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來國人反思歷史，近代落后的原因始終是重要題目，如何去公正客觀認識一直是難題。中世紀的西方只是歐亞大陸西部邊緣，但經過大航海時代，西方的富強就逐漸超越了廣大的東方，而二十世紀后期亞洲快速發展和中國崛起使得歷史發展重心再次轉向東方。這難免使得人們思考東西方興衰的原因和模式，并期望對歷史和現實做出科學的解釋，甚至由此看清未來的方向與路徑。民族復興在鞏固信心的同時也促使國人反思。比如明清為何落后于西方以至于軍事上挨打，現代性未能較早地順利孕育是必然的嗎？尋找歷史變革過程的方程式，永遠是歷史學學者的探索。近年來對中世紀以后東西方興衰易勢做比較研究的課題一直很熱，史學新書出版不斷，其中的佳品引起了人們的關注熱度。《從丹藥到槍炮》就是這樣一本雅俗共賞的學術精品，由美國的中國史與西方殖民史資深專家歐陽泰撰寫。譯者水平較高，翻譯選詞雅致。埃默里大學歷史系教授、東亞系主任歐陽泰掌握的東西方史料數據信息豐富和精確，且他熟悉科學技術發展的知識和視角，問題意識明確而強烈。該書關注的主題實為中西間的“軍事大分流”，選題很好的體現了學術“預流”，且觀點獨到，史料選擇原則精準而兼顧生動，以致該書不僅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也通俗易懂，在賦予讀者別致的閱讀情趣同時，以大歷史的格局和比較軍事史的視角來研究東西方的大分流，見解獨到。感興趣的話，閱讀此書，定有啟發。其中亮點不少，試舉一二。

首先，作者重視軍事史分析，以軍事大分流的視角去比較這段東西方歷史，并使得東方歷史停滯論再次遭到一記重擊，著作的價值是寶貴與及時的。

對東西方歷史大分流的研究，以往經濟史角度的探討多而軍事角度相對少。有人說過軍事史是社會史的集中體現，其實軍事現象也是社會發展的重要體現。回顧宋元明清史，我們過去曾習慣于以統一和治理為故事的闡述主線，歐陽泰卻強調了分裂和戰爭在軍事發展上的作用，同樣重視統一和分裂的作用，這是因為軍事技術發展受軍事活動推動，快速發展當然應是在軍事活動頻繁而強烈的情況下發生。東西方軍事比較自然會體現社會發展的差異。歐陽泰并未直接摒棄有關傳統中國社會發展“停滯說”，在其筆下，并非“停滯”，而是變革的起起伏伏構成了這段漫長的歷史，即中西曾存在相互學習然后再相互趕超的過程，這個過程有幾個回合，獲勝者之所以速度領先是因為“挑戰—應戰”的模式起作用的方式有所不同，不能簡單歸因于東方文化和制度的內在頑固性。

其次，歐陽泰此書具有大歷史的眼光，研究大分流，選擇宋朝為起點，以筆者自身研究體會來看確實是高明的。

對東西方歷史的大分流，不僅社會史、經濟史和軍事史、政治史可以有不同的觀察支點，不同學者研究不同課題所參照的時空坐標也會不同。宋代是火器開始取得重要發展的時期，這當然反映從軍事角度研究長時段取點的道理。此外，筆者認為，宋代至現代的歷史展示了一千年來海權逐漸壓倒陸權的宏偉歷史進程，從軍事力量的發展看那就是海上力量的戰略能力逐漸壓倒陸上強權。中國曾在海陸兩種力量的對比演變中失去成為強者的機會。從宋到清，內亞地區和長城以南的戰略競爭，中國王朝和南方海洋世界之間的交流與沖突，都是重要的歷史主題。海陸權力和海陸戰略發展模式的競賽已經早早的拉開序幕，不必等到1840年英艦炮轟廣東。宋元變遷是陸權強國壓倒海洋發展，明代是自我放棄遠洋開拓，專心對抗北虜卻不知不覺被南倭和紅夷侵蝕，清代陸權發展再次達到中國史的頂峰，卻在海洋上面臨被動。僅僅從晚清史去判斷東西方歷史變革是很不完整的，變革和分流自宋明已經逐漸發生，晚清只是一個所謂的下滑曲線底端而已。

再次，軍事武器裝備發展史包含了永恒的“矛和盾”的競賽，但在東西方比較的近世史研討中，火器的重要作用已經被賦予了很重要的地位，而城墻的歷史作用卻被有所忽視，歐陽泰深入地進行了討論，從中也展示出了“挑戰—應戰”歷史變革模式起作用的復雜性。

海洋交流和火器進步的發展為何沒有使中國的變革通過應戰模式生效？以往遠洋海戰是最受有關西方崛起歷史書寫關注的主題，海權、航海、海上貿易的歷史作用被無數次肯定，以致讀者人人耳熟能詳。至于武器裝備，人們更多看到的是西方近代先進槍炮及其背后的工業與科技進展，而幾百年間的城墻修建對于武器發展和軍事變革的微妙作用往往被忽視。歐陽泰以預流的嚴謹作風來重視軍事革命模型理論，但不死板恪守，為杰弗里·帕克的理論模式以靈活方式提出不同的理解。他認為明清中國因為統一下的內部和平，忽視火器進步，同時城墻建筑技術的領先也造成了火器無用的困境，而西方殖民者利用沿海要塞形成了鞏固的殖民據點，也就是說城墻不僅是陸權的工具，也成為海權的矛頭。這一觀點相對而言是比較新鮮的。在這一點上他也客觀的承認東方傳統軍事力量曾擁有強大與領先的一面。

由此而生的重要啟發是，“挑戰—應戰”歷史發展模式起作用的一種可能形式是，挑戰壓力不夠大導致歷史主體缺乏變革的動力，以致在發展競賽中錯失良機，發生因領先而停頓，再由停頓而落后的現象，因此不主動謀求進步有時并非歷史當事人的愚昧和錯誤。這種結局也類似“龜兔賽跑”。

第四，以往研究歐洲人海上軍事優勢，論者對火力的關注最多，對船只建造、機動性與航行技術也有很多研究，但由此帶來的遠洋補給能力所受重視較少，而歐陽泰富有豐富的軍事知識和視野，觀察角度比較全面，使機動性和后勤交通能力的歷史作用得到了足夠的重視。書中把這一因素上升到和火炮、城墻并列的重要地位，申明巨艦、金城和利炮都是西方人崛起的利器，并用鄭氏集團和荷蘭遠征軍的較量作為案例加以闡述，即鄭成功在臺灣圍攻荷蘭人的城堡，長期頓兵于堅城之下，眼睜睜看著荷蘭人運來補給物資加強守備，以致鄭氏的勝利拖延了很久才到來。國人回顧國史，感嘆明代鄭和下西洋的遠洋航行能力，船隊可以在遠離本土萬里的情況下解決補給，完成使命。同樣的，西歐人在大航海時代開啟后可以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上跨洋開拓殖民，即使在僅僅存在點式分布小面積殖民據點的開拓初期，其遠洋航運能力造就的跨海投送能力和軍事補給能力已經不可輕視。經過幾百年的競賽，西方人遠海投送能力逐步占優。

當然該書也存在著一些瑕不掩瑜的不足之處。歐陽泰重視火器時代的戰術操練與組織技術，也指出“操練文化的不同有可能會化解一個全球軍事史上的核心謎團”（第131頁）。組織技術和裝備技術的發展一起拉開了東西雙方作戰能力的距離，而組織技術在很大程度上要圍繞裝備技術的進步來進步，這是不爭的歷史事實。西方殖民者能夠常常在亞非拉實現以少勝多的軍事勝利，不僅和武器裝備領先，也和其軍事力量的組織技術進步有很大關系，而后者是受前者的推動或說適應前者來實現的。明清中國雖然也在不斷引進和改進武器裝備，但是能夠最有效發揮新型武器裝備效能的組織方式發生的變革相當有限，組織技術和裝備技術的共同進步往往局限于少量的精銳部隊或是新編兵團，其組織體制甚至新式裝備難以實現徹底推廣，直到晚清依然如此。這是因為中國是一個規模巨大的廣闊國家嗎？組織體制和政治意識起的約束作用究竟怎樣發生作用？此書沒有能夠完全回答。書中也談論到了制度和文化的作用。保守主義對歷史變革造成的消極影響當然存在，但沒有有些觀點認為的那么嚴重，這一態度筆者有所贊成，但是對制度與文化的保守性及其成因，中國軍事組織體制為何未能出現全面徹底并快速進行的變革，該書未能同樣展開論述。

閱讀此書會產生有意義的啟發。歷史發展是曲線的進程，很少表現為直線。中國近代的“落后”并非短期造成的，也不是長期停滯的結果。國人應當重新從歷史中獲得自信。現實是反思歷史的刺激，或者動力。很多國人欣喜于中國崛起的前景，同時，也希望規避各種歷史的“陷阱”。反思歷史教訓被賦予了極度的重要性。歷史的所謂“進化”是在“挑戰—應戰”模式中發生的，但其發生作用的方式不像人們認為的那樣簡單。能力發展往往是要滿足需求。沒有需求，動力就不足，能力就沒有被“逼”出來。直白地說，技術曾經讓中國足以應對問題，結果就放棄發展更先進的技術。因此，要始終處于世界潮流的前列，就要主動的勇往直前，不要等到壓力出現才反應，那有可能就來不及了，或者要付出代價，而保持日日履新的狀態需要轉換意識，這不是保持憂患意識那么簡單，是尋求一種不甘于停頓于現狀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