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去年常住人口增加74萬人，同期浙江省外人口凈流入達到45.4萬人——盡管尚有個別省份未披露2024年度人口數據，但考慮到基數、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等，粵、浙兩省的“人口增量第一”“省外凈流入人口第一”已不可動搖。   

常住人口增量是人口自然增長（出生人口減去死亡人口）、機械增長（外地人口流入）的共同結果。去年，全國大半省份的自然增長人口為負數，即出生人口少于死亡人口。廣東以8.89‰的出生率（全國6.77‰），成為唯一出生人口超百萬的省份，全年出生113萬人、死亡66萬人，自然增長人口47萬人；省外人口凈流入為27萬人。

廣東更敢“生”，浙江更能“引”，去年全省出生人口41.0萬人（出生率6.17‰）、死亡人口43.4萬人，自然減少人口2.4萬人，而常住人口總量增加43萬人，即省外人口凈流入為45.4萬人。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以來，浙江歷年的省外人口凈流入分別為65.5萬、36.7萬、55.7萬和45.4萬，在最近三年全國人口總量連續減少的背景下，人口凈流入合計接近140萬，以中國縣域平均40萬人計，相當于增加了3.5個縣的人口。

浙江的“引力”何在？ 

近期多個高級別調研組赴浙江，就“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優化企業創新生態，加速發展新質生產力”等展開調研。圖為民建中央調研組考察杭州宇樹科技有限公司。 圖片來源：民建中央官網

經濟長紅。吸引外來人口“用腳投票”，最大的因素是“樂業”。據“七普”數據，浙江常住人口數量居全國第八，但流動人口數量高居第二，2020年有省外流入人口1618.65萬人，遷移原因是“工作就業”的占82%，處于16-59歲勞動年齡的占87%。

浙江以穩居全國第四的經濟總量，經濟增速至今已連續13年高于全國水平。第五次全國經濟普查（以2023年12月31日為標準時點）結果顯示，全省共有從事第二產業、第三產業活動的法人單位228.0萬個，從業人員3208.9萬人，比“四經普”的2018年末增加257.1萬人。近年，浙江加快培育由4個萬億級產業群、15個千億級特色產業群和若干高成長性百億級“新星”產業群組成的“415X”先進制造業集群，推動傳統產業智能化、綠色化改造，構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化產業體系，以“產業興”筑起了人口增長的基座。      

結構特色。民營企業是就業的穩定器和蓄水池，目前民營經濟占我國城鎮就業存量的83%、新增就業總量的90%以上。作為民營經濟強省，浙江企業入圍“中國民企500強”的數量已連續26年居全國首位，2024年度達106家，當年入圍民企“制造業500強”“服務業100強”“研發投入500家”“發明專利500家”4張榜單的企業數量也全部為全國第一，實現“大滿貫”。

“世界浙商大會”2011年起舉辦，到去年已是第七屆。楊佳吟 圖

全國經濟總量前六位的省份，去年民營經濟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別為54.9%（廣東）、58.2%（江蘇）、51.7%（山東）、56.4%（四川）、約55%（河南），而浙江達到67.4%，三分天下有其二。這樣的結構下，民營經濟在制造業、服務業、新興產業等諸多領域吸納了大量不同層次、不同技能的勞動者，持續吸引外來人口流入。

省域均衡。2021年以來，浙江推動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圍繞“富民”統籌強城、興村、融合，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已縮小到去年的1.83（全國2.34），設區市之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與最低的倍差縮小到1.54，省域各地的經濟發展活力、公共服務水平“水漲船高”。至今，11個設區市的常住人口已連續三年全部增長，杭州近十年每年的增量都超過10萬人，溫州、寧波正為誰是國內下一個“人口千萬城市”展開“浙江德比”，即使是經濟總量最低的“生態屏障”麗水市，三年來的常住人口增量也達到1.8萬。這種各板塊自帶動力的“動車組”現象，與部分省份的常住人口“省會增，省域減”大異其趣。

浙江嵊泗縣泗洲塘村共富民宿集聚區。姚凱樂 圖

“吸引省外人口流入成就顯著，這是對經濟發展活力的認可、對公共治理能力的高度評價。但隨著全國人口總量減少，人口增量放緩的趨勢不容忽視，破解‘增量困境’、持續將增量人口轉變為存量人口是一個重要課題。”日前，浙江清華長三角研究院新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呂淼在《浙江日報》上撰文建議，應關注常住人口的民生支出總盤子，科學測算民生支出及各類事項在財政預算中的安排次序，確保民生支出增幅與GDP增速、財政收入增長空間適宜，優先保障基礎教育、醫療衛生、養老托育等領域的財政投入。

同時，關注各地市、各區縣之間公共資源供給不足與過剩并存的現象，以及勞動人口的持續引入、有效留存問題。在部分人口增長較快的地市，尤其是經濟體量大、年輕人口多的區縣，重點關注總量滿足和中高端供需均衡問題；對部分人口收縮或相對穩定的地區，可探索將富余的醫教等緊缺指標在省域內再調配。除了引育高層次人才、海歸人才，也要關注普通流動人口留存，增強對流動人口的包容性，制造業發達的地區可試點“家庭團聚式”用工政策，加快破解“家庭遷移”壁壘。此外，也應關注中等收入群體、高凈值人群對優質非基本公共服務的需要，滿足多元化的品質生活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