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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名的硝煙｜“我們最好記住1931年9月18日這個日子”

楊健

2025-04-30 15:53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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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最好記住1931年9月18日這個日子，因為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真正的開始！——約翰·鮑威爾

一、9月18日白天沒啥大新聞

1931年9月18日白天，從新聞的角度說，乏善可陳。最大的新聞，由新聞機構自己制造。愛國報人劉髯公創辦的《新天津報》，刊發了一條假消息：國民政府軍政部長何應欽在江西被謀殺。

當日，報館被天津市政當局查封，報紙被勒令停刊。簽署查封令的是履新不到半年的天津市長張學銘，一個24歲的青年。張市長原本心情相當不錯，他剛謄抄了一份滋補粥品的清單，準備給北平的大哥張學良送去。喝粥可以強健脾胃、調理氣血，有助于大哥治療傷寒，戒斷毒癮。

誰能想到《新天津報》整出個幺蛾子，不是添亂嘛。張學銘遠不是一個合格的政客，連入門都算不上。但對中原大戰后的敏感局勢，他還是非常清楚的。蔣介石對大哥的提防，人所共知。奉系地界上的報紙竟稱“何應欽遇刺”，疑心病甚重的蔣介石該作何想？他不得不對《新天津報》下重手，免得大哥陷入更深的猜忌。

天津發生的事以及胞弟張學銘的種種思慮，張學良并不知曉。在協和醫院的豪華病房里，他一整天都在哼念著“我這里假意兒懶睜杏眼，搖搖擺擺擺搖扭捏向前”，呃，梅老板那嗔怨癡狂的味兒真學不會。沒事，馬上就可以聽到正版。張學良訂了當晚中和園的包廂，劇目正是梅蘭芳的《宇宙鋒》，受邀一起看戲的是香港巨賈何東。何家的公子何世禮在東北軍服役，擔任陸軍第七旅第620團炮兵連長，駐守奉天北大營。

9月18日晚上，張學良的節目挺豐富，不僅有梅蘭芳的那出戲。看戲之前，張學良約了自己的私人顧問、澳大利亞籍名記威廉·端納共進晚餐。端納之于張學良，猶如教堂告解亭里的神父之于懺悔的信徒。少帥思緒紛亂，需要答疑解惑時，端納就會被召喚。端納貌似有預見未來的能力，起步價是預判三五年后的事情。更讓人折服的是，此人會用一種讖語式的表達點出現象背后的本質。

借著晚飯，張學良想聽聽端納對東北形勢的看法。日本關東軍近期異動頻頻，與東北軍發生摩擦的可能性急劇上升。端納的分析，是超然的上帝視角。中原大戰使得國家元氣折損，東北軍通電入關助蔣后，奉系轉而關注華北事務。東北邊防空虛，自然給了日本以可乘之機。張學良不解的是，日本若真在東北滋事，難道不怕國聯尤其是英美的干涉？端納丟下一個滿是玄機的答復：“東京政界高層肯定是忌憚英美的，但日本軍人可不像中國軍人那樣聽命于政客。”端納說完起身回家，張學良帶著夫人于鳳至和趙四小姐趕往中和園。

梅老板的《宇宙鋒》晚上九點上演，開場引子“杜鵑枝頭泣，血淚暗悲啼”念過，女主趙艷容翩然登場，瞬間滿堂喝彩。什么是大陣仗，什么叫名角兒？一張嘴一亮相，就能把人拿捏得死死的。

中和園里唱念做打時，離北平700公里的奉天，另一出大戲也在編排。城外東北軍北大營南側800米，八個人影在黑暗中鬼鬼祟祟，對南滿鐵路做著手腳。他們將一包包的黃色炸藥，塞到了兩截鐵軌的接縫處。幾分鐘后，一聲巨響打破了長夜的寧靜，火光照亮了沉寂的黑土，炸斷的枕木四散飛揚。破壞者屬于日本關東軍鐵路守備隊柳條湖分遣隊，領頭軍官是河本末守中尉。干完壞事，他們沒急著走，還在現場擺放了三具身穿東北軍軍服的平民尸體。齊活了，“中國軍隊襲擊南滿鐵路”，案發時間1931年9月18日晚10點20分。

聽到爆炸聲后，就近埋伏的關東軍獨立守備隊第二大隊，立刻對北大營發起進攻。日軍的表情，提心吊膽又歇斯底里。提心吊膽，因為他們只有600多人，600多人要面對的是東北軍精銳第七旅，全員8000人。掰掰手指頭就明白，這次進攻是必死的玉碎局。因為必死，所以他們歇斯底里，要逞最后的瘋狂。

抱著赴死之心的日軍，打起來才發現，他們要做的不是送命題，而是送分題。直到600多日軍沖進北大營，他們都沒遭到過哪怕最低限度的抵抗。日軍驚訝地發現，北大營軍械庫大門上著鎖，里面整齊堆放著槍支彈藥，坦克也安靜地停在車庫。于是，屠殺開始了。許多東北軍士兵在營房里被射殺或刺死，有些士兵愣在哨位上束手待斃。有著草原生活經歷的人，對北大營當晚的情景不會陌生，那是野狼翻進羊圈里任意挑選食物的快慰。平心而論，狼捕食羊的效率算不得高。狼的數量畢竟有限，才600匹。更重要的是，狼所攜帶的彈藥也有限，不足以一口氣殺光8000只羊。

“九一八”之夜，北大營里有8000只羊，番號叫東北軍第七旅的8000只羊，兵力火力均占壓倒優勢的8000只羊。此時此刻，他們作引頸就戮狀。他們不明所以，不知所措，亦不作他想。當日軍的刺刀捅入胸膛時，他們臉上甚至有一絲滑稽的坦然。怎么說呢，他們是在執行命令，忠實地執行著命令。他們執行的命令，叫“不抵抗”。

不抵抗命令于9月6日下達，張學良電告東北軍參謀長榮臻：“現在日方對我外交漸趨積極，應付一切，極宜力求穩慎，對于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希迅即密電各屬，切實注意為要。”此后，命令未作任何修正。

整個東北軍的指揮系統，以一種聽天由命的心態等待大難的降臨。說來也是可嘆，9月18日晚上，東北軍的指揮系統完全處于宕機狀態。所有的高級指揮官，都不在他們的崗位上。第七旅旅長王以哲在沈陽城內參加水災賑濟，東北軍參謀長榮臻也在沈陽城內出席家宴，東北軍代理司令張作相在老家錦州為父治喪。站在決策金字塔尖的人——張學良坐在中和園的包廂里，《宇宙鋒》差不多該演到“金殿”這一折了吧。

北大營，一座始建于清末的軍事重鎮，無比戲劇性地被日軍占領。或許，稱作“接管”才更貼切。在北大營被接管的那個晚上，茫然的士兵收到的最高和最后的命令，是榮臻打給第七旅參謀長趙鎮藩的電話：“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到庫房里，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果然是道死命令。

抗命不遵的人不是沒有，第七旅第620團團長、何家公子何世禮的長官王鐵漢。9月19日凌晨，第七旅準備撤離北大營時，遭到日軍堵截，忍無可忍的王鐵漢下令開槍還擊。馬克一下，王鐵漢下令開的這一槍，是抗日戰爭打響的第一槍。

殊為遺憾，抗戰的第一槍終究是撤退時才被迫打響。從此，東北軍一路南撤，拋在身后的是他們的故鄉。那里有他們的同胞，還有衰老的爹娘。那里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第七旅撤離北大營當天，日軍侵占沈陽，隨后陸續占領東三省重要城鎮。1932年2月，東北全境淪陷，日本開始了對東北人民長達14年的殖民統治和奴役。“九一八”事變不僅是日本試圖以武力征服中國的開始，也是法西斯國家在世界上點燃的第一把侵略戰火，標志著亞洲戰爭策源地的形成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序幕的揭開。

二、駐華外國記者并不感到驚訝

9月18日晚上，梅老板是在舞臺上看出了異樣。他扮演的趙艷容正在金殿裝瘋賣傻，突然瞥見有個人匆匆走進張學良包廂，伏在張學良耳邊嘀咕了幾句。由于隔得遠，梅蘭芳沒有看到張學良的表情，只見張學良猛地站起身來，未同其他賓客打招呼，便大踏步走出包廂。臺上的梅蘭芳判斷，肯定是出了什么大事。

在張學良耳邊嘀咕的人是副官湯國楨，湯副官稟報：奉天榮臻參謀長急電，必須少帥親自接聽。必須少帥親自接聽電話的事，肯定不是小事，天大的事，一件徹底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張學良個人命運的大事。可笑的是，當時少帥并不明白“這是怎么個情形”——沒準兒跟往常一樣，是日本人制造的摩擦，所以他選擇了不抵抗。從某種程度上說，張學良的誤判不是全然沒有依據。“九一八”事變，最初只是關東軍情報科長板垣征四郎與作戰科長石原莞爾，背著日本內閣首相若槻禮次郎，擅自策劃的軍事冒險。誰能料到呢，冒險家隨手丟下了一顆種子，卻收獲了比英法面積總和還大的白山黑水。

1990年12月，在結束軟禁后，89歲的少帥接受NHK采訪，他終于承認了自己當時的輕率。他為此付出的代價，就像少帥五娘（張作霖五姨太）壽懿掛在嘴邊的話：戲看完了，家也沒了。

靠一個孟浪輕信的孩子，去守護祖宗的基業，注定所托非人。令人尷尬，對形勢洞若觀火的，反而是一些外人，譬如澳大利亞名記威廉·端納，譬如美國名記、《密勒氏評論報》的發行人兼主編約翰·鮑威爾。鮑威爾是端納的舊識，兩人的交往始于1918年。如果說端納發現了日本一線軍人輕舉妄動的特質，鮑威爾則看出了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對中國的海量胃口。

約翰·鮑威爾

“九一八”事變爆發，鮑威爾絲毫不感到驚訝，他身邊的一眾駐華外國記者也大都如此。在鮑威爾看來，此前兩個月發生的“中村事件”，足以昭示日本對華的所有企圖，東京的主基調就是擴大事態，挑動戰爭。還用問嗎？是明牌啊！

一個小插曲，就在事變前幾天，鮑威爾在華懋飯店對美國西海岸最有影響力的時評人切斯特·羅威爾進行過一次采訪。羅威爾專程從舊金山趕到上海，是為了籌備9月20日舉行的第四屆太平洋國際學會。鮑威爾問羅威爾：“如果在太平洋國際學會舉行期間，中日之間爆發戰爭，學會該怎樣應對？”羅威爾被問得有點蒙，歷來口若懸河的他一時語塞，頓了好久才頹然回答：“我想，戰爭會結束一切。”

后來的事，應驗了鮑威爾的預言。待9月20日太平洋國際學會正式舉行，日軍的鐵蹄已經在東北大地上肆虐。大會開幕式上，中日雙方的代表相互爭吵、叫罵，險些上演全武行。不得已，大會組織者臨時決定，會議轉場氣氛相對緩和的杭州。同時，謝絕新聞記者的采訪。饒是如此，中日代表激烈對峙的消息還是被捅了出來。鮑威爾在《密勒氏評論報》寫了一篇評論，評論套用了太平洋國際學會“發現事實”的口號：事實何需刻意發現？事實就擺在眼前，這個兩年一屆的會議從來就是日方竭力掩蓋事實而中方努力揭示真相的場合。

鮑威爾的論述依據充分。兩年前，在東京舉行的第三屆太平洋國際學會上，中國代表團團長閻寶航公開了《田中奏折》。而《田中奏折》正是張學良動用了最隱蔽的情報人員，費盡周折、艱難獲取的。

不客氣地講，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美國記者鮑威爾是對中日關系走勢最了如指掌的人。其敏銳的嗅覺，絕非局內人張學良和蔣介石可比。唯一能同鮑威爾媲美的，恐怕只有那位已經下野的北洋政府外交總長顧維鈞了。有點擰巴，同樣是先知先覺，中國人顧維鈞是因為更具有世界眼光，美國人鮑威爾恰恰是因為更了解中國。

1931年，已經是鮑威爾來到中國的第14年。青年時代的鮑威爾，是一位在新聞實務上無甚建樹的記者。1916年，年屆而立的他回到了母校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擔任講師。一年的講義還沒翻完，一封發自太平洋彼岸的電報，令他的職業生涯變軌。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校友、被稱為“美國報人東方泰斗” 的托馬斯·密勒，致電院長沃爾特·威廉。密勒變賣了《大陸報》的全部股份，準備在上海籌辦一份全新的周報。他請威廉幫著物色合適的人選，與自己共同創業。威廉斟酌再三，想到了青年教師鮑威爾。鮑威爾對中國一無所知，可還是決定賭上一把，畢竟他的新聞理想未曾磨滅。1917年初，他買了一張前往中國的單程船票。

《密勒氏評論報》創刊于1917年6月9日，秉承“讓遠東局勢的發展，使本國明了；同時讓西方的發展，使東方明了”的辦刊宗旨。雖然《密勒氏評論報》是份英文報紙，但對年輕一代的中國知識分子仍具有極大的吸引力。1922年，密勒擔任北洋政府專職顧問，鮑威爾全盤接手報紙的采編和經營。他與密勒的辦報理念高度一致，難能可貴的是，他更愿意深入中國社會肌體內部去觀察和思考，以更接地氣的方式去報道和評論。1923年5月，為采訪一項由美國紅十字會資助的賑災工程，鮑威爾由南京乘火車北上。不承想，火車在河北臨城被土匪孫美瑤劫持，釀成轟動一時的臨城劫車案。鮑威爾在被土匪關押期間，居然寫出了妙趣橫生的體驗式報道《匪窟歷險記》。

一位同中國社會三教九流都打過交道的人，無疑對中國事務更有發言權。對于這個內憂外患不斷的古老國家，鮑威爾有自己的主張：“中國是獨立國家，不是西歐或東瀛的附屬品。”

從鮑威爾來到中國起，一種強烈的直覺便被他所了解的事實所佐證。是的，對中國獨立最大的威脅是日本，日本對中國下手的切入點是東北。“九一八”事變，無非是在證實他愈發堅定的推斷罷了。

三、鮑威爾筆下有東北的真相

“九一八”事變，鮑威爾不覺得驚訝，讓他感到意外的倒是國際社會泰然處之的態度。美國政府對日本提出了一份不痛不癢的抗議，列強對事變最初的反應是向“沖突地區”派遣一個觀察團。

有沒有搞錯？這不是沖突，是一個國家對另一個主權國家的悍然侵略！鮑威爾決定撇開那些政客，親自去東北探個究竟。《密勒氏評論報》創刊之初，托馬斯·密勒怎么說來著，“他媽的！我們高興登什么就登什么。” 鮑威爾組織了一個外國記者的采訪團，采訪團除了他本人，還有美聯社的格倫·巴布、路透社的弗蘭克·奧利弗、合眾社的約翰·莫里斯、國際新聞社的愛德華·亨特等。采訪團里還有個年輕人值得一提，剛結束印度旅行的埃德加·斯諾。他畢業于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是鮑威爾的小師弟，同時也在《密勒氏評論報》擔任鮑威爾的助理。當然，東北之行斯諾還不是主角，他給主角鮑威爾打下手。斯諾真正暴得大名要待五年后，他對中國腹地陜甘寧蘇區的造訪。

由于《密勒氏評論報》是周報，時效性略差，所以鮑威爾和斯諾都兼著其他媒體的“特約記者”。鮑威爾掛在《曼徹斯特導報》，斯諾掛在《倫敦每日先驅報》。根據鮑威爾的回憶，沈陽陷落后，他就一直負責采訪東北的戰地新聞。他實際抵達沈陽的時間，應該是第四屆太平洋國際學會開幕之后，比1931年9月19日稍晚個幾天。不過也不會晚太久，因為他趕上了勘察案發現場。不消說，是日本人控制的案發現場。

接待外國記者是日本關東軍的新聞發言人島本少佐，一個操著牛津腔英語的家伙。島本用牛津腔向外國記者背誦早就準備好的臺詞：“這兒曾發生了一件意外，穿著正規軍服的張學良將軍的中國部隊，把沈陽郊外的日本鐵路炸壞了一段。日本軍隊因此被迫采取行動，在沈陽郊外反擊了中國軍隊。”為了證明自己言之有據，島本帶著記者們前往案發現場——沈陽城外東北軍北大營南側800米、南滿鐵路柳條湖路段。

不得不服，日本人的舞臺布景和道具都做得很考究。他們哪怕玩一個極其小兒科的把戲，都會抱以成人式的嚴肅和板正。路段損毀處新換了三根枕木和一段鐵軌，三具中國士兵的尸體倒臥在鐵路附近。島本適時地配上了旁白：他們（中國士兵）就是在這兒引爆了炸藥，炸毀了三根枕木和一段鐵軌。呃，從三名中國士兵撲倒的位置看，他們是在倉皇逃跑時被擊斃的。島本的牛津腔娓娓道來，漸漸地滿嘴跑起了火車。然而，他忽略了一個很小又很關鍵的細節：三名中國士兵的倒臥之處沒有一絲血跡！不是說被擊斃的嗎？日本人忽略的細節，卻被鮑威爾迅速捕捉。尷尬了吧。《曼徹斯特導報》很快刊發了鮑威爾的報道：《令人生疑的南滿鐵路現場》。

在沈陽城內，記者那雙有毒的眼睛發現了更多奇異的現象。走進日本人開的照相館，鮑威爾看到墻上掛著很多有趣的照片，上面的人扛著步槍，戴著臂章，卻身穿平民的服裝。一些還留在沈陽的西方商人悄悄告訴鮑威爾，照片上那些身穿平民服裝的年輕人，就是經過偽裝的日本兵。他們多達數千人，在事變前以“游客”或者“學生”的身份潛入沈陽。當聽到動手的信號，他們便分頭占領城內的各處要害位置。動手的時間，是1931年9月18日晚10點20分左右，張學良正坐在中和園的包廂里，為梅老板的唱詞打著節拍。

鮑威爾立即寫了一篇題為《日方便衣軍人侵占沈陽》的內幕報道，刊登在《密勒氏評論報》上，并配發了他在照相館翻拍的照片。他寫道：“據目擊者證實，有數千化裝的日本士兵預先混進城內，控制戰略要地。其中，有許多人得意地到日商經營的照相館里拍照留念，這無意中暴露了他們的形跡。所謂柳條湖爆炸是日軍為攻占沈陽而編造的借口，整個事件就是日軍秘密策劃的行動。”《密勒氏評論報》上攤后幾小時，關東軍參謀部就得到了消息。日軍在沈陽街上地毯式搜查各家照相館，查收了所有讓他們穿幫的照片。

但事情敗露后的遮掩，如同拿來包火的紙，助燃之外別無他用。何況，給日本人找茬挑刺的是《密勒氏評論報》主編鮑威爾。隨著采訪深入，他挖出了更多猛料。在“九一八”事變前幾小時，大批日軍乘坐火車越過鴨綠江進入東北。在沈陽一座日資糧倉里，幾個月前日軍就偷偷構筑了一個野戰榴彈炮工事，大炮的炮口瞄準了沈陽的兵工廠。日軍進攻沈陽時，糧倉里的大炮齊鳴，將波紋狀的鐵皮圍欄震得漫天飛舞。住在糧倉附近的鮑威爾老鄉肯達爾·格雷厄姆，特地帶他去參觀了大炮。實地勘察的收獲是，那些大炮的炮衣上全都標著“采礦機械”。啊，立了大功的“采礦機械”。

上述事實足以證明，9月18日晚上，在沈陽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在東北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鮑威爾以他的筆點破了真相，日本人像笨拙的小學生，在他的逼視下訂正差錯，手忙腳亂，左支右絀。不斷積累的羞愧，逐步轉化成憤怒，日本人越來越難以忍受多管閑事的美國記者。1931年底，鮑威爾赴北滿采訪，寫了一篇調查報道：日軍以窩藏游擊隊為由，屠殺了一個村莊3000名中國人。文章徹底惹怒了日本人，關東軍剝奪了鮑威爾在東北的采訪資格。

乘坐火車南歸時，鮑威爾在山海關作了停留。冬日的萬里長城第一關，呈現出末日般的蕭瑟。張學良的東北軍部隊正沿著鐵路線南撤，同行的還有大量政府官員和鐵路工人。這是東北淪陷時的狀況，預示了幾年后華北、華東的遭遇。或許，遠東乃至世界都在日本人的規劃之中。野心勃勃又小心翼翼，是鮑威爾對日本人最深的印象，他看得挺準。在當地郵局發回報社的電文中，他提了一個讓他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既然日本人已經明目張膽地發動了侵略，又何必煞費苦心來掩飾他們的陰謀呢？真是一個腦回路清奇的民族。

相形之下，中國人就簡單很多，有時即便面對日本人赤裸裸的暴行，他們都會忘記抵抗。

四、日本的頭號國家公敵

“九一八”事變的系列報道刊出，鮑威爾如愿登上日本人擬定的反日外國記者的黑名單，并且赫然居于榜首。對于他提出的涉日采訪申請，日方一概拒絕。他經營的《密勒氏評論報》，在日占區被禁止發行。與此同時，他越來越頻繁地收到了死亡威脅。

瞧，日本人的小伎倆，他們總能做到自己不尷尬而讓別人尷尬。私下里，鮑威爾會時不時對著墻壁無奈搖頭。他性格中有歐美人的軸勁兒打底，他無法想象怎么會有日本這樣一個民族，做一件十惡不赦的壞事可以氣定神閑，毫無道德包袱而專注于技術層面的雕琢。

比起日本人，更讓鮑威爾搖頭的是中國人。明明一模一樣的長相，內在的差異竟會如此之大。在國家間的博弈中，中國人有一種令人心疼的天真和幼稚。他們總是以自己的善良來度人，以為對手不至于干出那么缺德的事。作為旁觀者，鮑威爾為中國人的處境而焦慮，他的憂患意識遠超局中人。

“九一八”事變之后六年的形勢，表明鮑威爾的擔憂絕非多慮。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全面侵華。8月13日，淞滬會戰打響。一周后，《密勒氏評論報》趕印了一期“戰時專版”。“戰時專版”用大量篇幅對事件起因進行調查、對戰事進展進行跟蹤、對中國軍隊的浴血奮戰進行了報道，此外還特辟幾頁就報社雇員流失、印刷廠被炸和辦公室煤氣供應被切斷等事宜，向讀者做出解釋并道歉。淞滬會戰結束，上海華界淪陷。鮑威爾判斷，孤島式的上海租界不會持續很久，遲早將不復存在。但他依然選擇留守上海，確切講，他毫不猶豫。作為記者，他有義務讓西方世界了解戰火下的中國，《密勒氏評論報》的辦刊宗旨就是“讓遠東局勢的發展，使本國（美國）明了”。

正如鮑威爾所預料的，孤島時期的上海，在華外國人的境遇也可謂風雨飄搖。此時，上海暗殺之風極盛，已有不少“對日不友好”的外國人死于非命。高居反日外國記者黑名單榜首的鮑威爾，人身安全處于高危狀態。不夸張地說，他的生命幾乎每一天都受到威脅。環境如此艱苦，鮑威爾卻我行我素，繼續在上海租界生活和工作。他傾盡所有，勉力維系著報紙的編輯、印刷和發行。《密勒氏評論報》不但對中國各地的抗日戰場作了全景式報道，每期還刊發一篇揭露汪偽組織內幕的文章，如周佛海與陳公博間之爭執、丁默邨與李士群的暗斗等，均是痛快淋漓，讓人欲罷不能。《密勒氏評論報》一時洛陽紙貴，每星期六上攤總被讀者搶空，甚至有再版、三版的。鮑威爾只得騰出部分印能，加印讀者反響強烈的往期報紙。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占領上海外國租界。日本人終于逮到機會，來收拾早就看不順眼的鮑威爾。《密勒氏評論報》于12月13日被日軍查封，停刊。一周之后，報社主編以從事間諜活動的罪名被日本憲兵抓捕。他先是被拘押在臭名昭著的大橋監獄，隨后又被轉押到條件更差的江灣監獄。關押期間，他遭到了日本看守非人的虐待，他卻以青苔般的生命力倔強地熬了過來。

1942年6月，美國政府委托瑞士作為中間人，對日進行交涉，以交換戰俘的名義將鮑威爾從監獄中解救了出來，并安排其乘坐意大利郵輪返回美國。他重獲自由的那一天，體重已由入獄時的145磅減至70磅，枯瘦如柴，不成人形。他的雙腳因為長期濕冷寒凍，且無藥治療而生疽。回到美國，鮑威爾留在紐約，被送入全美最大醫院之一的長老會醫院。在長老會醫院，全美最權威的外科醫生馬洛理為他做了截肢手術，雙腳自趾至踝全部截去，由此成為殘疾，終身不能站立。好在經過醫護人員不間斷的治療和悉心照料，鮑威爾的身體逐步恢復了健康。

在康復之后甚至在康復期間，但凡身體允許，能夠執筆，他便重新開始寫作。他的病榻專欄《獄中記》刊發在《紐約時報》上，該專欄如實記錄了他在日本人監獄中的點點滴滴，筆鋒犀利，措辭尖銳，深受美國輿論和民眾的歡迎。美國人將這位深耕中國25年的記者視作英雄，媒體授予他“亞洲最勇敢報人”的榮譽稱號。1942年9月7日出版的《時代》周刊，則一語道出了他備受折磨的根源：“從日軍入侵滿洲開始，日本政府就將他列為國家的頭號公敵。”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設立，將對日本戰犯進行審判。得此消息的鮑威爾不顧醫生的勸阻，在明知自己患有心臟病的情況下，仍抱殘疾之身，不辭旅途勞苦，前往東京作證。

1946年6月17日，鮑威爾與親見南京淪陷的威爾遜醫生和馬琦教士一起，以日本侵華戰爭美籍目擊證人的身份，出席了法庭對戰犯的審訊。作為“九一八”事變的第一證人，鮑威爾向法庭詳細陳述了事變發生時的真實狀況。他當庭闡明了日軍關東軍是如何偷梁換柱、炸毀南滿鐵路柳條湖路段，如何反誣系中國軍隊破壞、以此為借口攻占沈陽的全部過程。他還以自己當年的報道為依據，證實了日軍的其他暴行，其中就包括他1931年底撰寫的日軍以窩藏游擊隊為由對東北某村3000名無辜平民的屠殺。此外，他還回憶了自己曾在東北采訪著名抗日將領馬占山的諸多事實。鮑威爾的證詞，對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理性、公平、正義”的審判起了重要作用。

按照鮑威爾原定的計劃，在東京審判作證之后，他將順道回到他生活和工作了25年之久的第二故鄉——上海，“極愿一見勝利后之中國，并會晤闊別多年之故人”。可他的身體不作美，牢獄生活留給他一副殘軀，東京法庭數次作證后終不堪重荷。他的心臟病復發，醫生經診斷囑其立即返美療治。計劃中的第二故鄉之行，無奈作罷。此一錯過，鮑威爾便再無機會與中國重溫舊誼。勝利后之中國和闊別多年之故人，終而無緣得見。

1947年2月28日，美國首都華盛頓，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校友會上人頭攢動。鮑威爾應邀登臺，發表主旨演講。演講完畢，他返回坐席。沒想到心臟病發，手捂胸口，突然倒地，不省人事，從此沒有醒來，享年6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