬物有靈論等）“反駁了人類中心主義”，因為“人與其他事物之間產生了共鳴，我們不再凌駕于非人類環境之上，或置身其外”。貝內特認為，擬人化的危險遠不及當前的人類中心主義，后者正在迅速剝奪地球上剩余生物的生命。

小說家J.M.庫切在《動物的生命》（1999年）一書中，也挑戰了內格爾的悲觀主義。在這本書中，虛構作家伊麗莎白·科斯特洛在一家學術機構發表了兩場演講，為人類對動物的富有想象力的認同能力進行辯護。在對內格爾的直接挑戰中，她斷言“我們可以把自己想象成另一種存在的程度是無限的”，通過“富有同理心的想象”，我們可以體驗到“活生生的蝙蝠是……充滿生命力的”，就像“完整的人類”是“充滿生命力的”一樣。庫切對科學客觀性的所謂“中立性”進行了嚴厲而有爭議的控訴，他通過自己虛構的人物提出，納粹制造的恐怖死亡集中營是殺手們無法“將自己代入受害者的位置”的直接后果：大屠殺既是邪惡政權及其滅絕機器所造成的，也是想象力的失敗產物。就我們看待動物的態度而言，這樣的比較似乎有些極端，但其目的是讓我們意識到人類精心策劃的、無休止的動物大屠殺（如今每年有數百億動物供人類食用）的真實規模和恐怖程度。

想象力將我們帶入動物生活，對建筑學有著重要影響。首先，它可以拓展我們對人類建造的建筑與動物建造的建筑之間關系的認識。例如，通過加深對動物建造的結構進化的認識，我們可以重新思考建筑的起源，這不是為了重申人類的能力優于動物，而是為了找到兩者之間的對應關系。在更平實的層面上，我們可以更多地關注動物建筑者，首先是對動物的建筑保持更持久的好奇心，并容忍我們的不適感。許多建筑師已經在這樣做了，尤其是在生物仿生領域。“仿生”一詞最早出現于1962年，近年來才開始指在設計中有意識地模仿自然過程。仿生設計包含了大量的實踐，此處無法一一列舉，但它總是以對自然的實用性理解為前提。在這里，大自然以各種方式向我們揭示了解決人類問題的更有效方法，展示了“閉環”的能量轉移方式，或揭示了我們尚未發現的結構形式。毫無疑問，大自然激發了許多引人注目的建筑，例如2012年至2020年間，麻省理工學院的中介物質研究小組用蠶絲創作的兩座展亭，但從根本上來說，這并沒有改變長期以來的觀點，即自然存在于人類之外，作為一種工具供我們使用。

探索建筑與動物之間的關系，需要我們采用非工具性思維方式，并且要加入物導向本體論所強調的想象力。正如我在《未來城市》一書中所論述的，對想象力的強調可以拓展我們對自然的理解，通常會導致自然“在外部”概念的逐漸消失，轉而更多地體現為所謂的“自然——文化連續體”，用蒂莫西·莫頓更簡潔的定義來說是“網狀”。想象力使人類和動物的生活之間的對應關系大量增加。在本書中，這些對應關系是從虛構作品、電影和藝術作品中的動物以及建筑物（包括已建成的和構想中的設計）中的動物提取而來的。建筑不僅僅是建筑物（更不用說那些真正由建筑師設計的建筑了），它還代表著一種連接——制造者與使用者的共存、空間與形式的共存、材料與思想的共存，以及各種流動（人、非人類事物、設施、信息、時間等）的共存。通過將動物與建筑聯系起來，本書論證了建筑的擴展領域，即建筑與“自然”之間的聯系，且建筑始終與“自然”密不可分。在這種理解模式中，真正的主題和焦點是事物之間的對應關系，而不是任何一個事物本身，無論它是建筑物、建筑視覺效果，還是非物質理念。正是事物之間的聯系鏈構成了世界上真實的存在。

這種充滿想象力的開放態度似乎與建筑創作背道而馳，因為我們通常認為，設計的本質在于將富有想象力的構思轉化為實際建筑物［例如，建筑師彼得·卒姆托在他的論文集《思考建筑》（1998年首次出版）中就對此進行了闡述］。但是，持更開放的態度對待“不建造”顯然也沒有什么壞處。畢竟，在全球變暖和物種滅絕問題上，建筑行業做出了巨大“貢獻”，而設計師們多半對此一無所知，減緩建筑生產速度無疑會對生態環境大有裨益。也許，就像建筑教育中經常出現的情況那樣，設計師在想象領域中停留的時間可能會比現在更長。在這里，建筑師會和英戈爾德所認為的一樣，認識到與世界相對應并非意味著從遠處描述它，而是與其他人（包括人類和非人類）一起生活在這個世界中，并對它做出回應。通過建筑師的想象力，動物本身將獲得某種形式的自主權。

用建筑去關愛

在建筑和動物之間建立聯系，核心在于將“關愛”作為人類建筑中主要的驅動因素。這一理念應用于寵物似乎是理所當然的，正如第五章所述，狗和貓等家養動物越來越多地被認為是建筑設計中的共居者。人們普遍認為寵物主人知道如何照顧動物，即使他們經常將動物的情感擬人化。然而，要關愛那些“不受歡迎”的建筑入侵者——人類通常稱之為“害蟲”或“害獸”時，情況則困難得多。非營利組織“擴展環境”提供了實用的在線資源，旨在促使人們給予建筑中的動物更多的關注和關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們的合作設計提案和每年一度的新型動物建筑設計競賽。其網站資料也特地擴大了設計師的“客戶”范圍——昆蟲與貓狗并列，鳥類與蜥蜴同時出現，甚至還有蝙蝠與牡蠣等。

“擴展環境”這一概念的提出，是基于對人類對動物態度的多樣性的認知，以及對那些不受歡迎的動物的更多關愛。因此，本書將擴展“動物建筑”的范疇。在接下來的章節中，你將看到由動物建造的結構（巢穴、土堆、洞穴和貝殼），受到動物建筑啟發的人類建筑（包括動物形狀的結構，以及基于動物建筑工程原理的建筑），為動物居住而設計的結構和空間（例如動物園和畜牧業建筑），無意識設計而形成的供動物（例如城市下水道中的老鼠）棲息的空間和場所，以及在文學、電影和藝術作品中有關上述所有事物的隱喻形象。

一個有力的案例證明了跨物種感知的潛在廣度（我在本書的第一章中將再次提到），那就是藝術家弗里茨·海格的“動物莊園”項目，它從2008年一直持續到2013年。在九座不同的城市，海格組織了各種活動，鼓勵人們參與建造對各種本土物種（包括蝙蝠、鳥類和昆蟲）具有吸引力的建筑和棲息地，這些物種是藝術家的“野生動物客戶”。“動物莊園”項目在歐洲和北美的九座不同城市開展，每次活動都與生活在這些城市的動物共同“合作”。除了為動物建造棲息地外，該項目還舉辦了各種活動，激發了人們對本土動物的興趣和認知（項目鼓勵城市居民自己進行建造）。這種生態設計的整體方法旨在培養人們對城市動物的關愛，否則它們就會遠離人們的視線。該項目還提出了一個具有顛覆性的問題：為什么設計只能局限于人類客戶？早在1998年，地理學家詹妮弗·沃爾奇就將對城市動物的關愛描述為“創造一座動物城”，即一座重新自然化的城市。在這座城市中，人類將邀請動物回歸，從而形成“關愛動物的倫理、實踐和政治”。沃爾奇認為，人類對野生動物和家養動物的劃分必須被理解為一種“可滲透的社會建構”。正如“動物莊園”項目所展示的那樣，所有動物都有不同的特性，如果我們將對它們的關愛滲入設計，就必須考慮到每種動物的主體性。

這似乎是一項艱巨且過于概念化的任務，但它可以植根于日常實踐，不僅涉及建筑師、規劃者和學者，還涉及每一個人。我在本書其他部分將提到多種多樣的具體案例。因此，我們可以學習如何在花園或學校里建造“昆蟲旅館”，同樣，我們也可以對試圖進入我們房子的昆蟲更加好奇和寬容。在此基礎上，我們還可以關注動物在家里的行為，比如觀察蜘蛛如何在兩堵墻之間織網。如果我們對蜘蛛感到恐懼，我們可以考慮如何管理這種阻礙接觸的反感情緒。我們可能會仰望高樓，希望看到越來越常見的城市游隼，但我們同樣可以通過網絡攝像頭近距離觀察這些鳥類。我們可以通過教育擴展對動物的理解，但我們也可以通過小說和電影中富有想象力的互動來增加對動物的同理心。我們可以考慮在房子的墻上為鳥兒安裝巢箱，但我們也可以更加寬容地對待建筑物上的“缺陷”，因為這些裂隙為鳥兒提供了生存所需的空間。最后，我們可以更多地認識到，為了人類建造的環境，哪些動物不可避免地成為犧牲品；或許我們可以組建或加入一些社群團體，努力改善這種境況。

在接下來的章節中還有更多的案例。本書詳細討論了30種動物，但它們只是“環境”中龐大生命（有感知能力）網絡里的一小部分。我將這些動物按照一定類型組織起來，形成了松散的主題。第一章探討了節肢動物的微型世界：討論昆蟲和蜘蛛如何自己進行建造，以及它們如何占據人類的建筑和想象。第二章的重點是鳥類，它們本身就是完美的建造者，有著獨特的“駕馭空氣”的能力；這個章節還闡述所謂的“魅力物種”——游隼，以及那些被忽視或嫌惡的物種——鴿子，探討了當這些動物占用人類建筑物時，人類如何與它們打交道。第三章探討了人類傾向于偏愛某些“野生”動物而非其他動物的現象，通過關注一些已經習慣于在城市中生活的動物（老鼠、蝙蝠和狐貍），挑戰了人類通常在家養和野生之間所做的區分。本章還探討了某些動物（大象、蜥蜴和猿猴）如何挑戰人類的傳統觀念，尤其是當這些動物在動物園中出現時。第四章轉向人們感到陌生的水生世界，探討了人類與水生動物的關系如何受到實用性（人類食用牡蠣和鮭魚等水生動物）和疏離感（如章魚和海豚的非凡智慧）的雙重驅動。最后一章回到了我們更為熟悉的領域，探討了馴化如何深刻影響生物（很小一部分）與人類建造的空間和結構之間的互動，討論范圍包括人類與寵物（狗和貓）的親密關系，以及一些人選擇食用的動物（牛、豬和雞）。

生命形態創造了所在的環境，而環境實際上是這些創造的總和。那么，為什么人類中心主義，即認為人類生活在“環境”之外的觀點，會如此根深蒂固呢？也許，任何治療師都會告訴你，失去幻想總是比失去現實要難得多。然而，顯而易見的是，人類例外論幻想的持續存在正在危及地球上的所有生命。用簡·貝內特的話說，正是人類，也只有人類“把自己滲透或藏進了環境的每一個角落”，同時又聲稱自己實際上已經脫離了環境。貝內特敦促我們放棄“將人類與非人類割裂開來的徒勞嘗試”，轉而“更文明、更有策略、更巧妙地與非人類互動——正是它們與人類共同組成了環境”。如果說本書有一個核心目標的話，那就是在我們對建筑和城市的想象、設計及生活方式中，倡導放棄人類例外論。

本文為《動物建筑》（[英]保羅·多布拉什切齊克 著，陳鈺 譯，譯林出版社2025年1月版）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