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的新華社《瞭望》周刊再度關注大學校門開放這一話題。

在題為《高校大門要向公眾打開》的時評文章中，兩位署名作者指出，在人間最美的四月天，一些地方的高校仍對校園采取不同程度的封閉管理，人為阻斷校外人員自由出入，百姓對這種懶政行為反映強烈。

文章表示，我國重點大學很大比例是公辦大學，享受財政撥款。這些資金是全民對高等教育事業的托舉。面對百姓進入大學校園的合理需求，無論是參觀“夢中情校”，還是來一場“學術追星”，抑或僅僅是從學校穿行、在校園散心，高校都應主動順應、積極回應，而不是緊閉大門、冷漠以待。

文章還提出反問：大學作為教學科研機構，也不能自居“象牙塔”，關起門來。作為知識匯聚、思想碰撞、文化傳承的高地，高校理當秉持開放包容的姿態，竭力促進校內外的互聯互通。試想，一座大學連向社會公眾都不開放，又如何向世界開放？

筆者也長期關注新冠疫情進入常態化管理之后的大學校門重新開放的問題。之所以說“重新開放”，是因為在2020年之前，中國大學的校門是開放的，而不是像今天這樣的封閉式管理。

2024年7月，筆者曾分別以《安徽大學為何應該開放校園？》《開放校園，安大可締造民間聲音與學校決策善意互動范例》為題，連續撰寫兩篇評論呼吁作為安徽省屬第一校的安徽大學勇敢開放校門。但這一建議時至今日并未為安大校方采納。

大學為何遲遲不愿意打開校門？其實原因也不復雜。

明面上的原因，也是大學一直公開對外聲言的原因是資源緊張。

比如，我們學校太小了，學生又太多，資源高度緊張，無法接納社會人士的進入。

今日之時代，早已不是單位辦社會的時代，而是互聯互通的時代。社會人士可以進去，學生也可以更方便地出來，這才是平衡之道。

再則，社會輿論也充分考慮到了學校教研資源的緊張，目前無論是社會各界還是新聞媒體，呼吁的從來都是有限開放，更多只是校門開放，并未要求食堂開放、圖書館開放或者體育場開放。

本質上的原因，也是大學一直無法說出口的原因是嘗到了“甜頭”。

用物理的手段將社會人士隔離在外，也減少了自己學生外出的頻率，讓學校減少了日常管理上的“麻煩”，省了太多的事情。

這種“甜頭”一旦嘗到了就難以放棄，再加上教育行政管理部門也并沒有強制各個大學校門必須開放，那一些大學當然會選擇不開放了。這顯然是一個“理性”選擇。

但這一看上去“理性”的選擇背后隱藏著更大的“非理性”：大學不可能自外于社會。大學越封閉，競爭力將逐漸消退。

大學封閉不是一個小問題。

（作者陳良飛系澎湃新聞政治新聞部總監、港澳臺新聞部總監，高級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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