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6月10日，秘魯著名作家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競選總統第二輪投票失利，他“自我放逐”到歐洲，寫出二十章的回憶錄。其中奇數章回憶自己的出生、成長，以及如何踏上文學之路；偶數章講述1987年至1990年的政治歷險，從政治素人到總統候選人，以及敗選后回歸文學之路。該書1993年4月出版，中譯本名為《水中魚》，趙德明翻譯，1996年時代文藝出版社初版，2016年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再版，2018人民文學出版社發行了第三版（下引本書都出自此版，僅隨文標注頁碼）。從踏上文學之路，到涉足選戰之路，再到回歸文學之路，巴爾加斯·略薩似乎走了一段岔路后又迷途知返了。從《水中魚》的講述中，我認為他絕非一時沖動競選總統，他之涉足選戰有其命運走向的必然性。也許其他的作家可以不用競選總統，也能完成作家身份的建構；而他如果沒有 “誤入歧途”的選戰經歷，他的自我身份反而殘缺不全。不屈的反抗精神和對秘魯深沉的愛是造就巴爾加斯·略薩成為偉大作家和參與競選總統的內在動力。

“秘魯虐我千萬遍，我待秘魯如初戀”

曾經不斷有人詢問巴爾加斯·略薩為何放下寫作從事政治，他的回答是：“出于道義上的原因。”他覺得進行自由改革的時機已經出現，而他從1970年代開始就不斷寫文章并發表演說，“堅持要拯救秘魯就必須進行自由改革”。但是他的妻子——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甚至比我還了解我的人”——認為：“道義上的責任不是決定因素。是冒險，是渴望體驗一種充滿刺激和危險的生活。是夢想用實際生活寫一部大作。”（第42頁）對道義的擔當，對冒險的渴望，是他和他妻子對他參加總統競選的兩種解釋。他承認是這兩種合力驅使著他涉足政治。其實這兩種性格成分對巴爾加斯之成為巴爾加斯缺一不可。僅有對冒險的渴望，就會屈服于刺激的誘惑而忘記一個知識分子對社會群體的責任，那就與他的初衷背道而馳；僅有對道義的擔當，就會失去作為普通人的魅力和樂趣，甚至成為空洞的道義的化身，那也絕不是他所愿意接受的命運。

在從事政治這件事情上，我認為對道義的擔當和對冒險的渴望背后，是他對秘魯深沉的愛。他說他討厭民族主義，具有世界主義的稟賦，在無論哪個國家生活都很融洽；但他又覺得自己同自己出生的國家更親密，與秘魯人之間“以一種難以割斷的方式捆在一起”，“秘魯活在我外祖父母和我母親家里”。雖然他千百次要忘記秘魯，但事實上卻又時時刻刻把秘魯放在心頭，“無論我在國內還是國外，它都是折磨我的常在原因。我無法擺脫秘魯：它不是叫我生氣，就是讓我傷心；往往是既生氣又傷心”（第43-44頁）。完全可以套用一句：“秘魯虐我千萬遍，我待秘魯如初戀！”用他自己的話說——“我覺得我與秘魯的關系，與其說是夫妻關系，不如說也是一種通奸關系”（孫家孟譯《酒吧長談》代序，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頁）——則更戲謔。正所謂“愛之深、恨之切”，對秘魯“剪不斷、理還亂”的聯系，不正是他所不愿承認的對秘魯深沉的愛的表現！

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在競選總統的過程中，不要說他完全拋棄了自己心愛的文學，也不要說他投入了全部的精力以致沒有任何收入，更不要說他基本喪失了自己的私生活（第十章《公生活》是集中寫照），單單是他所遭受的生命危險就遠非常人所能承受，是對秘魯深沉的愛使他不懼死亡。1989年1月19日黃昏，兩名“武裝勞工革命運動”的成員帶著一顆兩公斤的炸彈，本來要扔到他所乘坐的法賽特飛機上，幸運的是飛機晚點兩小時，他才逃過一劫（第235頁）。至于向他寄恐嚇信，當面在演講場所向他夫婦扔雞蛋，在過圣燭節時遭受石頭雨的襲擊，在高原地區經受缺氧的考驗，更是家常便飯。這種恐怖襲擊連他的家人也深受其害。1989年12月23日，“有人通知說，在我家發現了一顆炸彈，警察局的清除爆炸物小組已經強迫我母親、岳父母、秘書們和傭人們撤離現場”（第235頁）。而他領導的自由運動組織成員胡里安和何塞的確被恐怖分子殺害（第440頁）。除了身體上的攻擊，還有榮譽上的侮辱。他的政敵們常常捏造事實，對他加以誹謗和污蔑，把他說成是“無神論者、黃書作者、亂倫者、烏丘拉卡伊謀殺案的幫兇、逃稅犯以及其他可怕的罪犯”（第379頁）。連“亂倫者”這樣的標簽也加到他頭上，這當然是牽扯到他第一場婚姻時與自己的舅姨媽結婚的陳年往事。

這樣我們也就可以理解他對那些披著愛國的外衣而賺取私利的知識分子的憤怒譴責，這種“恨”只能歸因于他對秘魯深沉的愛。《水中魚》第十四章名為“廉價的知識分子”，就是因為那些所謂的知識分子把自己的人格和知識賤賣了，他把他們稱為道德分裂者，他們的偽善確保了他們過上舒適的生活，其代價就是“道德上的半身不遂”。這些所謂進步的愛國的知識分子，一面拿著美國各種基金會的獎學金和贊助費逍遙度日，一面瘋狂地四處奔走以鉆進美國的高校，一面又教導自己的學生、弟子和讀者憎恨美國，“因為秘魯的全部災難都應由這個國家負責”（第314頁）。對于這類人，他可以舉出一百位，“那些把口是心非和思想欺騙變為一種生活方式的人，幾乎絕對控制了秘魯的文化生活”（第316頁）。在這種文化價值觀培育下的秘魯人民大眾，實際上是被欺騙和愚弄的對象；而那些被欺騙和愚弄的人民大眾，卻自以為是國家的主人，甚至被自己的愛國主義情感所自我感動。完全可以說，秘魯的“廉價的知識分子”對秘魯的危害是雙重的：一方面自我敗壞，一方面毒化人民，“以如此行之有效的方式加速了秘魯文化和政治的衰敗”（第314頁）。難怪他要在《水中魚》中以一整章的篇幅揭露“廉價的知識分子”的丑惡嘴臉了。

以想象世界反抗現實世界

或許可以這樣說，巴爾加斯·略薩不屈的反抗精神首先體現在他反抗他暴君一樣的父親上面。甚至可以說，他父親成為他所反抗的對象的象征物。當然更有必要這樣說，他一直生活在他父親暴力控制的陰影下，他一直生活在對他父親的畏懼里，同時也一直生活在對他父親的反抗中，即使到他43歲時他父親去世，這一對冤家父子也沒有完全和解。他母親懷孕五個月后，他父親不辭而別。十年后他第一次見到父親，就此開始童年的噩夢，受到的教育是辱罵和毆打，他每次見到父親都戰戰兢兢。他和舅姨媽（特別澄清是他舅媽的妹妹，不是他母親的妹妹）胡莉婭剛結婚，他父親得知后氣急敗壞地要求胡莉婭必須立刻出國，否則他將向兒子“連開五槍”（第340頁）。他想用這種強行驅離的方式拆散兒子的婚姻。巴爾加斯屈辱地接受父親粗暴的命令，但他以自己的方式開始拼命找工作掙外快（此時他仍在讀大學）以獲得經濟獨立。“不到兩個月的時間，我一共有了六份工作。”（第344頁）這之后他與父親交涉，終于讓妻子胡莉婭回到自己身邊。為了維持他和胡莉婭的小家庭開支，他最多時有七份兼職，就是為了不在經濟上受制于人，特別是受制于他父親。

雖然恐懼，仍然反抗，暫時屈服但又永遠堅守的反抗——只有這樣的反抗才更突顯出反抗的艱難和價值。幸運的是他找到了反抗現實的最佳武器——文學。他在諾獎演說中坦言：“它（指文學）變成了一種抵御不幸的方式，一種抗議的方式，一種反叛的方式，一種逃避不堪忍受之重負的方式；它變成了我活著的理由。”（《世界文學》2012年第2期）。他小時候通過閱讀、后來通過寫作對抗現實。重要的是，無論是他個人的反抗獲勝，還是他筆下人物的反抗被挫敗，其間回蕩的是永不屈服的反抗精神。在他的作品中，《城市與狗》否定暴力和弱肉強食，《酒吧長談》強烈批判軍事獨裁，《綠房子》揭露資本主義的病態和畸形，《潘達萊昂上尉與勞軍女郎》痛斥軍隊的腐敗和罪惡，《狂人瑪依塔》反抗極左思潮，《世界末日之戰》控訴政府殘酷鎮壓農民起義，《公羊的節日》一如既往地反獨裁，《天堂在另外那個街角》逃避現實尋求天堂，《凱爾特人之夢》反抗奴隸制追求自由。諾獎頒獎詞說“叛逆者一直是他故事的主人公”，而反抗也一直是他作品的主題；頒獎詞總結說：“只要獨裁者和暴君依舊存在于我們的生活和社會中，反叛將永遠持續下去。”（毛信德主編《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詞與獲獎演說全集》，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719頁）縱然世界不美好，幸好人類還有文學，幸好我們還在閱讀文學。

巴爾加斯·略薩2010年的獲獎演說《閱讀頌 虛構頌》認為：“虛構是讓文明得以存在的必要條件；虛構還是讓我們不至淪為我們自己發明出來的機器的傭人和奴隸的必要條件。”他還認為：“一個沒有文學的世界，將是一個沒有愿望、沒有理想、沒有膽量挑戰權威的世界，將是一個機器人的世界。”在十五年后的今天、生成式人工智能（GAI）大顯身手的時代，他的論斷令人觸目驚心。某種意義上，人類正處在滑向淪為人類所“發明出來的機器的傭人和奴隸”的邊緣，這個世界將要變成“一個機器人的世界”，甚至硅基生命取代碳基生命也不是危言聳聽。正是在如今的節骨眼上，我們更需要堅持對文學和藝術的熱愛，保護對虛構和自由的渴望，人類才有可能避免被高科技異化，并守住人之所以為人的獨特靈魂。文學虛構的意義，想象世界的意義，正在于它們賦予我們反抗現實乃至超越現實的勇氣和力量。巴爾加斯·略薩的警示如今尤顯珍貴，這也是我們今天紀念他并閱讀他的文學作品的意義所在——不向任何政治的或技術的權威低頭，時刻保有人類的尊嚴和自主，始終在自己的內心守住靈魂的自由和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