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也給人類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近年來數字經濟發展速度之快、影響范圍之廣、滲透程度之深前所未有，人類社會正在進入以數字化生產力為代表的全新歷史時期。從歷史的視角出發，前三次工業革命分別是以“機器與蒸汽”、“鋼鐵與電力”和“信息與網絡”為標志的技術飛躍。以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代數字技術，構成了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標志著自動化進程的又一個新的里程碑，勢必給人類社會帶來深刻影響。

數字經濟所蘊含的巨大生產力帶給了中國經濟前所未有的機遇，但與此同時，我們必須重視數字經濟可能給社會帶來的巨大挑戰。在數字技術不斷進步的背景下，不同地域、人群和行業之間由于數字資源稟賦或技能水平的不同，收入和財富分化會進一步加劇。這種“數字鴻溝”現象還會因為制度約束而加劇。

在一項新近的研究（劉瑞明、許元：數字時代的中國經濟：機遇、挑戰與應對，《產業經濟評論》，2024年第2期）中，研究者們指出，當下，數字技術的應用存在著“四大鴻溝”：

第一，地域鴻溝。地域間數字鴻溝的形成，主要源于數字資源在地理上的高度差異性分布。具體來說，在經濟發展水平和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中國各地區存在顯著差距。這種差距導致了數字資源的獲取在不同地區間的極大不均。

在數字技術進步迅猛的當下，一些中低技能勞動力面臨著被技術替代的風險，這在數字資源匱乏的欠發達地區表現得尤為明顯。在經濟欠發達地區，居民往往難以接觸到先進的數字技術和相關服務。這不僅限制了他們獲取信息的渠道，也減緩了他們的經濟社會發展步伐。在一些偏遠地區，由于缺乏足夠的數字基礎設施，如寬帶互聯網連接和移動通信服務，居民在獲取教育資源、醫療服務以及參與電子商務等方面存在明顯劣勢。這進一步加劇了城鄉之間、不同地區間的發展差距，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數字資源匱乏導致發展滯后，發展滯后又進一步加劇數字資源的不足。

第二，人群鴻溝。從代際的角度考慮，中國長期處于人力資本快速提升的階段，年輕一代的人力資本水平明顯高于中年群體。年輕人更容易適應數字化時代的要求，學習新的知識和技能去獲得新崗位。相比之下，對于技能水平中等或較低的中老年工作者而言，數字技術的發展帶來的挑戰尤為顯著。僅有那些受過更高教育的勞動者，才更有可能在要求創造性更高的職位上重新獲得就業機會。

這也意味著，結構性失業的比例將依賴于勞動力的整體教育水平（或技能水平）。中國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從1978年的1.55%上升到2023年的55.4%，2023年的大學畢業生人數更是達到了1158萬。然而，中年及以上人群的平均教育水平仍然偏低。美國、英國的就業人口中，擁有高等教育的人數比例是中國的兩倍以上。因此，中國受數字技術沖擊的群體將遠高于西方發達國家。此外，許多處于社會經濟邊緣的群體，例如殘疾人和困難戶，也可能在數字化進程中面臨失業的風險。這種情況可能加劇了社會經濟分化，對于減少社會不平等和提升整體福祉的努力構成了挑戰。

第三，行業鴻溝。當前，各行業在數字化應用方面的差異顯著，其中一些行業在這一領域已經取得了顯著進步，而其他行業則相對滯后。這種差異不僅僅體現在技術應用層面，更深層次的是思想觀念和技術理念的差異。在數字化程度較高的行業中，例如金融科技和電子商務，數字技術已經完全融入其日常運營之中，而在傳統制造業、農業等領域，數字化的步伐則相對緩慢。這種差異導致了顯著的行業鴻溝，進而形成了技術壁壘。這些壁壘不僅限制了信息和技術的流動，也影響了人才的流動和資源的配置，加劇了不同行業間的不平等。

第四，制度鴻溝。當前的制度環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數字技術的普及和風險管理。法律法規、標準規范還未能完全適應數字時代的發展需求，導致數字技術在跨越地域、人群和行業時面臨諸多阻礙并帶來風險挑戰。針對金融等特定行業的規定也可能限制數字金融等業態的普及。數據安全治理體系尚不完善，個人信息泄露和電信詐騙的風險仍然高企。因此，為了實現數字技術的普惠，不僅需要技術創新，更需要制度層面的改革和國際合作，以消除這些制度上的鴻溝。

數字時代的“四大鴻溝”體現了數字稟賦的先天不平等，這種不平等連同技術進步偏向性和網絡外部性的影響，不可避免地導致了發展的不平衡，引發“四大極化”效應：第一，企業利潤極化；第二，就業結構極化；第三，收入分配極化；第四，供需匹配極化。

（一）數字技術發展引發企業利潤極化

在網絡效應的作用下，同一市場內往往只有極少數“贏家”，市場的寡占性越來越明顯，利潤也越來越向個別大企業集中，導致企業利潤的兩極分化。近年來各類數字化平臺加速涌現，網絡效應所帶來的特征也越來越明顯，形成平臺經濟。例如，網約車企業在剛進入市場時，都采取了大規模補貼、低價競爭的策略，在一兩年內最大程度地擴展用戶規模，同時限制其他競爭對手的生存空間。隨著越來越多的用戶加入，平臺對潛在用戶的吸引力也就越大。

各類數字化平臺都采取類似的策略，獲得優勢的企業可以在市場內迅速擴張，而小企業只能被迫退出市場。比如，微信、淘寶、抖音、滴滴等頭部數字化平臺在各市場中的市場勢力都非常強。同時，數字化平臺一旦占領市場，就可以利用平臺的優勢在主營業務之外開展其他相關產品的經營，使規模經濟、范圍經濟得以充分發揮。例如，騰訊公司在社交網絡平臺領域具有強大優勢，它也就借助這種“互聯網的水與電”拓展了數字金融、網絡游戲等領域產品，從而成為多領域的市場龍頭。這些“超級明星”企業占據了數字經濟中的大多數市場份額、利潤和數據資源，進一步導致市場勢力的兩極分化。

（二）數字技術發展引發收入分配極化

隨著數字資本的不斷滲透，勞動收入相對于資本收入的比例下降，勞動收入份額下降，導致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由網絡效應所內生的兩極分化趨勢，會導致一系列的嚴重問題。這些問題不僅包括大數據定價歧視、平臺的獨家選擇問題，也涉及市場中“贏者通吃”的趨勢，最嚴重的是勞動收入份額的下降。

數字化平臺發揮網絡效應的結果是，大型企業在數字經濟中發揮的影響力遠超傳統經濟，這也就帶來了大型企業和資本在市場中談判力的增強，與之對應的就是其他市場主體變得弱勢。平臺壟斷推動了收入從勞動力轉移到資本。大型公司不僅在產品市場上獲得了更多的力量來實施不正當競爭行為，而且還獲得了對勞動力市場工資的強大談判力。比如淘寶商家、外賣騎手和消費者的談判力不斷下降，所獲取的收入越來越少，最終可能導致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

歷史上，歷次技術進步都是有偏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帶來了勞動收入份額的顯著下降，使得全球范圍內的主要經濟體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明顯提升。隨著數字經濟的迅猛發展，企業與員工之間的不平等日益加劇，財富與收入的不均衡可能進一步惡化。

（三）數字技術發展引發就業結構極化

數字技術對中低技能和非創造性的勞動者產生直接替代，導致就業結構的兩極分化。數字經濟領域的生產效率提升，為高品質就業機會的增加和高技能勞動者收入的提升，提供了廣闊空間。然而，數字技術的革命同樣帶來了就業的替代風險。數字技術的應用必然會對很多現存職位產生大量的替代。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對其成員國在未來20年內可能被數字技術所取代的職位比例進行了估算。研究發現，OECD成員國的平均比例為57%，而在一些發展中國家，這一比例甚至超過70%。特別地，中國的比例可能高達77%。對中國的研究也表明，機器人使用的增加會導致勞動參與率和就業率下降。有文獻預計到2049年中國將有2.78億勞動力被人工智能替代,占中國就業總人數的35.8%。在中國勞動力工資快速上升、機器換人速度增加的背景下，數字技術對制造業勞動力的替代格外值得警惕。跨國公司在中國市場的工業機器人銷售量自2012年的23000臺，至2017年的138000臺，5年內幾乎增長了5倍。

以機械化取代人力為核心的智能化生產技術變革，加速了對中低技能勞動力的替代過程，從而導致了勞動市場的結構性失業問題。數字經濟對勞動力市場的技能結構必然會產生巨大影響。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勞動力需求正逐步偏離那些容易受到技術替代的中低技能和非創造性的工作，特別是容易標準化的工作，這被稱作是“常規偏向性技術進步”。

市場對勞動力的需求呈現出一種極化趨勢：制造業工人和辦公室文員等中等技能崗位的比例在下降的同時，對于科技人員等高技能職位和私人服務型等難以被自動化替代的低技能職位的需求則在上升。對人工智能、機器人技術和云計算等五項關鍵數字技術的應用及其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進行了評估，發現先進數字技術的應用顯著提升了對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而降低了對中低技能勞動力的需求。

同時，由于低技能勞動力的工資非常低，數字技術在短期僅在替代中等技能勞動力上具有成本優勢，故會導致就業結構的兩極分化。而在長期視角下，隨著數字技術的快速進步，很多低技能勞動力也不再具備成本優勢，也面臨被全面替代的風險。就中國而言，2021年中國高技能勞動力比例僅為17%，遠低于美國的48%，因此，中國勞動力市場受數字技術沖擊的危險可能遠高于美國。

（四）數字技術發展引發供需匹配極化

低收入群體的需求和消費能力顯著下降而產品生產量大幅增加，導致供需匹配極化。數字化經濟的發展可能導致收入分配不均，進而引發供需不匹配的問題。一方面，低收入群體因數字技術取代其勞動崗位而喪失收入來源，導致其需求和消費能力顯著下降。另一方面，數字技術的迅猛發展提升了整體社會生產力，促使產品生產量大幅增加。

然而，這些產品卻面臨著缺少有效需求的困境，即凱恩斯意義上的經濟危機。數字化經濟的發展孕育了眾多新興的就業形態和工作方式，這些形態和方式通常隱藏著勞動力談判能力較弱的風險。尤其是平臺型企業，它們廣泛采用眾包等靈活的用工模式，可能對勞動者的權益造成損害。關鍵問題在于，平臺與勞動者之間的勞動關系多為非正規性質。這種非正式且模糊的關系使得平臺能夠規避常規雇傭關系中應承擔的社會保險和勞動保護責任。目前，對于按需靈活就業的勞動者，其社會保險的覆蓋范圍極為有限。

在人工智能時代到來后，數字技術對供需匹配的威脅越來越大。特斯拉創始人埃隆·馬斯克說：“人工智能可能成為對人類生存的最大威脅”，就是對這一問題的嚴重警示。自人工智能技術問世以來，機器學習算法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對人類智力功能的替代，能夠完成眾多過往僅人類才能承擔的任務。人工智能技術的出現可能不僅僅是自動化進程的一種延伸，它更是人類技術發展歷史上的質變。

中國經濟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當前的數字時代既蘊藏著前所未有的紅利，同時也面臨著“四大鴻溝”和“四大極化”的嚴峻挑戰。在這一關鍵時刻，如何把握機遇、應對挑戰顯得尤為重要。我們亟需采取兩大應對措施：一是通過制度保障彌合鴻溝，二是通過社會保障防止極化。只有采取適當的政策，才能在促進數字技術發展的同時，有效縮小不同地區、群體和行業之間的數字差距，完善數字治理體系，從而實現制度層面的保障。此外，加強社會保障同樣至關重要，尤其是在改善再分配和筑牢社會安全網方面。通過這些措施，可以有效避免社會極化，確保數字經濟為各階層帶來實實在在的紅利。

（本篇為澎湃商學院獨家專欄“中國經濟新動能”系列之十，作者劉瑞明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教授、國有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許元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