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12日，“中國古代石刻研究學術論壇”在陜西師范大學長安校區文匯樓舉行。本次論壇由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陜西師范大學學報期刊社、西安唐代文化史學會、中國武則天研究會、陜西省社會科學院古籍整理研究所聯合舉辦。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民族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復旦大學、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山東大學、蘭州大學、吉林大學、南京林業大學、浙大城市學院、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吉林通化師范學院、西北大學、西安電子科技大學、陜西科技大學、陜西省社會科學院、西安碑林博物館、陜西歷史博物館、漢陽陵博物館、西安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西安博物院、陜西漢唐石刻博物館以及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文學院、學報期刊社等40余位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與會學者聚焦中國古代石刻及其文獻發現，深入挖掘中國古代石刻資料的學術價值，系統總結石刻研究的理論方法，著力推動石刻研究與史學研究協同創新。

論壇開幕式由馮立君教授（《陜西師范大學學報》主編、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院長）主持，他在引言中表示，中國古代石刻兼具文獻材料與歷史遺存兩種屬性，具有豐厚的研究價值，但石刻研究如何成為歷史研究推動力、如何推進學術范式創新等問題仍有待探索，這些正是本次論壇希望研討的學術議題。陜西師范大學副校長李秉忠教授致歡迎辭，他熱情介紹了陜西師范大學歷史學科80年的發展歷程與建設成果，并指出學院史念海、黃永年、杜文玉、周曉薇、拜根興等學者對石刻資料的研究有深厚積淀與傳承創新，希望本次論壇通過深入研討交流推動學術發展。最后，西安兄弟單位代表陜西省社會科學院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黨斌、西安碑林博物館副館長王慶衛分別發言，介紹兩家單位在石刻研究領域的職能與發展成果，期望與學者加強交流合作，實現資源互補，共同推動中國古代石刻研究發展。

一、中古石刻研究路徑反思

李鴻賓（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以階層地位轉型為核心理解唐代墓志碑刻的意涵所指。他首先分享自己研究墓志時受到的啟發及思考：第一，中國人對歷史的了解是建立在以正史為中心的自洽系統之上，墓志并不能取代正史，而是拾遺補闕；第二，墓志能帶來一種學科方法的突破，或可成為相對獨立的系統，但能否與正史并列，仍需討論；第三，受人類學的啟發，墓志也可理解為一種符號象征；第四，墓志應理解為國家權力的一種象征。他認為，墓志是以政治意義上的職官系統為核心，而將文化意義上的家世淵源擺在第二位。這與魏晉以來士族社會的演變密切相關，大族與皇權的共治逐漸解體，皇權通過科舉考試構建新的官僚集團，國家權力得以坐大。唐代墓志碑刻就體現出這種階層地位的轉型，即國家行政官員逐漸替代原有大族的貴族政治。最后，他指出這是一個不成熟的想法，如何形成材料充實、邏輯嚴密的理論框架尚待進一步研究。

夏炎（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分享了利用石刻資料研究唐代地域社會史的心得。研究中從“千碑一面”走向“一碑一事”，碑刻結構化文字背后的特殊性愈發凸顯。他認為，石刻所見的歷史畫面應當與傳世文獻所見相異，才能體現石刻的價值。因此，石刻研究需要尋找石刻行為背后的大事件，即通過石刻的文本、物質、演變過程來考察地域社會的諸方面。石刻研究的訴求是從“地方性”發現到“整體史”建構，他所做的個案研究最終都是要回應唐史研究的重大問題，而描述石刻所揭示的歷史細節則是這種回應的體現。他將石刻研究的方法論歸納為三種：史料拓展，即注重所用史料時代的前后推移及方志資料的開拓；理論引領，主要借鑒歷史人類學的方法，打開思路；田野調查，通過實地走訪了解歷史地理、信仰與習俗的流傳等情況。最后，他總結道，石刻資料是起點但不是終點，地域社會是觀察唐代歷史的視角而不是地方歷史的再現。以石刻資料為入口，在細讀石刻文本的基礎上，借助以上三種方法論，實現從地域社會歷史細節的挖掘到歷史整體面貌的再發現，應是唐代地域社會史研究未來努力的方向。

仇鹿鳴（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分享了系統調查唐代碑志的若干思考。碑志調查應與碑志研究分開來做，前者追求系統性，后者應該少而精。最近二十年以新出墓志為中心的研究論文很多，但研究的同質性較強。碑志調查包括兩種類型，一是匯聚性的工作，二是利用地緣優勢做精品整理。目前碑志調查工作存在“厚今薄古”的傾向，缺乏對晚清以來舊拓的系統調查，對于碑刻、造像、摩崖等其他門類石刻的拓本刊布、調查整理明顯滯后。從學術訓練而言，我們對于石刻資料運用種類的豐富性，與清代學者相較是下降的。因此，我們應該充分利用清末以來金石學家的著錄，結合各圖書館所藏拓本與實地調查，摸清唐代碑刻的家底。目前刊布的唐碑拓本，側重于書法價值與文物價值比較高的碑刻，以早期拓本為主，對清以來的拓本有所忽視，形式上以翦裱本為主，對石刻史料性重視不夠。從影印方面來看，僅重視書法價值比較高的碑陽，對于史料價值較高的碑陰，往往未有刊布。由于碑尺寸較大，已影印出版的多數在質量上仍有提高余地。重新系統調查能看到的地面石刻，較墓志刊布來說更具搶救性，但這需要學界同仁利用各自的條件共同推動，如此，未來的局面會有很大的改善。

王連龍（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梳理了中國古代石刻的定名方式與分類發展過程。先秦、秦時期石刻分類開始萌芽，初步具備了神性崇拜和文獻屬性。漢唐時期《漢書·藝文志》與《隋書·經籍志》都對石刻進行分類，愈發重視文本價值并依據體裁劃分小類。兩宋時期金石學發展推動石刻分類在脫離正史、簡單羅列的基礎上出現基于物質形態的“石刻類”觀念。元明清時期石刻分類走向完善，金石義例學的研究注重總結歸納金石體例范式并進行系統構建，但體例范式、物質、文獻、文體分類方式的共存也使石刻的分類走向瑣碎化。近現代以來馬衡、黃永年、趙超等學者皆對石刻分類進行了理論研究。目前，基于現實學術需要應當構建“自名為主、他名為輔”的定名分類體系，并應用于出土文獻整理中，重視這一石刻學基礎性理論的推進。

周阿根（南京林業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探討了數智時代墓志文獻整理亟待規范的問題。當前，出土墓志研究方興未艾，相關研究正在向縱深發展，分地域、朝代、領域的整理與研究各有進展。數智時代信息技術的變革給墓志等石刻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帶來了機遇與挑戰。文獻的數字化方便文獻的獲取與利用，高性能的圖像技術給文獻的釋讀帶來便利，AI為交叉學科的研究帶來無限生機。但具體來看，數智時代墓志文獻整理有以下亟待規范的問題，第一，朝代包含問題，如南北朝是否應該包含隋代？唐代是否應該包含五代？第二，墓志錄文方面，用繁體字還是簡體字？俗字是否保留？第三，墓志定名方面，依據首題還是簡稱？用志主的名還是字？是否保留俗字？是否保留職業、身份？同名墓志如何處理？志主女性配偶的不同身份如何處理？還有部分著作存在定名錯誤。第四，錄文符號的使用，包括標點符號、缺字符、轉行符號、補字符號、重文符號等。第五，其他如錄文轉行標準、避諱闕敬是否注釋、錄文是否翻譯等。最后，他指出當前石刻研究急需在墓志斷代目錄之作、墓志數據庫建設、墓志的深度?？迸c注釋等方面繼續推進，并表達了對成立石刻研究全國學會的期待。

二、北朝隋唐墓志整理叢談

杜文玉（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梳理了唐代宦官研究相關石刻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概況。據他統計，宦官及其夫人墓志、神道碑有250余件，近年新出現的宦官墓志約有八九件。記有宦官任職情況的各種狀、制、敕、表、奏、疏、啟、題記、題名等，共計170余篇，其中部分為石刻文獻，如題記、題名等。石刻文獻在唐代宦官相關政治史、社會史及經濟史等方面的研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政治方面，研究內容涵蓋內諸司使系統、朝廷政治、監軍使、外交出使、宦官官僚化等。在社會史方面，包括宦官家族、宦官娶妻的合法性、家庭結構、階層籍貫分布等。經濟方面，涉及宦官俸祿、食邑、房產、墓地與土地等問題。特別是宦官家族之間相互聯姻及收養子女、家庭結構等情況，石刻文獻蘊含著正史難以提供的豐富信息。最后他指出，石刻文獻是研究唐代宦官問題的重要資料，必須引起高度關注，應與傳統文獻結合起來進行綜合考察。同時目前石刻資料并不十分豐富，尚有待于考古工作的發展，以提供更多的資料。

梶山智史（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呈現了北朝隋代墓志整理與研究的進展概況。他首先回顧了石刻研究的歷程。石刻自宋代以來被納入金石學的研究對象，但若從其作為歷史研究材料受到關注的角度看，尚晚于簡牘、文書等。而在中國中古時期的石刻史料中，數量和內容最為豐富的是北朝隋代至唐代的墓志。隨著墓志的大量問世，該時期墓志的全貌越來越難以把握。他最近出版了《新編北朝隋代墓志所在總合目錄》，統計所得現存北朝隋代墓志共計2686件。對比唐代墓志總數，二者相差甚多，但墓志在北朝隋代也是相當流行。就墓志的普及程度而言，北朝隋代遠不及唐代，因此可視為墓志文化的成長期，而唐代則是墓志文化的成熟期。近年來北朝隋代墓志相關文獻迅速增加，現存北朝隋代墓志整理與研究的數量達2438件，與石刻研究的快速發展相符合。此外，目前可確認的北朝隋代偽刻墓志數量為239件，且部分偽刻墓志尚在流傳，這是值得關注的情況。

周曉薇（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回顧了她關于隋代墓志銘整理與研究的歷程。2007年出版的《隋代墓志銘匯考》收錄了五百余方墓志，《隋書》中許多人物沒有立傳，這些墓志能補充大量人物史事。對于隋代社會史、民族史、家族史與文化史范疇的社會成分、民生狀態、家族婚姻、喪葬禮俗和地理沿革、宗教思想、民族關系等諸多方面的研究而言，這些墓志也具有重要的資料價值。而后，她分別概述了《柔順之象：隋代女性與社會》《片石千秋：隋代墓志銘與隋代歷史文化》《貞石可憑：新見隋代墓志銘疏證》三部著作的研究主題與內容，并總結每本書的得失。最后，她從人物與世家、職官與地理、姓氏與民族、學館、宮人文體、典故與音韻辨偽、讖言與撰書人署名、書法藝術與文化等方面介紹了即將出版的《琬琰可征：新出隋代墓銘搜補》的資料價值。迄今為止，她率領的團隊共匯集到的隋代墓志銘（含存目）總量已逾1100多種，取得了值得欣慰的進展，但同時整理與研究尚有不足之處，還需精進。

吳炯炯（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梳理了七十年來唐代墓志刊布情況，并分享了《唐代墓志匯編三集》的編纂情況。他與毛陽光、王慶衛三人分工合作，推進《唐代墓志匯編三集》的整理工作。在這一過程中系統收集了七十年來唐代墓志的刊布整理情況：截止2025年3月，各類金石碑刻匯編整理的書目已逾1400種，各期刊集刊發表唐代墓志考釋、研究的論文達4400余篇，目前統計的已刊唐代墓志逾16000方。新中國成立以來唐代墓志刊布有著明顯的階段性，改革開放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之后，唐代墓志的刊布與整理呈現井噴式增長。主要有傳統金石學影印出版、考古出土唐代墓志、地方碑石志整理出版、各地博物館與公私藏家出版收錄墓志圖錄及著作、姓氏碑志專題輯錄、專題研究金石匯編、期刊刊布、網絡數據庫等形式。他還例舉了一些著作在圖版清晰度方面的缺憾，說明了部分材料難以獲取的情況，并提請學界注意非核心期刊中的墓志刊布進展，認為其間還有很多工作值得推進。最后，他分享了《唐代墓志匯編三集》的出版進度及初步的整理凡例等信息。

馬立軍（陜西科技大學傳統文化與藝術研究中心）以唐代北族墓志整理為核心，著重分享整理北族墓志必要性的思考。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視角下，基于唐代北族群體的民族研究兼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現實需要和唐代歷史文化研究基本視角的雙重屬性。就墓志整理現狀而言，地域性的墓志匯編興盛，而民族人士的整理多集中于特定族群如粟特人或特定區域如絲綢之路沿線，與唐代民族多樣性相比較現有整理存在不足。在錄文過程中，存在誤收漢族人士以及闕漏文字的現象，需要后續研究在拓本選擇、借鑒已有研究成果和利用相近時期墓志文字書寫程式化的特點進行補闕等方面繼續提高。目前，從歷代金石文獻材料和博物館收藏中已搜集北族墓志1200余方，利用精拓本、校本進行錄文點校并對志主、作者等內容進行考證，已形成關于西突厥哥舒氏及阿史那懷道夫婦相關問題的學術成果。

三、石刻調查研究與學術省思

王慶衛（西安碑林博物館）基于考古學視角，提出目前學界多重視墓志文本方面的探討，缺乏對中古墓志形制，即文本載體本身的系統研究，應將墓志還原到墓葬系統中進行考察。目前可見最早的墓志是東漢熹平三年孫仲隱墓志，具備了墓志的基本特征。之后西晉墓志形制已逐漸制度化并影響了東晉、十六國的形制發展，文體方面也已具備序文、銘文，漸趨成熟，而南朝因恢復漢魏舊制、與東晉割裂使墓志制度化演變出現間斷。北朝墓志在文化交融背景下具有平城、洛陽的明顯分界，其中西晉因素仍發揮重要影響。至隋大業年間，墓志基本定型，形成篆書志蓋、對稱分布、志石四側雕紋的格套。而唐代墓志在紋飾變化外，不同時期、地域也存有形制的特殊性，如中晚唐澤潞地區墓志帶鋪首、挽歌的現象?？傮w就中古墓葬制度的考古學研究而言，墓志從漢制、晉制發展到北魏制、唐制，其中有跡可循，但變化的諸多深層次原因仍需探討挖掘。

高健斌（福建省考古研究院）介紹了福州摩崖石刻調查研究的實踐與思考。首先，現存福州城區的摩崖石刻數量眾多但著錄、整理情況不佳，基于此，開展全面的文獻與田野調查十分必要。目前，其項目正推進對各類金石錄與地方志圖書的整理和實地取材，全面搜集歷代摩崖文字，同時通過描紅、拓片、識別與掃描盡力還原文字實貌。在此基礎上，將進一步結合文獻資料考證石刻文字中記錄的年代、職官、人物等核心要素，以期在未來推出完整的《福建摩崖石刻集成》，服務于學術與文旅事業。

仝相卿（浙大城市學院浙江歷史研究中心）在《宋代墓志整理與研究概況》的報告中指出，相較于唐代，宋代傳世文獻數量極為豐富，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學界對宋代出土墓志類新材料的關注度相對較低，甚至存在“漠視”乃至“無視”的現象。報告回顧了學界此前在宋代墓志整理與研究方面的不足，認為其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宋代傳世文獻中的墓志銘相當豐富，部分出土宋代墓志缺乏獨特性；其二，宋代傳世文獻的豐富程度遠超前代，通過傳世文獻研究所得出的結論，往往與通過墓志銘類材料進行歸納總結得出的結論高度一致，這使得學界在研究過程更傾向于傳世文獻，而忽視了出土墓志的潛在價值。此外，報告還對宋代墓志的未來前景提出了新的方向和展望，即對寫作較為特殊的墓志，值得加以單獨分析。

張全民（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的報告《貞珉薪傳——考古卌年墓志搜錄》，系統總結了其個人四十年來參與西安地區墓志碑刻考古發掘和研究工作的經驗，報告收錄的100余方碑志多為其本人參與、主持發掘出土，并展示了部分重要研究成果，相關石刻材料涵蓋北魏、西魏、北周、唐代、宋元以及明代碑刻。張全民指出出土石刻的價值不僅為墓葬編年分期提供了準確依據，也為研究家族世系、聯姻、人物經歷提供了較為詳實的資料，部分石刻為研究歷代職官及仕進制度、重大的歷史事件提供了豐富的案例。同時，石刻的出土對于研究西安地志、古長安歷史地理、鄉里村沿革、分布提供了重要資料，在地域社會史、女性生活史、宗教史和相關禮儀制度等研究領域中都有獨到的價值。

董永強（西安電子科技大學人文學院）的報告《訪碑十年：陜西古代碑刻的田野調查與學術解碼》，詳細介紹了其在在過去十年間進行田野調查和學術研究的經歷，并系統總結了個人的研究經驗與體會，強調在石刻研究上應秉持鍥而不舍的精神，專心致志親躬實拓，以確保研究的深度和準確性。在對石刻研究進行反思的基礎上，一方面需拓展研究主題，突破傳統以“證經補史”為目的的靜態文本分析模式，轉向動態的“文本書寫過程”研究。在此過程中，研究者需關注非文本符號系統，例如造像碑中的“圖文嵌套”模式，其中文本與圖像共同構成宗教表達的整體。此外還需積極使用新的技術與研究方法，例如碑石+AI+NLP（自然語言處理），突破個人知識和史料儲備的依賴，為石刻研究開辟新的路徑。

四、宗教石刻整理與社會信仰研究

孫齊（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就中古道教碑銘的基本情況和研究進展進行匯報。道教碑刻有碑銘、墓志、造像、投龍記、刻經等主要類型，但現存道教碑刻數量遠少于佛教，且缺乏道教碑刻的系統整理論著。目前學界研究多從宮觀或墓志人物個案、法位體系、藝術史、佛道交流、地域社會及文化景觀等方面展開。在其中，碑刻材料相較與文獻更能直觀反映基層道教活動實態以及地域和時間上的差異，具體表現為：一是南朝道教的道觀化轉型催生出了以宮觀碑銘和高道碑志為代表的道教碑刻傳統，這種南方傳統在隋唐得以延續并成為后世道教碑刻最主要的類型。二是中古道教放松與基層信眾的隸屬關系，消弭和國家政權間的緊張關系，從“祭酒體制”向“道觀體制”轉變。同時也應注意道教經典中反映的唐代道教“宗派”分際等問題在石刻中卻并不清晰。2022年后，魏斌、劉瑩、雷聞等人對道教地域社會史等研究領域多有推進，同時在史料復原、互勘過程中亦有新的發現。

介永強（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主要介紹佛教石刻文獻整理研究的概況。隋唐佛教石刻種類、數量豐富，主要有碑銘、墓志、塔銘、石函銘、造像紀、經幢、石經等七大類。相關的整理研究自隋唐文集的收錄業已開始，其中又以僧尼碑志塔銘在形制特點、文獻內容、新出土等方面較為突出，近期已有《隋唐僧尼碑志塔銘集錄》整理出版，但書中仍存有誤收、遺漏和缺乏圖版的遺憾。此外，學界對龍門石窟、敦煌莫高窟造像、題記有具體研究但缺乏對隋唐時期同類石刻總體情形的整合研究。目前，隋唐佛教石刻文獻作為對傳世文獻的補充，研究多以僧尼生平、寺院建置、宗派分野等問題展開。未來研究中應繼續加強資料整理，與傳世文獻的互補以及宏觀與微觀視野的融合。

楊效?。兾鳉v史博物館）分享關于隋唐佛舍利崇拜相關石刻資料的整理與研究體會。石刻是隋唐時期中國化佛舍利崇拜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又細分為銘刻文字與石質舍利容器。針對銘刻文字的既有研究已對單個銘文、形制及歷史背景多有挖掘，在此基礎上可進一步擴展銘刻文字范圍到記、志、帳等內容中考察該類石刻文字的功能與意義。其中，塔碑立于地上為教化之用，塔銘建制則有自上而下的規范，是崇供制度與瘞埋制度的連接點。至開元天寶時期，舍利地宮發展完善，舍利銘刻置于獨立的紀念空間內，記、志、帳記錄的內容愈發詳實。通過這些石刻文獻，佛舍利崇拜制度中地上與地下、物質與精神融為整體。

五、東亞石刻傳播與文明互鑒

耿鐵華（通化師范學院高句麗研究院）的報告《高句麗碑刻的發現與研究》是紀念好太王碑建立1610周年的紀念作，對目前已經發現的三通高句麗碑刻進行了系統論述。這三通碑刻分別是中國吉林省集安市的好太王碑、集安高句麗碑，以及韓國忠州市的忠州高句麗碑。報告詳細梳理了這些碑刻的發現過程、文物保護措施以及碑刻文字的考釋與研究，認為已經發現的高句麗三通碑刻，盡管形制、規模以及碑文內容各不相同，但他們在總體上反映了高句麗碑刻制度的形成及發展趨勢。集安高句麗碑的發現，進一步印證了好太王碑的準確性，同時也為未來尋找高句麗先王墓碑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指引。好太王碑的發現，證實了好太王確立了高句麗碑的方柱形制，忠州高句麗碑則是對高句麗碑刻性質的延續與發展。高句麗柱形石碑的發現，證明了高句麗碑刻制度的發展及影響。

拜根興（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報告以《七世紀中葉東亞三國石刻碑志發展芻議》為題，系統回顧并展示了東亞地區金石碑刻發展歷程。報告深入剖析了中原王朝碑刻與朝鮮半島碑刻在形式與內容上的異同點，特別指出新羅武烈王金春秋碑螭首與李勣碑頭（螭首）之間的顯著差異，以及這一差異對韓國學者產生的沖擊。此外，報告還探討了漢字文化要素在東亞文化圈內的傳播路徑，揭示了中原王朝石刻碑志文化如何通過各種人文交流形式，逐漸傳入朝鮮半島、日本列島。在文化傳播過程中，金石碑志在日、韓不僅吸收了中原文化的精髓，還融入了當地的新因素，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碑刻文化體系，例如慶州崇福寺碑銘雙龜蚨的形制在國內較為罕見，這一獨特現象更加彰顯了東亞文化圈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的獨特魅力。

郭雪妮（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的報告《多賀城碑中的“西”——奈良朝的國界意識與征討新羅計劃》深入探討了多賀城碑“西”字的含義，并對立碑背景、建造者身份以及征討新羅計劃之間的關聯性進行了分析。從多賀城碑建造的歷史背景來看，石碑上部的“西”字與立碑者藤原朝獦及其父藤原仲麻呂欲出兵新羅的意圖密切相關。立碑的初衷在于為征討新羅立誓祈愿，但石碑上并沒有直接出現與新羅相關的文字，這是出于當時的復雜的政治與外交因素的綜合考量。多賀城碑設立的762年，本應是藤原父子計劃出兵新羅的行動時間，然而由于光明皇后的去世以及道鏡的出現，導致藤原父子與孝謙天皇之間的政治同盟解體，在隨后的政治斗爭中，藤原父子被殺，出兵新羅的計劃也隨之擱淺。這一事件不僅反映了奈良朝時期的政治動蕩，也揭示了當時日本在對外軍事行動中所面臨的復雜局勢，以及國界意識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六、碑石個案與中古歷史圖景發微

白玉冬（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以《闕特勤碑探秘》為題，基于對闕特勤碑魯尼文的重新審讀，從胡語和漢語不同語言文字材料的歷史敘述差異入手，對后突厥汗國鮮為人知的一系列故事進行立體性構建。尤其針對默啜“篡位”與闕特勤政變這一關鍵史事，提出了新的見解。他認為，突厥的法制t?rü最先由開國鼻祖布民可汗和室點密可汗創建，在東突厥汗國滅亡后失傳，后于骨咄祿執政時期得以重新建立。默啜的即位是依據骨咄祿爭取到的法制，并非“篡位”。然而默啜隨后將其子指定為汗位的繼承者，無意將汗位還給骨咄祿一族，這一舉動引發了骨咄祿一族的強烈不滿，成為闕特勤發動“政變”的根本原因。闕特勤的“政變”是突厥傳統宗法與現實力量相互博弈的結果，也是突厥國內政治矛盾激化的集中體現。法制的傳承反映了突厥汗國政治制度的延續性和穩定性，對于深入研究突厥汗國的政治結構和社會發展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劉琴麗（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以《權力與社交：再論唐代華岳廟石刻題記》為題，聚焦于學界以往較少關注的華岳廟石刻題記者身份，剖析這些題記背后的權力因素，進而揭示唐代社會的權力結構、政治生態，以及華陰縣官員的交際網絡和社交選擇傾向。她指出華岳廟碑刻題記具有明顯的權力屬性：權貴高官更容易獲得題記上石的機會。此外，華岳廟碑刻題記空間布局亦呈現出明顯的等級性，高官的因公題記多被置于醒目位置。華岳廟題記上石作為一種稀缺文化資源，為華陰縣官員利用華岳廟的宗教空間以及華陰縣的交通節點位置來建構人際網絡提供了重要的資源和契機。華陰縣官員在利用岳廟題記發展社交圈層時，呈現出明顯的分層傾向：對于朝官和高級地方官員他們表現出極大熱情與恭順；而對于下層官員和閑散部門官員，則相對冷淡，關注度較低。從而形成了交往圈層的核心和邊緣。

李雪梅（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在其報告中深入探討了曲阜孔廟碑刻的“物治”功能，以魯相三碑為例，認為在東漢孔廟管理和祭祀制度建立中，魯相乙瑛、平、韓敕、史晨的接續之功尤為重要，設守廟卒史、增設禮器、蠲免孔氏親族賦役、更新廟貌等系列務實之舉，逐步強化了曲阜孔廟的官方色彩，揭示了孔廟從地方主導的家廟向官廟轉變的歷史進程。通過對漢唐碑刻事功主體身份的變化的考察，發現在曹魏時，孔廟地位進一步提升，由官廟轉便為國廟：祭孔禮制從“魯邦”地方之政上升為國家之政，成為帝王事功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后曲阜孔廟碑刻的“公器”屬性愈發顯著，其“憲章故實、尊孔崇儒”的功能成為歷代帝王自覺遵從的治國理念。

李明（漢景帝陽陵博物院）的報告聚焦于新近出土的《唐楊承烈神道碑》的考釋工作。該碑作為新近發現的唐代石刻，保存狀況良好，且歷代金石著錄均無相關記載。碑文所記錄的葬地——京兆咸陽原，與咸陽洪瀆原發掘的唐楊守規夫婦墓園、唐楊守賢墓等一系列同時期弘農楊氏家族墓形成了有力的互證關系。通過對碑文的細致觀察，發現其筆劃深峻，婉如新刻，且未見捶拓、人為破壞和自然侵蝕的痕跡?；谶@些情況，李明認為該碑極有可能從未被正式樹立。至于其出土地點與墓葬位置不符的原因，推測該碑于富平的石料產地制作完成后，在向咸陽洪瀆原墓址運輸過程中遺落于渭河故道。

黃樓（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的報告聚焦于五臺山佛光寺東大殿梁栿唐人題記，結合新出的《唐寧有義墓志》，對佛殿主女弟子寧公遇身世進行了重新考證。他認為寧公遇應為唐文宗時飛龍判官寧有義的養女，同時也是右軍中尉王元宥妻子。同時指出題記中河東節度使當為鄭涓，代州都督、供軍使、兼御史中丞盧當為盧籍，通過對題記內容的系統分析，推斷大東殿落成時間應在大中九年下半年。題名中提及的“大堡冶官衙前兵馬使”中，大堡是晚唐五臺山附近重要的礦區，歸河東軍掌控，其位置可能位于柏谷一帶。

辛龍（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以《北周史君墓石堂建筑問題淺析》為題進行報告，對2003年于西安井上村出土的史君墓葬具中的石堂進行了考析：史君墓石堂建筑結構完整，石堂頂部采用兩段式歇山頂設計，坡度由陡漸緩、稍有彎曲，人字形栱尾部并未上翹，這些特點清晰展現了北朝至隋唐建筑過渡時期的風格特征。與之相配合石堂版門、破子欞窗，及疊用兩層一斗三升的斗拱一起，共同直觀地反映了北周時期的建筑形制。盡管史君墓石堂上的浮雕中包含大量粟特文化題材，但石堂外形卻呈現出典型的漢式風格。對于墓主史君而言，石堂的修造，不僅是其身后安享極樂世界的保證，更是其所屬的在華外族群體利用和發展中國傳統地域文化、積極順應漢化潮流的體現，反映了中西方文化在北周時期的交融與互動。

王偉（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在報告《中晚唐文士家族盛衰變遷與墓志制作組合之多元化傾向——以韓益夫婦墓志為對象》中，對韓益家族姻親情況與墓志制作組合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和分析。他指出，碑志制作過程往往能夠反映出志主生前及家族的人際關系網絡。通過對中晚唐時期墓志創作組合的多元化特點的探討，他提出唐代墓志制作存在著血緣性關系組合和姻緣性關系組合，由此進一步推展，還可見出友緣性和藝術性的關系組合。這幾種關系基本囊括了唐代墓志制作與生產的主要模式。此外，由于經濟因素的制約，這種高品位的墓志創作組合多存在于社會上層的碑志制作圈中。

陳瑋（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報告《唐代六胡州粟特人石刻研究芻議》對唐代六胡州粟特人石刻的研究史進行初步述評與梳理，指出學界對六胡州粟特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出土墓志的考證為主，并對六胡州粟特人的遷徙和漢化過程做了研究。此外，他系統整理了相關研究中存在的爭議與疑點，如學界對六胡州粟特人的家族族屬傳承和六胡州的設置等問題的不同看法。最后，在對未來研究展望中，他認為可以從祖先記憶、身份認同、郡望攀附、地域認同、家族史、中原化進程、六胡州粟特人家族與唐廷關系的發展演變等多個角度進行研究，為深入理解唐代六胡州粟特人的社會文化特征及其與唐廷的關系提供了重要的學術參考。

李浩（西北大學文學院）的報告《唐石證唐集（兩則）》匯報了兩則與唐代碑刻新材料相關的研究成果。通過對新發現的《裴杰墓銘》《龐【女粲】墓記》碑刻材料的深入研究，認為“裴杰秀才”與“絳州曲沃縣令”裴杰應為一人，成功解決了杜牧詩《和裴杰秀才新櫻桃》著作權問題，現可判定此詩確為杜牧所作。據新見庾道蔚為其妻所撰《裴氏墓志銘》，重新檢讀杜牧《庾道蔚守起居舍人李文儒守禮部員外郎充翰林學士等制》以及李商隱《贈庾十二朱版》，對李商隱詩創作時間和庾道蔚及其妻裴氏家族世系考證等重要學術議題予以補遺。最后，李浩進一步強調了新材料在歷史研究中的重要價值，指出其能夠增加歷史細節、補全歷史證據鏈，并為歷史檔案提供二次發現與闡釋的契機。

七、石刻存藏保護與整理展陳

黨斌（陜西省社會科學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匯報陜西歷代石刻文獻及其整理成果。首先，截止2018年的初步統計，陜西歷代石刻約有2萬余通，廣泛分布于省內各地且涵蓋碑碣、墓志、造像各類型。經過歷代傳承，石刻不可避免受到自然侵蝕與戰亂破壞、開發建設等人為損害，如順陵殘碑即先后經歷關中大地震和洪水沖毀而斷裂為數塊殘石。在石刻整理出版方面，陜西省社科院古籍所目前已出版1987年與2018年兩次普查的石刻目錄初編，“陜西金石文獻匯集”系列曾以地域、年度為主題推出新版，《陜西碑刻文獻集成》則集中出版目前所掌握的碑刻拓片，但以上成果在收錄范圍和圖像、文本質量方面仍存在缺憾。未來也將繼續推出石刻全文、語料、知識數據庫，服務學術發展。

王樂慶（西安博物院）的報告《西安博物院藏碑志的史料價值與研究現狀》，系統介紹了西安博物院藏碑石的分類、來源和研究現狀與展望。她指出目前西安博物院尚未出版與藏碑相關的專著或者圖書，只存在零星研究和對個體碑石的研究，未能形成一個相對系統、成熟的科研項目和體系化研究框。此外，當前研究在廣度和深度上存在明顯不足，多局限于對碑文的表面文字解讀，缺少從多學科、多角度進行的深入挖掘與綜合分析。最后，她強調了碑刻在佐證歷史事件、增添史學史料以及反映民族交融等方面所發揮的獨特作用。

秦航（陜西漢唐石刻博物館）的報告《貞石契影——館藏石刻拓本的整理與研究》介紹了陜西漢唐石刻博物館館藏特點及其研究情況，并重點介紹了館內拓片和墓志碑刻的整理與研究工作。報告指出，在藏品整理方面，尤其是在圖片資料整理和錄文方面，目前仍存在研究深度不足、錄文錯誤等問題。鑒于此，陜西漢唐石刻博物館計劃在未來與陜西省社會科學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展開合作，借助拓本形式，進一步推進館藏石刻資料的整理與研究工作。

論壇最后的綜合發言環節由馮立君教授主持，他提出石刻歷史源遠流長，是一種世界范圍的文化現象；中國石刻發展創造出獨特的文化類型，成為漢字文化圈的重要歷史文化現象。李鴻賓表示，整場會議每位學者都從自己的角度出發，剖析學術研究成果，有不同方向的石刻整理，亦有具體石刻的問題探究，是一次學術盛宴的享受，啟發很大。在報告本身方面，如耿鐵華等先生在匯報時抓住核心問題，讓講述思路做到“片面深刻”而不是“面面俱到”，這是非常值得學習的地方。仇鹿鳴表示，論壇涉及兩方面的思考，一是新材料并不一定帶來新的高水平研究，而往往只能帶來新的論文，高水平研究需要我們對前人研究成果有深厚積淀與理解并結合理論驅動。二是就資料整理的規范性而言，我們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以《唐代墓志匯編》為例，學界過往在清晰錄文的基礎上已可以做到高水平的人名索引，未來的系統整理中我們應做更加細致的信息匯總，如標明人物關系網絡、前人研究成果等，推動學界整體研究水平的提高。而在高水平人工標注的基礎上，結合人工智能的數據分析，或許能夠為未來史學研究帶來新的機遇與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