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緣政治學不行使其分析工具的職能而作為元學科回歸時，我們總歸是繞不開拉采爾的。但令人費解的是，在如今西方的文化人類學教科書中卻不容易見到拉采爾的大名，晚近的人類學簡史一類基礎讀物甚至沒有給予他哪怕附帶一提的學術聲譽。[①]這恐怕與他身上難以蛻下的爭議色彩脫不了干系：拉采爾到底是不是地緣政治學之父？拉采爾晚年提出的政治地理學與他早年致力的文化人類學或人文地理學是什么關系？拉采爾曾有過從文化人類學或人文地理學向政治地理學的轉向嗎？拉采爾的有機體生存空間這一西方政治史學中的公案究竟該怎么斷？[②]

二手文獻中存在許多相互矛盾的進路，把拉采爾同時呈現為人文主義者和種族主義者，地理決定論和多維分析者，有機論者和社會科學家，地緣政治學的先驅和同一觀念的反對者。基于此，希臘學者斯托揚諾斯博士結合拉采爾的傳記，相當詳盡地呈現他的一些較鮮為人知的文章和他的完整文獻目錄，分析了兩個關鍵問題：一個是拉采爾的觀念對更當代的地緣政治分析系統的影響，另一個是通常歸給拉采爾的地理決定論。這項研究對探析地緣政治學的倫理背景和歷史而言是原創性的，同時又很必要，它同時還原了地緣政治學的倫理自我意識和認識論上準確的地理學基礎。

一、拉采爾是權力分析的跨學科先驅，“拉采爾持地理決定論”是一種謬說

斯托揚諾斯在第一章中批判了“學界”將拉采爾的政治地理學貶低為對國家-土地關系的機械調查的觀點。通過對拉采爾以《政治地理學》為代表原著的認真研讀，斯托揚諾斯認為，拉采爾確定過政治地理學的分析框架，即政治地理學的理論只能建立在一塊特定領土的國家之上，但著重補充說社會學和政治科學的介入不可避免，所以政治地理學的因果關系應該被正常地視為歷史因果關系的一部分。斯托揚諾斯強調，更加清晰且更具分析性的是，拉采爾在1898年《美利堅合眾國》修訂版的序言中，將政治地理學的首要任務界定為基于政治和經濟現象對地球事實的探測和描述，這一定義闡明拉采爾建議在眾多地緣政治影響因素的基礎上解釋歷史發展，清楚地推翻了如下廣為傳播的觀念：拉采爾相信“一個國家的權力只是其領土的直接結果”。相反，他借助這一定義引入了更多地緣政治影響的支柱，如政治、經濟和人種等現象，在理論層面上駁斥了拉采爾用的是地理決定論分析法這一謬說。

關于拉采爾和契倫之間、拉采爾和現代地緣政治學之間是否存在科學和認識論上的連續性的問題，斯托揚諾斯回答道，拉采爾政治地理學主題語現代地緣政治學不謀而合，他并不認為領土因素是地緣政治影響的唯一支柱，而通盤考慮社會、文化、人種和經濟過程。對于科斯特論證的拉采爾與契倫之間的不連續，斯托揚諾斯提出，這僅僅是因為術語混亂所導致的比較雙方類別上就不對等，契倫的“地緣政治學”只是契倫完整分析系統中領土維度的子系統，其完整的分析框架，即契倫的政治學體系，事實上受到了拉采爾政治地理學中地緣政治學進路的主要成分的明顯影響。對于這一論點，斯托揚諾斯通過圖表進行了表達。圖表在本書中的應用十分廣泛且恰切，非常好地幫助讀者理解觀點和拓展思維。

這一章的最后斯托揚諾斯告誡研究拉采爾的年輕人，要避免從孤立的句子中得出普遍的結論，要從拉采爾的意圖的整體特征來判斷他。

二、生存空間理論是一個生物地理術語，把“有機國家觀”歸給拉采爾是一種根本的解釋謬誤

第二到五章解釋了拉采爾提出的國家概念的含義以及對社會和文化參數作為國家權力因素的評價，闡釋了生存空間概念的生物地理學內容及其與政治地理學的界限，展示了拉采爾對當時盛行的種族主義理論的態度、他的整體世界觀及其與民族沖突時期興起的世界主義的對抗。

第二章中斯托揚諾斯梳理了拉采爾時代（1789-1900）占主導地位的革命主義國家觀和民族主義國家觀，對有機國家觀進行全面審視，基于對拉采爾著作的細致研究，斯托揚諾斯得出結論：人們把“有機”國家觀歸到拉采爾頭上是一個錯誤。契倫認為，根據拉采爾的政治理論，一切國家在演化的一切階段都應當表征為自然有機體。與這一占主導地位的觀點相反，拉采爾認為國家是一個有組織的社會主體，是由相互關聯的社會過程和聯系構成的整體。他在幾個點上譴責了將國家與一個活的有機體比較或等同的嘗試。

緊接著第二章的內容，第三章集中討論了政治地理學與生物地理學的區別，根據斯托揚諾斯的研究以及所呈現的《生存空間》的摘錄，除了作為首要但非唯一因素的領土因素，拉采爾沒有確定保護物種的任何其他因素，他甚至一次也沒有提到現代國家；拉采爾未能就人類、植物和動物的地理擴張得到一致的結論，他不接受國家的有機性質，更重要的是，拉采爾明確表示遷移理論不適用于人文地理學，如此就表明，生存空間理論在控制生物演化以及植物、動物甚或原始人類群體的可持續性的本能生物進程層面找到了參考和應用，這些群體完全依賴于生物和地理因素。

斯托揚諾斯在第四章中通過詳細展示了四篇拉采爾較少得到研究的文章，表明了拉采爾認為演化不是一個受永恒定律制約的線性因果進程，而是一個源于環境因素的過程，能夠逆向、消極地發展，甚至導致某些民族、國家的滅絕。此外，斯托揚諾斯強調，上述觀察正好與對拉采爾的種族主義信念的職責相反，拉采爾從未使用生物因素作為標準來評估人類。當然，拉采爾時代的主流精神，即民族層面的競爭和對獲得民族權力的渴望，滲透在拉采爾的觀點之中。斯托揚諾斯總結道，將拉采爾的思想與任何同時代的種族主義信念混為一談，在任何情況下都無法得到拉采爾的文本的支持，因而是一種武斷的概括。

第五章首先對拉采爾的世界理論背景和科學背景作了分析和綜合的解釋，這一背景可歸為新教的萊比錫較狹小的智識環境。而后對拉采爾的“定律”加以概念化，雖然拉采爾清楚地表示在人文科學中誰也不能要求發現可以用數學公式來表述的自然定律，但是他堅持使用定律、規律性等術語，想用人文地理學數據來構建一個歷史方程，并使用“科學政治地理學”一詞，努力將人文地理學歸為一門與其他科學平等的科學，提取科學的結論以解釋歷史之流始終是拉采爾的根本意圖。“國家空間擴大規律”也在本章中得到完整呈現，表明文化因素在拉采爾的分析系統中至關重要，是權力維持和重新分配的一個支柱。

對于拉采爾受到廣泛曲解和誤讀的原因，斯托揚諾斯以研究拉采爾論著的實用進路為中心，也進行了探討：首先，拉采爾的文本數量多、涉獵領域廣，且其本人的世界觀和科學理論在不斷演化，所以概述和整合拉采爾的智識工作存在明顯的實際困難；其次，拉采爾在方法論進路上不明確，錯綜復雜的修辭導致的優質翻譯缺乏；另外，學界對其較小文本的研究不夠充分；最重要的是，有些人故意誤解、篡改拉采爾的觀點以支持納粹意識形態。然而，斯托揚諾斯也承認，政治地理學和生物地理學研究領域的區別“不可置疑且易懂”，加上拉采爾處在一個以自然科學為導向的時代、一個對科學理論的普及、曲解或政治利用是普遍做法的國家，當時主導的期望是把殖民擴張作為生存的前提，這些都使拉采爾部分但無可爭辯地對這種曲解負有責任。這種曲解對他的聲譽有負面影響。但是作為一位有大才的思想家，拉采爾有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理論遭到誤讀和政治利用的奉獻，或者他是否因為政治原因未能消除他的特別的科學工作的歧義，還有待證實。

三、拉采爾還是全球化的早期理論家和歐洲統一及其架構的早期理論家

第六、七章將對拉采爾曲解的澄清拓展到了更為現實的細節觀點，如拉采爾對歐洲架構以及東方問題的思考。

第六章對拉采爾最后的論文之一《中歐經濟協會》進行了介紹，這篇文章分析了中歐的結構和中歐經濟協會的基礎。斯托揚諾斯在本章最后總結道，拉采爾不僅可以躋身第一批全球化的理論家之列，而且也可以躋身第一批歐洲統一論的理論家之列，因為拉采爾提出歐洲空間組織模式，包含著今天仍主導著關于歐洲未來的辯論的要素。除了他對歐洲架構的看法，他的多因素分析進路和經濟因素的主導在本章中再次得到揭示。他引用雙邊商業貿易、運輸基礎設施的證據，并評估法蘭西和意大利的政治、經濟和地理條件，以便制定對他的時代而言具有開創性的建議，把中歐國家的合作向南擴展。

第七章重點為我們展現了拉采爾的《政治地理學》中的東方問題。斯托揚諾斯對拉采爾有關東方問題的觀點進行了深刻的分析，證實了前幾章提出的理論進路。拉采爾并未對地緣政治影響因素進行單義的分類：拉采爾的思考圍繞“經濟的主導作用”展開，同時認為文明在地區內部沖突中扮演著核心角色，其次才是政治，后者主要旨在強加非本質的、表面的解決辦法。斯托揚諾斯強調，由于拉采爾公開主張選擇經濟滲透和文化滲透，反對他那個時代提倡暴力和激進方案的軍國主義擴張邏輯，所以拉采爾對德意志積極參與國際競爭的支持并不能做實拉采爾的觀點與當時的極端民族主義思想的全然合拍，因為他公開主張選擇經濟滲透和文化滲透，反對他那個時代提倡暴力和激進方案的軍國主義擴張邏輯。

四、結語

當前，圍繞“國家安全”的相關研究正在增加，地緣政治因素正引起全球經濟分裂，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面臨關鍵抉擇。地緣政治學的新進發展變得異常活躍，發展出一系列新的學科分支領域。然而，地緣政治學卻是一門發展不夠成熟的學科。時至今日，地緣政治中的“geo”是什么都仍在爭論，更不用說如何理解地緣政治、地緣經濟本身。[③]《地緣政治學的起源與拉采爾——駁拉采爾持地理決定論之謬說》是一項難能可貴的研究成果，為相關科學家和讀者提供了有充分文獻根據的資料。中譯本的出版為我們研讀此專著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將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拉采爾的知識和哲學背景，從而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下通過跨尺度耦合、跨領域互動和多元地緣體博弈理解特定事件中的歷史-地理情景，進而為繼續唱響合作共贏、均衡發展、共同繁榮的最強音，推動建設更加和平穩定、開放包容和攜手共進的世界做出新的思考、研究和實踐。

（作者：李璇，三峽大學外國語學院，2024級國別與區域專業碩士研究生；王海潔，三峽大學外國語學院，碩士生導師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與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立場無關，文責自負。引用、轉載請標注作者信息及文章出處。）

參考資料：

[①] 劉小楓：《拉采爾公案及其政治史學含義》，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年3月，第2期。

[②] 參見劉小楓：《拉采爾公案及其政治史學含義》，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年3月，第2期。

[③] 轉引自胡志丁、趙玉潔、趙路平：《地緣政治學誕生的時代背景與創建的學理基礎》，《地理研究》，2024年2月，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