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澎湃新聞報道，最近，中文學術期刊《天府新論》發布的一份“投稿溫馨提示”，引發學術界廣泛關注。

作為四川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管和主辦的一份綜合性社會科學學術期刊，該刊對作者投稿提出六條提示，其中一條表示：“我們不歧視作者身份，倡導文責自負，不建議在讀碩士生、博士生將導師掛名為第一作者。如導師對于論文有實質性貢獻，可署名為第二作者。”

這一提示引發學界熱議，可以說捅破了問題的“窗戶紙”，也戳中了長期以來很多高校學子的痛點。

《天府新論》雜志封面。

《天府新論》的聲明為何引發關注

當前，不少中文學術期刊有一種不成文規定，那就是研究生不能獨立署名發表論文。只有同導師合著，研究生才可以發表論文。而且不少期刊往往需要導師作為第一作者，學生不得不“屈居”第二作者。

研究生完成畢業要求或畢業后求職，又往往需要第一作者發表的論文。一些學生為此而“曲線救國”，將自己標注為“通訊作者”。但是，理工科期刊論文發表往往是具體完成研究的學生作為第一作者，而指導和資助研究的導師是通訊作者。前者如此顛倒排序，等于說是亂了輩分。

此外，《天府新論》給出的其他提示，也令人印象深刻。比如，一稿多投、統一引證規范、基金項目標注、收取版面費、非法中介等方面的規定，都體現了該刊的學術嚴謹性、對作者的開放度與包容性。

看到該刊的聲明，很多人很感興趣，我也認為是好事一樁。但是，本屬常識的問題卻引發熱議，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下學術期刊的問題與論文發表的困局，已經到了不得不重視的地步。

《天府新論》是一本歷史悠久的學術期刊，在2017年以前就是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2021年，該刊進入CSSCI擴展版，并在努力重回CSSCI來源期刊。在學術期刊競爭白熱化的環境下，這可以部分解釋為什么《天府新論》敢于推出如此重磅的“新論”。

與此同時，該刊也通過打造“青年友好型期刊”來吸引優質稿源。《天府新論》2024年底發布的數據顯示，當年該刊第一作者是40周歲以下青年學人的占比達到74.71%，而副高及以下職稱的占比22.99%。第一作者是博士研究生的占比達到52.87%，還有5.75%的是碩士研究生。此外，第一作者機構排名第一的發文總數占比低于10%，體現出很強的開放度。

一份期刊敢于挑戰學術“潛規則”，需要勇氣。這可能會讓其他不少期刊感到不適，但是，這樣的公開聲明毫無疑問擺明了立場，直陳了問題，也有利于推動學術界的進步。

導師與研究生應該如何署名論文

值得注意的是，導師與學生聯合署名是否就一定是“掛名”乃至對學生的“剝削”，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否則會引起不必要的誤解。

我和一些學術界的朋友交流，他們認為期刊論文發表普遍要求導師聯合署名，或者規定導師必須是第一作者，這種情況既是現實存在和需要解決的問題，也往往是期刊、導師和研究生的無奈。

在大力發展新文科的當下，個別文科期刊裹足不前，抱殘守缺，成了制約文科發展的絆腳石。比如，有期刊規定一篇論文最多只能有四位作者聯合署名，超過四位作者的論文就不能發表。再如，有期刊明確一位作者一年只能發表一篇論文，無論是如何署名和排序。

實際上，《天府新論》2024年共刊發87篇論文，收稿量卻達到6639篇。用稿率只有1.31%，相當于百里挑一。即便是這樣開放包容的期刊，也足見論文發表之難。

各種各樣的學術期刊評審和排名，也在助長這樣的陳規陋習，并使相關問題進一步加劇。比如，獲得某些機構資助的學術期刊，必須達到一定水平的獨著率，即獨立署名的論文要占到一定比例。但是，隨著新文科對跨學科合作研究的需求日增，聯合署名將越來越普遍，如此規定不合時宜。

再如，一些期刊評價機構要求論文最好標注基金項目，或者作者必須是“雙一流”高校的正高級職稱。不少文科研究并不需要基金項目資助，而研究生和青年學者的創造力也有目共睹。如此規定更多反映了一種身份歧視，是“看人下菜”而不是“以文論文”。

毫無疑問，一些研究生導師為了個人利益而“侵占”學生的學術成果，哪怕沒有實質性貢獻的論文也要署名，甚至要求是第一作者。處于弱勢地位的研究生敢怒不敢言，加之期刊的不合理要求，使導師署名第一作者的情況大行其道。

只有加強研究生的合法權益維護，嚴懲導師的學術不端，才能避免此類問題不斷上演。此外，科研院校的研究成果評價制度也要與時俱進，肯定第一作者與通訊作者的同等貢獻，允許乃至鼓勵多人合作署名。要推動作者公開聲明各自貢獻，并按照作者的實際貢獻進行激勵分配。

學術期刊如何規范、開放和包容

當前我國在加快推進新文科建設，推動文科創新和文理交叉，鼓勵學者“講好中國故事”，并“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作為學科建設的學術陣地和學術發展的“指揮棒”，學術期刊的風向標深刻影響學科發展方向。發展新文科，就需要加快新期刊建設，并推動新署名模式。

中文學術期刊“小散亂”的情況較為顯著，“作坊式”的編輯部運作模式制約了期刊成長；“黑箱式”的評審和編輯過程不透明不公開，而固步不前的發展理念也制約了學術爭鳴。唯有大刀闊斧地深化改革，才能使學術期刊回歸學術公器的價值本位，并同學者攜手推進學術界的共同進步。

在學術期刊的健康發展方面，要引入規范的同行評議制，做到開放透明辦刊，并接受外部監督。

比如，《中國工業經濟》等經濟學期刊引入開放數據政策，將論文相關的附錄、數據和代碼對外公開。再如，《管理世界》雜志社近期發布《編輯部審稿工作管理規定》，面向全社會公開廉政風險監督和防范的專用郵箱，接受學術界的監督。這些方面的努力將有助于開創中文學術期刊的新風尚，也會使青年學者和研究生有更多論文發表的一席之地。

與此同時，學術期刊評價機構也需要接受學術界的監督，不能武斷粗暴地評價，也不應暗箱操作和假公濟私。特別是要清理有關論文署名單位、論文作者身份、基金項目標注等方面的無稽評價指標，使學術論文發表以研究質量為唯一準繩。

唯其如此，才能使學術期刊更好擁抱新文科，成為推動新文科建設、繁榮學術生態的重要力量。（作者系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