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被互聯網重構的時代，信息洪流正飛速重塑人類的感官邊界。當我們沉溺于即時通訊的快感，真實觸角卻悄然退化——那些與我們擦肩而過的陌生人，瞳孔里或許倒映著時代的裂痕，唇齒間或許封存著驚心動魄的往事，他們近在咫尺，卻在算法編織的繭房里，淪為數據流中模糊的像素點。

當異化的現代秩序不斷擠壓真實空間，非虛構寫作正化身一柄鋒利的手術刀，它不僅要撕開流量時代的糖衣，更要刺破那些被短視頻濾鏡美化的現實創面。《單讀40·全球真實故事集Ⅱ》譯介“真實故事獎”2021年和2023年入圍作品中的六部，這里的聲音來自美國、毛里塔尼亞、伊朗、德國、西班牙、波蘭、緬甸和孟加拉國等地，議題涉及恐怖主義、刑罰、性侵、疫情、記憶政治、種族屠殺……這些故事拒絕成為社交媒體的情緒爆款，而是選擇以粗糲的質感，叩擊每位閱讀者的內心。

此前我們發起了「逃出“封閉站”，到達真實的邊界｜翻翻書·送書」的征集活動，最后選出三位讀者寄送了這本書。本書將那些被算法折疊的生存真相，重新舒展在我們面前——這不是獵奇式的窺視，而是對生命肌理最虔誠的觸碰。

以下是他們的書評：

多大程度上，我們能夠選擇勇敢？

文｜張欣

“真實”這個詞對我總是有著特別的魔力，也許是想要窺視的隱秘心理，也許是自覺讀懂了真實就一勞永逸地掌握了真理。我預料到了真實必將是殘酷的，但依舊低估了人類并不相通的悲歡給我的震撼。《單讀40·全球真實故事集Ⅱ》延續前作關于“真實”的追問，大大擴展了我對痛苦、掙扎、無奈等種種情感，當然也包括勇敢的感受力。

“有些事件會決定一個人生平經歷的寫法。”2003年夏天在關塔那摩的8個星期，是《“關塔那摩”把他們變成了什么？》中X先生和斯拉希的人生轉折點。911事件后，美國人綁架了斯拉希，情報人員確信他掌握著重要的信息，甚至能找到本拉登本人。在FBI審訊失敗后，X先生接手案件，開始對斯拉希進行為期八周的殘酷審訊。2016年，受害者斯拉希重獲自由，但選擇以寬恕作為復仇方式；2003年就離開關塔那摩的施暴者X先生則患上了嚴重的創傷后應激障礙，無法與自己和解。

“我恨我的國家讓我變成了這樣一個怪物”。《有罪之城》里有這樣一段描述，如果你能離開監獄，“離開監獄時，你將與入獄前判若兩人。監獄把人變成全新的生物：一些缺乏社會生活所需的理性和感性的生物。”

面對撲面而來的結構性暴力、肉眼可見的反抗代價和人性偏離，讓個體變得無知又無力。當難以消解的痛苦和絕望緊隨不放，我們有能力做出選擇嗎？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十字之下》的作者在父親自殺后，執拗地追溯父親被神父性侵的往事，“他的疾病和死亡塑造了我的整個人生。一年又一年，它們一點點滲入了我，又涓流而下，沉積在我的心底。”機構的腐敗縱容個人作惡，而受傷的除了父親和兒子，還有選擇咽下傷痛的大多數。《一位老師與大屠殺》中，因為宗教信仰問題，緬甸軍政府頒布了《緬甸公民法》，以此阻止羅興亞人獲得公民身份。自此，羅興亞人成了世界上單一國家內的無國籍群體。身份的喪失，激起了躲過大屠殺的羅興亞幸存者福圖的斗志，生出了令我們難以想象的毅力，有生之年致力于通過記錄歷史和開辦學校與之對抗。

《十字之下》的作者偶然發現了兩張明信片，得以追蹤父親被性侵的真相；福圖從小熱愛學習，幸運躲過了大屠殺，得以繼續與喪失的身份頑強抗爭。當然，能讓他們選擇勇敢直面的，絕不僅僅是偶然和幸運。

“夜正長，路也正長，我不如忘卻，不說的好罷。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再說他們的時候的。”魯迅在《為了忘卻的記念》里的這段話時時提醒著我們，事實總是多棱的，歷史往往會被改寫，但我們不能忘卻。《波蘭的“記憶部”篡改大屠殺歷史》中，波蘭政府通過選擇性敘事，力圖將波蘭在猶太人屠殺中的共謀轉化為“受害者”形象，對記憶的篡改其實促成了對暴力的二次合法化。“全城一半的人都消失了，而你卻毫無記憶，這怎么可能？”以波皮耶拉為代表的新一代波蘭公民倡導人們更誠實地面對波蘭20世紀的歷史。《全球真實故事集Ⅱ》最后，收錄的是巴勒斯坦攝影師哈桑·阿爾扎寧用手機拍攝的人們流離失所的影像，照片中沒有題記，但那直觀的生存樣態，以絕對無法被忽視的姿態橫亙在我們眼前。

希臘德爾菲神廟上銘刻著“認識你自己”的箴言，對每個人來說必須直面自己的過去，才能真正認識自己和成為自己。我想，對國家和歷史來說，亦是如此。

《全球真實故事集Ⅱ》猶如一臺聚焦人類創傷史的引力透鏡，將在歷史敘事中湮沒的生命重新聚集為可見的光斑。《全球真實故事集》中有這樣一句話，“你必須為那些正在從歷史中被抹去的事物戰斗”，人們必須在善與惡中保持對真實的忠誠，所有對真理的熱愛都來源于此，所有對生而為人的感激也來源于此。《全球真實故事集Ⅱ》通過“靠近現場”向真相無限靠近。也讓我更感同身受于漢娜·阿倫特所說的，“我想理解，理解意味著審視并有意識地承擔我們這個世紀強加給我們的負擔——并且是以一種既不否認其存在，也不在其重壓下沉淪的方式來這樣做。簡而言之，理解就是以不偏不倚和專注的方式面對并抵制現實，無論它看起來是什么樣子。”

這些故事，在紙上流血

文｜大壩誰修哈

《全球真實故事集Ⅱ》延續了前作對“真實”的苛刻追求，但它的野心不止于記錄——六篇“真實故事獎”的入圍作品，如同六把解剖刀，剖開制度性暴力在不同文明肌理上留下的慢性潰爛。書中那句“你必須為那些正在從歷史中被抹去的事物而戰斗”，恰是全書的精神注腳：這里的“戰斗”并非英雄主義的吶喊，記者們用文字記錄調查，傳遞追問，甚至，他們用沉默的方式，直立于“在場”的現實場域，對抗篡改集體記憶，施加系統性暴力的巨大力量。非虛構寫作常陷入一種倫理困境：將現實寫入故事，是否必然會犧牲其混沌本質？本書關塔那摩的故事給出了答案。施虐者X先生與受害者斯拉希的對話（“我家的門向你們敞開”與“他仍是有罪的”的對峙）暴露了暴力邏輯的自我循環——當“反恐正義”成為施暴的許可證，加害者與受害者就共同淪為了創傷的囚徒。這種敘事拒絕善惡二元對立論，正如豆瓣書評所言：“對真實的寫作踉蹌于現實的孔隙間”，而正是這些“孔隙”保留了人性的不可通約性。

全書以空間為線索，揭示暴力通過制度、記憶與日常實踐完成再生產的過程：

關塔那摩與埃溫監獄：前者是“法律例外狀態”的產物，后者則是規則過載的樣本。關塔那摩的酷刑以“國家安全”之名合法化，而埃溫監獄中囚犯需付費租床位，將生存異化為資本游戲——二者共同證明，暴力一旦被系統編碼，便會自我增殖。

波蘭的記憶政治：官方通過“國際義人”稱號將屠殺共謀者重塑為英雄，實則是以“國家尊嚴”為名對歷史進行整形手術。當記憶成為權力工具，遺忘便成了新型暴力。

羅興亞人的無國籍狀態：緬甸政府以“主權爭議”為幌子實施的種族清洗，暴露了現代民族國家體系對“非公民”的系統性排斥。書中薩拉·A. 托波爾的發問振聾發聵：“若連身份都被剝奪，幸存者該如何重建生活？”

這些案例構成一幅暴力拓撲圖，它們看似分散于不同時空，卻共享同一種邏輯——暴力將人異化為可被處置的客體。

書中靳錦的《媛媛的旅館》與巴勒斯坦攝影師的手機影像，提供了另一種真實維度。柬埔寨詐騙從業者的灰色生存法則（“我是被騙來的”與“我再也不來東南亞了”的謊言循環），揭示了貧困如何將人逼入道德模糊地帶。而哈桑·阿爾扎寧的攝影則證明：在流離失所中，手機鏡頭成為最后的抵抗武器——當文字被審查、刪除，影像便成了存在的證詞。

這種記錄本身即是一種悖論：記者既需逼近現場，又必須警惕自己成為暴力的二次消費者的危險。書中尼娜·希克寫父親被性侵的往事時，選擇以教堂光影隱喻創傷，而非直白渲染痛苦，正是對“真實”的敬畏——有些真相只能以曲折的方式表達。

可以發現，書籍設計本身即是一場敘事：封面交錯的白色封條如同撕下的創可貼，露出血痕般的章節標題。這種視覺語言與內容形成互文——每一篇故事都在揭開幕布，而幕布之下仍是新的遮蔽。正如波蘭篇所言：“歷史整容術比子彈更致命”，當暴力的痕跡被精心修飾，書頁便成了最后的墓志銘。

合上書頁時，靳錦的“此刻我們漂在河上，遠離所有的岸”成為最貼切的隱喻。這本書并非答案之書，而是一面棱鏡：它折射出世界的裂痕，也照見讀者自身的無力。我們或許都是共謀者。在真相被算法與口號肢解的時代，《全球真實故事集Ⅱ》堅持了一種老派而珍貴的信念：記錄即反抗，記憶即救贖。“你必須為那些正在從歷史中被抹去的事物而戰斗”或許戰斗的方式，就是讓這些故事能夠繼續在紙上流血。

類似的困境，會發生在我們身上嗎？

文｜祁巨昆

人的困境有兩個方面，內心的困境和外界的困境。一個精彩的真實故事，作者設置的困境往往是高強度的，能夠深刻揭示人性的復雜和矛盾，喚起讀者強烈的情感共鳴。

《全球真實故事集Ⅱ》里，故事的主人公遭受著強度不同的困境，閱讀這些關于困境的故事并不輕松，甚至讓人感到壓抑。

在關塔那摩灣拘押營的故事里，“X先生”的困境來自內心：他曾對斯拉希先生施以酷刑，多年后仍“無法擺脫那一刻的陰影”，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惶惶不可終日。

如何才能擺脫這一困境？“X先生”選擇了與斯拉希先生進行視頻通話，但最終雙方并沒能達成和解。“X先生”沒有走出困境，依然活在自己的陰影之下。

在這個故事里，斯拉希先生究竟是無辜者還是恐怖分子，作者在一番努力調查之后，沒有給出確定答案。

如果斯拉希先生真是恐怖分子，“X先生”的困境會有所緩解嗎？

恐怕并不會。因為“X先生”的困境是在矛盾的人性里痛苦掙扎：是忠于國家，還是忠于自己內心的良知？

最終，“X先生”選擇了后者，他發出了一句悲劇性的獨白：“我恨我的國家讓我變成了這樣一個怪物。”這一刻，人性的矛盾被展現得淋漓盡致，如切開的洋蔥，給讀者的情感帶來強烈的刺激。

在緬甸羅興亞人的故事里，福圖的困境來自外界：生活在一個不愿容納自己的國家，逃亡從未停止。這樣的日子何時才是盡頭？

外界的困境給福圖內心帶來強烈的挫敗感，身為教師的他這樣問道：“如果有些人學到知識也沒機會實踐，那么自己的努力、父母受的苦，又為的是什么呢？”

讀到此處時，我彷佛感到文字變為了福圖的吶喊，跳出書頁，響徹空中，振聾發聵。

“對心靈的種族滅絕”，這是作者試圖總結福圖為何有挫敗感的外因，既精辟又讓人不寒而栗。在故事的結尾，作者連用六個問句，進一步反思福圖悲劇性困境的社會意義，其中一句這樣寫道：“福圖為了教育嘔心瀝血，但如果他永遠無法抗衡左右自己志向的力量，那這一切又有什么意義呢？”

作為讀者，我認為還可以繼續問自己三個問題：類似福圖的困境會發生在自己身上嗎？左右自己志向的力量是什么？如何抗衡這一力量？

在柬埔寨旅館的故事里，主人公們的困境則既來自外界，也來自內心：電詐從業者陷入金錢的貪欲無法自拔，逃離電詐園區卻無法立即回國，聯系上國內的家人卻遭遇冷漠對待；旅館老板媛媛曾與丈夫關系惡劣，沒有足夠的錢養活自己，又不愿回到家鄉；媛媛的女兒貝蓓渴望結交知心朋友，卻不知該如何處理人際關系……

這些精彩的真實故事已經由記錄變成文字，不會消逝在歷史里。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故事會變得更有力量，讓讀者更深刻地理解人性，理解時代，理解世界。故里傳遞出的信息可以化為彈藥，成為我們人類尋求擺脫類似困境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