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時代的碎片里，“詩心”如何幫助詩人們走出困境，找到生存的價值？近日，青年學者黃曉丹攜新著《九詩心——暗夜文學啟明》于上戲藝術書店內做客第一期三聯書城讀書會，以“卡在時代的縫隙中，他們通過寫作活下來”為題，從文天祥的生平與詩作，剖析南宋覆滅之際士大夫的精神突圍之路。

黃曉丹

《九詩心》選取了屈原、李陵、曹丕、陶淵明、杜甫、歐陽修、李清照、文天祥、吳梅村九位詩人，他們都身處各自的“大變局時代”，面臨同一個命題：當昔日安穩世界的許諾失效，人究竟應以怎樣的方式度過這一生？通過還原歷史情境和文本細讀，黃曉丹呈現了詩人們面對生命困境各自尋得的“辦法”，并帶領讀者跨越古語障礙，在共通的生命處境中產生連接和共鳴。

《九詩心》

黃曉丹指出，“詩心”是中國傳統文論中的一大概念，她引用顧隨和葉嘉瑩的觀點闡釋，“它不取決于是否創作詩歌，而在于是否保有真誠無畏的心靈內核。”文學家陳世驤面對20世紀初的紛亂，閱讀和研究了大量詩歌，曾寫道：“文學是碎片中的碎片，殘留中的殘留，然而詩心幸存，正是人間的希望。”在黃曉丹看來，一個時代要求人們所創造的意義，尤其是科技、經濟等物質上的意義，對于下一個時代來說可能毫無價值，但是在無盡流失的歷史中，詩心能夠幫助人們找到生命的意義。在《九詩心》的寫作中，她試圖回答一個問題：人如何度過生命的暗夜。“一種方法是改造外在現實，但歷史證明社會變革從未真正消減痛苦的總量；另一種是尋求內在覺悟，但這需要特殊的機緣與稟賦。”黃曉丹說道，文學提供了第三種方法，也就是通過體驗、感受和記錄，來找尋生命的價值。

在《九詩心》的文天祥一章里，黃曉丹從南宋末年的崖山海戰講起，一直講到他生命末年的終章。祥興二年（1279年），南宋流亡王朝在崖山海戰中覆滅，面對元軍的勸降，他寫下《過零丁洋》作為絕筆，卻被元軍主將張弘范嘆為好詩，幸存下來。在書中，黃曉丹沒有記錄文天祥的全傳，而是以崖山海戰和零丁洋作為開端，詳述他生命的最后四年。“文天祥43歲時寫下《過零丁洋》，在此之前，他寫過的詩幾乎和他此后四年寫下的詩一樣多，但這兩部分卻有很大的差別。”黃曉丹說，在她看來，文天祥狀元出身，但直到《過零丁洋》，他才真正地寫出了好詩。

“人們也許會想，如果《過零丁洋》是文天祥的絕筆詩就好了，這是人們心目中英雄落場的樣子，但它不是。”黃曉丹說，這首詩并非文天祥的終點，反而成為他精神探索的起點。同樣在1279年，文天祥又寫了一首《南海》：朅來南海上，人死亂如麻。腥浪拍心碎，飆風吹鬢華。一山還一水，無國又無家。男子千年志，吾生未有涯。“這一時期，文天祥好像一夜之間，從‘人生自古誰無死’的慷慨激昂，變得驚惶恐懼，這是他經歷的巨大反轉。”

在被押往元大都的北行路上，文天祥整理舊作，編成《指南錄》，與此同時又面臨巨大的困境：宋朝現在已經不存在了，赴死還有意義嗎？“因為原先附著的意義都不存在了，文天祥的生命產生了一種沒有外在負累的輕盈感，同時內在就變成了沒有內容的空洞感。”黃曉丹解釋道，在這一時期，他游歷南華山，寫下“笑看曹溪水，門前坐松風”；目睹中原百姓在朝代更迭中的生活常態，吟出“中原似滄海，萬頃與云連”。

1280年冬，在元大都的牢獄中，文天祥寫下《逢有道者》：誰知真患難，忽悟大光明。日出云俱靜，風消水自平。誰知真患難，忽悟大光明。天下惟豪杰，神仙立地成。詩中“功名幾滅性，忠孝大勞生”的頓悟，標志著他突破傳統士大夫的精神框架，他不再將忠孝視為終極目標，而是如莊子所言“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達到與天地精神往來的境界，完成了從“倫理境界”到“生命境界”的飛躍。黃曉丹認為，詩里的“大光明”并非南懷瑾所解讀的某部佛經，而是一種境界，“是所有沖突、矛盾、害怕都消除后的光明境界，文天祥意識到，他一輩子都在讀書來追求光明境界，卻是經歷了真正的患難之后，才迎來了這種大光明。”

在《庚辰四十五歲》里，文天祥寫下“千載方來那有盡，百年未半已為多”。從千年的尺度來看，人的所有悲歡離合都是微不足道的。黃曉丹說，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文天祥生命的最后四年對歷史的進程沒有任何影響，但是這不妨礙他的精神和心靈繼續成長，也正是因為他留下的詩作，后世的人們得以對宋亡以后消散的歷史有更多的理解。

“回到‘詩心’，就像陳世驤所說的，文學是碎片中的碎片，殘留中的殘留。歷史上有很多碎片性的時代，而唯一可以把碎片的歷史凝結起來、為他們賦予意義的，黃曉丹總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