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處于低生育水平已有20多年。不同來源的數據表明這20多年的低生育水平大致經歷了1990年代的大幅度下降，1990年代后期和2000年代初期的穩定，以及2000年代中期以來的逐步回升過程。中國持續的低生育率主要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果，同時生育政策的不斷調整和人口慣性的作用也影響著中國低生育率的演進。

盡管學界對中國生育率明顯低于更替水平具有一致的認識，卻對低生育水平是多少一直存在爭論。圍繞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得到的極低生育率及其數據質量的討論十分廣泛。基于對數據質量的不同假設和所采用的不同調整估計方法，不同學者們對生育水平的估計存在很大差異。以2010年為例，有的學者認為就是六普匯總數據直接推算出的結果（1.18），也有學者在數據調整后得出了較高的估計（接近1.7）。隨著2014年單獨兩孩和2016年全面兩孩政策相繼實施，生育政策的實施效應和政策調整后生育水平成為學界、政府和公眾持續關注以及爭論的焦點。

生育水平是認識和判斷人口發展態勢的基礎，特別是對于人口發展戰略研究至關重要。而準確估計和分析中國的生育水平，數據和人口統計指標的使用都很關鍵。

為了摸清近期中國婦女的生育狀況，把握近年來的生育水平以及當前的生育意愿和養育環境，以便分析和研判人口形勢和發展趨勢，原國家衛生計生委于2017年進行了全國生育狀況抽樣調查。此次調查目標總體為2017年7月1日零時現住中國大陸的15～60歲中國籍女性人口，樣本年齡設定使得近10年生育狀況變化得以全面反映。該調查內容涵蓋生育行為、生育意愿、避孕方法及生育養育服務等。2017年全國生育狀況抽樣調查采用分層三階段與規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樣 (PPS) 抽樣方法，最終有效樣本量為249946名婦女。

本研究主要使用生育行為部分的數據，即每個婦女的“懷孕史”信息，包括婦女每次懷孕結束年月、懷孕結果等。本研究使用總和生育率、遞進生育率（控制了年齡、孩次后的總和生育率）、內在生育率（控制了年齡、孩次、生育間隔后的總和生育率）和隊列生育率（一個出生隊列的女性，到某一年齡為止的累計生育率或平均生育子女數）這四種生育率指標，來估計和對比分析中國近年來的生育水平與變化趨勢。

近10年中國總和生育率為1.6左右

根據對2017年全國生育狀況調查數據的計算，近10年來，在社會經濟發展、生育政策不斷調整完善，以及人口慣性的影響下，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每個婦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數，通常認為小于2.1就不足以彌補夫妻兩人的數量）呈現出一種波動之中的上升趨勢。計算結果表明近10年來的總和生育率在1.41-1.78之間波動，總和生育率均值為1.65（表1）。

由于受到奧運會、生肖和生育政策調整的影響，總和生育率在2008年（奧運年）、2012年（龍年）和2016-2017年（全面兩孩政策）超過1.7，而在2015年（羊年）出現最低值1.41。單獨兩孩和全面兩孩政策的影響反映在2014年和2016年的生育水平與之前年份相比有明顯提升。

分孩次生育率可以進一步揭示中國近年來生育率變化的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一孩總和生育率自2012年以來出現大幅度下降（表1）。實際上一孩生育率的下降在2012年之前就開始了，2012年的龍年效應暫時延緩了這種下降趨勢。一孩生育率下降幅度之大、水平之低是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一孩生育率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是婦女的結婚生育年齡均顯著推遲的結果。2006-2017年婦女平均初婚年齡從23.6歲上升到26.5歲，平均初育年齡由24.3歲上升到27.3歲，都推遲了3年。而且2012年以來的推遲幅度明顯大于之前年份。

第二個特點是二孩生育率呈現與一孩生育率相反的趨勢，尤其是近幾年出現大幅度上升，2015年開始超過一孩生育率，2017年甚至高于1。這反應了二孩出生堆積的現象，顯然是生育政策調整發揮作用的結果。

圖1顯示，2012年之前婦女平均二孩生育年齡是在下降的，2012年之后出現上升，2015年后上升幅度很大。前期與生育間隔限制的陸續取消有關，而近幾年反映了兩孩政策帶來的較高年齡婦女生育二孩的堆積效應。在2016和2017年一孩生育水平較低的情況下總和生育率仍有較大幅度回升，原因就在于二孩總和生育率提高產生的對總和生育率的提升效應，這也表明了全面兩孩政策效應非常顯著。

從遞進生育率的趨勢看，90%以上的婦女都將生育一個孩子

近10年來總和生育率受時期因素影響而存在很大波動，甚至會影響對生育水平與趨勢的判斷。對年齡和孩次同時進行控制的遞進生育率，可以一定程度削弱時期因素的影響。因為生育過程實際上是嚴格的遞進事件，即只有未曾生育的婦女才能生育一孩，只有生育一孩且尚未生育二孩的婦女才能生育二孩，以此類推。孩次遞進概率是后一孩次生育與前一孩次生育之比，某一孩次的遞進總和生育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消除進度效應或堆積效應。表2展示了各年度中國分孩次遞進總和生育率。

可以看到，控制了孩次結構之后，遞進總和生育率結果與常規總和生育率存在差異。除2008、2012、2016和2017年外，遞進總和生育率均高于總和生育率。這是由于2008和2012年存在一孩生育高峰，而2016和2017存在二孩生育高峰，從遞進角度計算則一定程度上平緩了時期生育的堆積。

在所有年份中一孩總和遞進生育率均高于一孩總和生育率，且一孩遞進總和生育率隨年份變化的相對幅度在各個孩次中都是最小的，在所有年份均高于0.9，表明即使一孩生育年齡推遲導致某些年份的一孩總和生育率較低，但當前絕大多數育齡婦女仍然會至少生育一個孩子（圖2）。

二孩總和遞進生育率低于二孩總和生育率，尤其是在生肖效應和政策效應明顯的年份差異更大，表明生育堆積是導致這些年份的二孩總和生育率較高的主要原因。三孩及以上的生育率也類似，除了2008年和2012年外，三孩及以上遞進總和生育率也都低于總和生育率。

總之，從遞進生育率的趨勢看，中國的一孩生育率并沒有下降多少，90%以上的婦女都將生育一個孩子。近幾年不斷下降的一孩總和生育率主要是進度效應的反映，并非實際一孩生育水平出現了如此大的降幅。而二孩的遞進生育率表明，雖然生育二孩的婦女沒有常規生育率所反映的那么多，但是基本上有60%的婦女會生育二個孩子。三孩及以上遞進生育率表明，生育多孩的婦女在15%左右，近年來出現明顯下降。也就是說近年來二三孩總和生育率的上升更大程度上反映的是二三孩生育的堆積效應，而非二三孩生育水平的上升達到了二三孩總和生育率所反映的那么高的水平。

內在總和生育率能更準確預測生育水平

在孩次遞進生育率的基礎上進一步控制孩次間隔，可得年齡-孩次-間隔別總和生育率，也稱為內在總和生育率。內在生育率是能夠反映不受人口結構影響的真實生育水平的時期生育率指標，將能更準確預測生育水平。表3為各年度分孩次內在總和生育率。

在控制了年齡結構、孩次結構、間隔結構之后，內在總和生育率的結果在所有年份均高于總和生育率和遞進總和生育率，表明近10年來實際的生育水平要高于總和生育率所反映的水平。

通過對比二孩總和生育率、二孩遞進總和生育率和二孩內在總和生育率，可以看出因近10年來生育間隔的變化，二孩遞進總和生育率對二孩生育水平存在一定程度低估，而二孩總和生育率在2012年前低估二孩生育水平，之后又高估二孩生育水平。三孩及以上生育率的情況也大致如此。這種情況與這10年間在生育政策不斷調整的背景下，孩次間隔變化趨勢和生育堆積有很大關系。總之，類似于二孩遞進總和生育率，二孩內在總和生育率的變化進一步表明近年來二孩總和生育率的大幅度上升是生育堆積效應的反映，但其對實際二孩生育水平的估計要高于二孩遞進總和生育率。三孩及以上生育率也基本如此。

婦女的終身生育率表明多數婦女生育二個孩子

2017年全國生育狀況調查還詢問了各年齡婦女的曾生子女數，可以考察不同隊列婦女的終身生育水平（圖4）。隊列生育率完全不受生育的進度效應的影響，可以為評估時期生育率提供基礎性參考。

從基本上完成生育期的45-49歲婦女看，平均生育子女數為1.7-1.8。50-53歲婦女基本上平均生育1.9個孩子左右，而54歲及以上的婦女都生育2個以上孩子。2017年45-49歲的婦女正是在1990年代初進入婚育年齡，在嚴格的生育政策限制下，那時中國的時期生育率出現大幅度下降，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從國家統計局的年度調查看，那時的總和生育率（指某一假定婦女隊列，按照給定的分年齡生育率度過育齡期，該隊列婦女平均生育子女數。）降到了1.5，甚至更低。即使看35-44歲婦女的平均生育子女數，也高達1.6-1.7，她們都是在1990年代后期和2000年代前期進入婚育年齡的。這段時期的國家統計局年度調查得到的總和生育率更低，一些年份達到了低于1.3的極低生育率。

通過隊列生育率的考察表明，在時期生育率為2.5左右的1980年代進入婚育年齡的50-60歲婦女，其終身生育率已經達到甚至低于更替水平。而在時期生育率大幅下降到很低水平的1990年至2000年代前期進入婚育年齡的35-44歲婦女，其累計或終身生育子女數至少為1.6。

綜上，近年來一孩總和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并不表明一孩生育水平的真實的有如此明顯下降，而主要是反映了婦女婚育年齡推遲的進度效應，一孩總和生育率降到了0.6左右，而一孩內在總和生育率仍然高達0.9以上。婚育年齡的顯著推遲與城鎮化的快速推進，特別是1990年代末以來高等教育擴張帶來的女性受教育程度大幅度提高有很大關系。

同時，近年來二孩總和生育率的大幅度上升也不表明二孩生育水平真地達到了這么高的水平，有很大程度是全面二孩政策帶來的生育堆積效應。二孩總和生育率升到了0.9以上，而二孩內在總和生育率在0.7左右。多孩的內在總和生育率也低于多孩總和生育率。

值得提出的是，本研究使用2017年全國生育狀況調查數據估計的生育水平與已有使用戶籍統計數據和簡接估計方法得到的結果存在驚人的一致。使用不同來源的數據和不同的方法，卻得到了相同的結果，這是不是只是一種巧合，值得進一步思考。

（作者陳衛系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段媛媛系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博士研究生。以上內容選摘自作者發表于《人口研究》2019年第1期的論文《中國近10年來的生育水平與趨勢》，經作者審定。本文略去文獻綜述和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