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核電已經進入積極安全有序發展的快車道。58臺運行機組保持良好的安全穩定運行記錄，連續3年每年核準10臺以上核電機組，核電產業快速發展、技術迭代升級、規模不斷擴大，部分領域實現從跟跑到并跑、領跑跨越。”生態環境部副部長、國家核安全局局長董保同在4月27日舉行的協會2025春季核能可持續發展國際論壇上表示。

董保同介紹，受應對氣候變化、保障能源安全以及數據中心建設對電力的需求激增等因素影響，世界核能領域正在進入產業復興和創新發展的新階段。我國核電已進入大規模建設高峰期，已頒發建造許可證的機組31臺，核準待建機組13臺，未來還將有新的機組核準，在建規模高于世界其他國家的在建規模總和，世所未有、史所未有。“今天建造的高質量，就是明天運行的核安全。如何在核電大規模建設高峰期確保建造高質量，是我們必須答好的時代考題。”

對此，他提出加快推進核電標準化設計等建議，盡快固化華龍、國和等主力堆型設計，以標準化設計和批量化建設帶動核電建設提質增效、安全性可靠性持續提升。“我國核電過去形成了多種堆型、多個技術來源，這一狀況有其特殊歷史背景，無需褒貶，但面向未來大規模發展，我們要有主力堆型、形成主序列，不要動輒改來改去，“龍生九子、各有不同”。這對產業高質量發展十分重要，對我們實施高效的核安全監管、確保高水平核安全，同樣至關重要。”

他同時強調，核電產業鏈供應鏈一定要有效運轉質量保證體系。“核電大規模建設，設備制造首當其沖，首先承壓。最近我們專門召開了設備制造經驗反饋活動，針對突出問題提出了整改要求。要以核電設備設計、制造、安裝、無損檢驗每個環節的高質量，確保整個核電項目的高質量。”

中國核能行業協會輪值理事長楊長利在論壇上表示，截至2024年，全球共有417臺在運核電機組，裝機容量接近4億千瓦，年度發電量創2.8萬億度的歷史新高，占總發電量的9%。全球在建核電機組65臺，裝機規模達7260萬千瓦，為1990年以來的最高水平。核能在保障能源安全、優化能源結構、促進能源轉型等方面的貢獻得到廣泛認可。

在“雙碳”目標驅動下，中國核能發展迎來了新的戰略機遇期。楊長利介紹，截至目前，中國商運核電機組58臺、裝機容量6096萬千瓦，核準在建機組44臺，裝機容量5235萬千瓦，總規模升至世界第一。2024年核電發電量4447億千瓦時，位居全球第二，占全國總發電量的4.72%，等效減排二氧化碳3.34億噸。“預計2030年核電在運裝機達到1.1億千瓦，在新型電力系統中將進一步發揮高碳能源重要替代者、系統安全穩定主要支撐者的重要作用。”

數據顯示，中國核電發展始終堅持“安全第一”的方針，大陸地區核電機組已安全運行600多堆年，從未發生國際核事件分級（INES）2級及以上的運行事件，根據世界核運營者協會（WANO）最新的全球核電機組業績指標數據統計，我國大陸地區核電機組指標82.18%達到優秀值（前1/10），84.79%達到先進值（前1/4），92.07%達到中值（前1/2），持續保持領先水平。

經過40年探索和實踐，我國成為世界上少數幾個擁有完整核電工業體系的國家之一，在工程設計、工程建設、裝備制造等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和能力。國內核電工程安全、質量、進度、造價控制等保持國際先進水平，具備同時建造40余臺核電機組的工程能力。同時，裝備制造企業形成了每年10完整臺套以上的核電設備制造能力。

楊長利表示，中國已形成三代壓水堆“華龍一號”“國和一號”自主品牌，開發了具有四代特征的高溫氣冷堆、鈉冷快堆，以及小型模塊化反應堆等先進核電技術。其中，自主三代核電技術已全面進入批量化建設階段，“華龍一號”在國內外已有7臺機組投入商運、26臺機組核準在建，國家科技重大專項高溫氣冷堆、“國和一號”示范工程已分別于2023年、2024年底投入商運。全球首個陸上商用模塊化小堆“玲龍一號”完成外穹頂吊裝，預計2026年建成投產；2MWt釷基熔鹽實驗堆實現滿功率運行；一體化供熱堆、浮動堆、氣冷微堆研發設計有序推進；環流三號、東方超環等聚變裝置不斷取得實驗新突破。

“在應對氣候變化背景下，積極發展核能已在國際社會達成廣泛共識，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連續4年上調世界核電發展預測值，簽署《三倍核能宣言》的國家和地區擴展至31個，多個新興國家正在考慮、規劃或啟動核電計劃，全球核能發展正進入新一輪復興期。”楊長利強調，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核能國際交流合作面臨更多挑戰。“全球核能界具有典型的命運共同體特征，開放合作是推動全球核能安全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全球核能界已有深厚的合作基礎和互利互惠的合作經驗，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唯有開放合作才能共贏未來。”

董保同提出，全球發展核能的共識在不斷增強。但也要看到，一些國家核能發展仍面臨項目融資難、建造成本高、供應鏈不健全、人才短缺“四大挑戰”，嚴重影響和制約著核電產業復興與創新發展。早期投運核電機組老化與延壽，已關閉或長期停運機組的重啟，戰爭或極端條件下核電站的安全與安保，核安全監管如何適應核電產業創新發展等等，對國外核電產業未來發展也構成了一定的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