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長久以來，被如此真誠地誤讀和濫用，以至于它的真實出處反而顯得無關緊要。

事實上，仔細閱讀克羅齊的《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傅任敢譯），精準考察這個經典短句在書中的定位，便不難明白著名的“克羅齊命題”何以在觀念傳播史中淪為庸俗的經驗懇談。

由于讀過克羅齊原著的人太少、引用克羅齊名言的人太多，所以人們會下意識地以為，這個短句在原著中被多次表述并廣泛散布。然而，通讀《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你會發現“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在書中僅僅出現過一次，那是正文第一編《史學理論》之第一章第一節的第三自然段（篇章標題以傅任敢中譯本為準，下同）。原文的完整句式如下：

我之所以想起這類歷史表現形式，目的是想消除“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這一命題中的看來似乎矛盾的局面。

——作者想起了哪些歷史表現形式、又想消除什么看來似乎矛盾的局面？如果不聯系上下文，這是一個讓人費解的句子。唯有“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孤零零地杵在這串語境含混的文字中。此類特定的話語呈現，為人們的斷章取義打開了方便之門。

濃厚的斷語屬性，使得“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極易從一個歷史哲學命題轉化為一個大眾傳播現象。人們對“克羅齊命題”的曲解，由對它簡化的開始，即從“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到“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再從“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到“歷史都是當代”。刪除了原句中的冗余修辭，最終“歷史-當代”的對偶模式，成為人們思考“克羅齊命題”的便捷入口。

于是，關于“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誤讀便雜花生樹、群鶯亂飛。在想當然的理解中，歷史成了一個可資復制的模板，而當代成為歷史粘貼后的文檔。過往，在循環往復中推進到當下，現實穿著嶄新的戲袍演繹著古典的悲劇、喜劇或者鬧劇……

上述簡單粗暴的歷史認知，與大字本、線裝書的閱讀姿態捆綁，“天不變，道亦不變”的路標就在每一個時間刻度搔首等候。

必須指出，這恰恰與克羅齊想說明的一切背道而馳。誠然，“克羅齊命題”談及歷史，也關涉當代。如果說有什么議題支配著《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的寫作，那就是“歷史的當代性”。為此，克羅齊還引用了西塞羅的名言“歷史是生活的老師”。但在這本書中，克羅齊并沒有表達過“歷史會重演”的意思——無論是驚人地重演，還是平淡如水地重演。此為克羅齊與黑格爾鮮明的差異——盡管在商務印書館的出版說明中，編者將克羅齊稱為“新黑格爾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不幸的是，人們在對“克羅齊命題”的誤讀中，將兩種截然對立的史觀亂燉在了一起。

“克羅齊命題”的真意何在？還是要回到它的出處，也就是《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的第一編第一章。鑒于“克羅齊命題”的完整句式在《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中僅出現過一次，所以想要準確解讀這個命題，表述命題的十個中文字便一個都不能少。進而言之，對承載“克羅齊命題”的上下文的考察亦屬題中之意。

而若真的仔細研讀過“克羅齊命題”的上下文，哪怕是非常有限篇幅，譬如書的第一編第一章，對“克羅齊命題”的理解便不會跑得那么偏遠。在《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的第一編第一章里，克羅齊解答了關于“克羅齊命題”的兩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一、何為當代史？二、何為真歷史？

何為當代史？克羅齊認為，“當代”一詞只能指那種緊跟著某一正在被做出的活動而出現的、作為對那一活動的意識的歷史。“當代”本質上是一種精神活動，它跳脫于時間之外，沒有先后之分。它可以是過去的一小時、一天，也可以是過去的一年、一世紀。因此，過去的事實，只要和現在生活的一種興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針對一種過去的興趣而是針對一種現在的興趣，它就是當代史。

何為真歷史？克羅齊在下定義時引入了編年史的概念：編年史與（真）歷史是兩種不同的精神態度，即“一切歷史，當其不再是思想而只是用抽象的字句記錄下來時，它就變成了編年史”。歷史是活的編年史，編年史是死的歷史；歷史是當前的歷史，編年史是過去的歷史；歷史主要是一種思想活動，編年史主要是一種意志活動。

值得一提的是，《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的第一編第一章，章節標題就叫《歷史與編年史》。因為有編年史與（真）歷史、抽象字句與思想之別，或許，中文讀者會望文生義地套用本土經驗，將《資治通鑒》之類編年體史書看作克羅齊定義的死歷史，將《阿房宮賦》之類辭賦體政論等同于克羅齊筆下的真歷史。不得不說，這是對“克羅齊命題”的另一重誤解。在《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中，克羅齊提出的真歷史需要與之劃清界限的形形色色的偽歷史中，不僅有編年史，還包括語文性歷史、演說性歷史和實用性歷史等等。

各種形式的偽歷史，籠罩著“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為“克羅齊命題”營造了一種看似矛盾的局面。撥開遮蔽這個命題的迷霧，依克羅齊母語意大利語來考證真歷史之“真”，其實是指“夠格的、標準的、與歷史之名相符”的意思。

顯然，這種“真”，帶有濃厚的主觀評價意味，是歷史言說者或書寫者用當下境遇對過去事實的介入。所謂“當下境遇”，包含當代人的感知、觀念、精神狀態和問題意識。從這個意義上說，克羅齊對真歷史的定義，有康德“人的理性為自然立法”的影子，也是貝克萊“存在即被感知”在歷史領域的投射。

克羅齊所說的當代史，是過去的事實與現在生活的一種興趣打成一片。而促使過去事實與現在生活打成一片的“故事推動力”，在于人的理性，或者情感。

牛頓、愛因斯坦、霍金都已作古，成為科技編年史中用抽象字句記錄下來的名字。然而，在電影《流浪地球》里，當人類面臨宇宙級浩劫，老何念叨著“牛頓頓爺、愛因斯坦坦叔、霍金金哥”，祈求保佑時，這三個名字便構成了一種強烈的現實關懷。

在《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中，克羅齊也強調了人的主觀吁求對創造（激活）歷史的重要作用。他說，當生活的發展需要它們時，死歷史就會復活，過去史就會變成現在的。“羅馬人和希臘人躺在墓室中，直到文藝復興時期，歐洲人的精神有了新出現的成熟，才把它們喚醒。原始的文明形式是很粗糙和野蠻的，它們被忘記了，或很少被人重視，或被人誤解，直到那被稱為浪漫主義或王政復古的歐洲精神的新階段，才‘同情了’它們，就是說，才承認它們是它自己本身的現在興趣。”

如果覺得克羅齊的語言過于詰屈聱牙，不妨以“克羅齊命題”本身的遭遇來做解釋。“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在《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德文版于1915年在圖賓根出版（德文版書名是《歷史學的理論和歷史》）后，這個短句便成為單純的敘述。當克羅齊于1952年去世后，他和他提出的命題，都成為了按年代被編排的史料。可是，當人們反思、驗證、推敲、咀嚼這個命題時，“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又具有了如假包換的當代性。

2005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克羅齊名著新的中譯本，由田時綱從意大利文版翻譯而來。有趣的是，這個中譯本恢復了克羅齊最初版本的書名：《歷史學的理論和歷史》。更有趣的是，在譯者序言里，對克羅齊的評價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不錯，克羅齊的歷史觀還是唯心主義的，因為他認為歷史歸根結底是精神運動、發展的過程，他說過“歷史是歷史判斷”。不過，就像列寧說的，聰明的唯心主義比愚蠢的唯物主義更接近聰明的唯物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