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21日，中國與印尼在北京啟動首輪外長+防長“2+2”對話機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在中印尼外長防長“2+2”對話機制首次部長級會議共見記者時表示，這是中國在全球建立的第一個部長級“2+2”機制，標志著兩大鄰國、兩大新興經濟體和兩個發展中大國的戰略互信和政治安全合作開啟了新的篇章。

中印尼外長防長“2+2”對話機制的建立和啟動，不僅是中國周邊外交的一次創新實踐，更是在中美競合格局下，中國在東南亞精心落下的關鍵一子。在“印太經濟框架”局勢緊張，美國不斷施加“對等關稅”背景下，中印尼“2+2”對話機制的建立，絕非偶然。

中國首個部長級“2+2”落子東南亞

“2+2”對話機制的實踐往往具有較高的制度化準入基準，其本質是主權國家間針對戰略事務建立的跨部門協調機制。外交與國防作為國家主權的核心表征場域，若能形成常態化對話架構，不僅體現著雙邊關系具備及時消解交往摩擦的管道化處置能力，更彰顯出雙方在區域事務中構建戰略協同效應的制度化努力，此類深度政策協調機制實質上構成了國際政治中戰略互信深化的結構性表征。

“2+2”對話機制起源于1950年代的北約盟國軍事協作，21世紀以來逐漸演變為大國戰略協調工具。美國憑借其全球盟友體系，已與日本、澳大利亞、印度等12個國家建立常態化“2+2”機制。這些機制多圍繞軍事同盟與戰略協作展開，是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在外交領域的延伸。

這種傳統西方外交范式的突破，在2023年迎來中國的創造性轉化。中國此前雖與多國建立對話機制，但長期未建立防長+外長級“2+2”機制。2023年7月28日，印尼時任總統佐科·維多多訪華并出席第31屆世界大學生夏季運動會開幕式，隨后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雙方領導人會談時達成共識，即將啟動外長防長“2+2”對話機制，以加強高水平戰略互信，并有望成為南海問題破局的關鍵。同年10月，兩國正式建立外長防長“2+2”對話機制。此次與印尼建立該機制，是中國在外交實踐上的重大突破。

中國首個“2+2”為何選擇印尼？

中國選擇印尼作為首個“2+2”伙伴絕非偶然。印尼作為東盟最大經濟體，2024年GDP達1.4萬億美元，比上年增長5.03%，占東盟總量37%，其經濟影響力不容小覷。同時，印尼是二十國集團（G20）中唯一的東南亞成員，在地區與國際舞臺上擁有獨特話語權。中國連續10年穩居印尼最大貿易伙伴。2024年，中印尼雙邊貿易額為1478億美元，較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時增長了近90%。

佐科總統的“全球海洋支點”戰略與中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形成戰略共振。雅萬高鐵項目作為東南亞首條高鐵，其建設過程中中印尼建立的“聯合融資”模式，即中方提供45億美元貸款，印尼國家預算配套資金占比達60%，開創了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合作新范式。這些實打實的合作成果，為“2+2”機制奠定了物質基礎。

與菲律賓受美菲《共同防御條約》束縛不同，印尼始終堅持“自由積極”外交政策，維持多元平衡的軍備結構。2024年12月，在印尼新總統普拉博沃·蘇比延多再次訪華后，中印尼兩軍在“利刃”特種部隊聯合訓練停擺6年后，再次聯合舉辦“和平神鷹-2024”人道主義救援減災聯合演習，為深化中印尼防務合作提供空間。在南海問題上，印尼雖非主權聲索國，但納土納專屬經濟區劃界爭議是潛在摩擦點。2021年6月，兩國簽署《關于加強海上合作的諒解備忘錄》，將海上合作納入中印尼高級別對話合作機制。2023年9月，兩國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農村部與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海洋漁業部漁業合作協議》，首次將漁業資源開發與海洋科研合作納入機制化軌道。這種非傳統安全領域的突破和選擇此時建立“2+2”機制，恰是“2+2”機制的創新價值所在，意在通過高層對話和加強合作，管控分歧。

中印尼“2+2”對兩國關系與周邊外交影響深遠

中印尼“2+2”對話機制的建立標志著兩國戰略互信的深度升級，通過外交與國防高層聯動機制實現政策精準對接，推動雙邊關系在經濟、政治和軍事領域邁向系統性合作新階段。該機制不僅以常態化溝通消除戰略誤判、強化安全共識，更以印尼作為東南亞核心支點國與南海地緣樞紐的身份，為中國深化與東盟整體協作提供關鍵接口，使兩國從傳統雙邊伙伴躍升為區域治理的共商共建者。

作為南海破局的重要實踐平臺，該機制通過直面海上安全、資源協調等敏感議題，探索以多邊協商化解主權爭端的可行路徑，同時以“中國-印尼范式”輸出區域安全合作經驗，為動蕩地緣格局注入穩定性。此舉既彰顯中國突破大國博弈圍堵的戰略主動性，又通過強化與中等強國印尼的協同，重構亞太安全秩序話語權，為“全球南方”國家提供超越陣營對抗的新型治理方案，實質推動多極秩序在東南亞落地生根。

在中美競合背景下，印尼的中立立場與多元外交，為中國在東南亞提供了戰略緩沖與合作機遇。中國此時建立“2+2”機制，恰是順應地區合作潮流，把握戰略主動，以對話合作應對大國競爭。

中印尼“2+2”機制的建立，標志著中國周邊外交從“危機應對”向“制度建構”的深刻轉型。這種轉型既包含對西方主導國際規則的適應性改造，又彰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主動作為。在東南亞地緣格局加速重構的當下，中國正通過機制創新破解“安全靠美國、經濟靠中國”的二元困局。當雅萬高鐵風馳電掣地穿行在爪哇島的熱帶雨林，中印尼“2+2”機制也在悄然重塑著地區秩序的游戲規則。這種改變，或許比高鐵鋼軌的撞擊聲更值得世界傾聽。

（潘玥，暨南大學國際關系學院/華僑華人研究院副研究員、印尼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