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高”司法解釋進一步升檔為境外非法提供商業秘密罪的量刑標準。

4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共同發布《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及知識產權刑事保護典型案例。

澎湃新聞注意到，前述《解釋》規定了為境外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商業秘密罪升檔量刑標準“情節嚴重”的具體情形。

據《解釋》第十七條規定，侵犯商業秘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條規定的“情節嚴重”：（一）給商業秘密的權利人造成損失數額在三十萬元以上的；（二）因侵犯商業秘密違法所得數額在三十萬元以上的；（三）二年內因實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條、第二百一十九條之一規定的行為受過刑事處罰或者行政處罰后再次實施，造成損失數額或者違法所得數額在十萬元以上的；（四）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

《解釋》同時明確，侵犯商業秘密，直接導致商業秘密的權利人因重大經營困難而破產、倒閉的，或者數額達到本條前款相應規定標準十倍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條規定的“情節特別嚴重”。

典型案例顯示，2022年8月，被告人孫某東接受境外人員委托，為其有償提供某科技公司新能源電池的商業信息。孫某東經與被告人羅某商議，羅某以刺探、收買等非法方式從某科技公司相關人員處獲取該公司關于新能源電池研發數據、未來產業布局等商業信息，孫某東提供給境外人員。孫某東收取報酬11萬余元，將其中7萬元支付給羅某。2023年4月，羅某直接接受該境外人員的委托，再次提供某科技公司商業信息并收取報酬10萬元。

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羅某、孫某東犯為境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商業秘密罪，向寧波市鄞州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寧波市鄞州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孫某東、羅某向境外人員非法提供的新能源電池研發數據、未來產業布局等信息屬于商業秘密，羅某、孫某東構成為境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商業秘密罪并被判處刑罰。

“為維護公平競爭市場經濟秩序，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設為境外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商業秘密罪，完善刑事法網，加強對商業秘密刑事保護。本罪系行為犯，不要求達到情節嚴重的程度，即可追究刑事責任。”最高法在闡述案例典型意義時表示，前述《解釋》規定了該罪升檔量刑標準“情節嚴重”的具體情形，與侵犯商業秘密罪的入罪情形等保持一致，確保兩罪定罪量刑的有效銜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