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母親誕辰100周年，這部舞劇是送給母親的一份禮物，非常隆重。”談及芭蕾舞劇《百合花》的排演，作家王安憶說。

《百合花》是作家茹志鵑1958年發(fā)表在《延河》的短篇小說，通過通訊員、新媳婦、文工團女戰(zhàn)士因“借被子”這件小事而產生的交集，將三人之間如百合花一般質樸美好的情感娓娓道來。

7月18日-20日，上海芭蕾舞團原創(chuàng)芭蕾舞劇《百合花》將于上海大劇院世界首演。王安憶受邀擔任編劇，母女兩代作家在舞劇中交集，上演跨時空的文學對話。

《百合花》讓紅色基因在海派芭蕾的演繹下綿延生輝。“我們希望用芭蕾的舞步，描繪信仰的力量。”上海芭蕾舞團藝術總監(jiān)辛麗麗說。

4月23日世界讀書日，上海芭蕾舞團在上海中心大廈發(fā)布《百合花》，王安憶、王舸等主創(chuàng)來到現(xiàn)場。

“借被子”很有趣，三個人物立住了

“小說的線索非常簡單，如何變成戲劇性激烈的芭蕾舞劇？我們家人都想象不出來，包括我的姐姐、我的弟弟。”

“借被子”是三個人物糾葛的核心，也是王安憶顧慮最多的地方，因為非常寫實，也沒什么大動作。第一次走進排練廳時，她很吃驚，導演王舸處理得非常有趣。

“怎么在舞臺上借被子？這是小說最核心的戲劇點，太難了，糾結了很久。”在王舸的編排下，這件日常小事成為全劇的亮點之一，表現(xiàn)了年輕人在面對困難時的抉擇與成長。舞臺上也不止一床被子，而是有很多被子。

被子版海報

人物版海報

最讓王安憶意外和高興的是，演員選對了，“看小說時，我腦子里對人物的形象是很模糊、很抽象的，當這些小孩出現(xiàn)在我面前，對路了，就是他們這樣的！”王安憶笑說，三個人物立住之后，其他問題都可以商量、可以微調。

“在芭蕾舞團找人物很難，齊刷刷的，大家長得差不多，身材也差不多。”王舸笑說，找通訊員的過程很煎熬，最后找到了許靖昆，“他有那種害羞的狀態(tài)，瘦瘦的，不用演，越看越像。這個人物有著落了。”導演又根據他的狀態(tài)，把人物往他身上靠，完全是量身定制。

大姐（文工團女戰(zhàn)士）由郭文槿主演，新媳婦則由戚冰雪/趙美慈主演。“大姐是講述人，整個故事是通過她的眼睛去看。小說提供的信息很少，導演為她設計了豐富的舞蹈語言，活潑又明快。”另外，“大家對新媳婦已經有了固定概念，黑黑的長發(fā)、白白的臉龐，要推翻這個印象是不容易的，導演將她塑造得非常可愛。”王安憶說。

“芭蕾很美，美到沒毛病。芭蕾舞者仙氣飄飄，臉上的表情總是淡淡的，戲劇狀態(tài)也很內斂。”王舸是中國舞出身，在帶領舞者們表現(xiàn)生活化的內容、表現(xiàn)戲劇沖突、表達真情實感時，遭遇了挑戰(zhàn)。

排練照

舞者們不斷突破芭蕾固有的表演范式，努力貼近那個年代的人物形象，帶領觀眾沉浸式回到1946年的秋天。通訊員質樸卻又靦腆，新媳婦從羞澀到心懷大愛……在主創(chuàng)團隊的打磨下，這些形象變得立體、生動、接地氣，活了起來。

兩條敘事線，一條是回憶一條是現(xiàn)實

小說里的戰(zhàn)斗發(fā)生于1946年的蘇中七戰(zhàn)七捷，而指揮部所在地就是現(xiàn)在的江蘇海安。王安憶與主創(chuàng)團隊前往故事發(fā)生地海安采風，聽當地百姓講述那段軍民魚水情深的過往。

“一位海安居民給我寫了一封信，他找到了戰(zhàn)爭發(fā)生和烈士犧牲的地方。這封信我一直留著，以后一定要回去表達感謝。”王安憶說。

“我小時候讀過小說，接到創(chuàng)作邀約后，第一時間回去翻看文章。”作曲楊帆來自一個軍人家庭，爺爺奶奶參加過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他的老家離海安也很近。以交響化的語言為基礎，他在音樂中融入江蘇的民樂、民歌元素，比如《拔根蘆柴花》《打麥號子》，后者是一首描述勞作的民歌，“導演處理得很高級，用在一個很感人的地方。”

舞劇安排了兩條敘事線，一條是回憶，一條是現(xiàn)實。

舞美設計秦立運以朦朧筆觸，勾勒出潮濕溫潤的蘇北清晨、江南意象，在各種場景的自由切換中，構建出虛實交錯的敘事空間。

服裝設計崔曉東不追逐戰(zhàn)爭年代的沉重色彩，力求清新自然、干凈利落，將現(xiàn)實世界的服裝處理得鮮明濃郁，回憶里的服裝則似水彩般輕盈。

排練照

燈光設計蕭麗河以寫實描摹現(xiàn)實，以夢境般的色彩暈染回憶，燈光的節(jié)奏隨著跌宕劇情不斷變化。“我們現(xiàn)在的生活太幸福了，沒有槍炮，沒有危機，一片祥和，這些都是前輩的犧牲換來的。”在排練現(xiàn)場，蕭麗河忍不住淚目，非常感動。

“小時候，我們家住在淮海路、思南路一帶，有一次，向明中學的老師帶著一群女學生到家里來看媽媽，向她提問題。”在王安憶幼年時，《百合花》就被納入了中學生的課本，2022年，《百合花》被正式收入全國高中語文教材。

“你希望當代青年從小說中汲取哪些養(yǎng)料？”上海市三女中的學生問王安憶。

“小說中，三個孩子的精神世界很簡單，面臨的環(huán)境也比今天簡單多了。現(xiàn)在孩子們的精神建設任務很繁重，要面對一個千變萬化的復雜世界，要找一些不變的東西才能應對，我希望《百合花》能夠提供一些不變的東西。”王安憶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