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這篇手記起于澎湃人物近日關注保潔員休息權益的報道《停不下來的保潔員》。作者回望了尋訪的過程，高大綠植背后藏著的早餐、工具間里的私人衣物、衛生間最后一個隔間，這些線索牽出了“隱身”的保潔員。那些在報道中提及又難以言盡的細節里，是一群人本應獲得又被忽視的權利和尊重。

正有越來越多的人為保潔員權益呼吁。報道發出后，也有不少讀者意識到，在公共空間多一些衛生上的自律，少制造一些可避免的臟污，便是對保潔員最大的體諒與支持。

陽光透過玻璃窗，灑在辦公樓轉角高大的綠植上，葉片翠一半黃一半，我掏出手機想拍張特寫，目光隨即便被藏在綠植后的包子吸引了，它用塑料袋裝著，在窗臺最深處。這是誰的早餐？為什么放在這里？我開始留意這個神秘的窗臺，有時出現水杯，有時是抹布，我猜想是公司保潔員的。

窗臺旁便是樓梯與衛生間，有時我經過，看到保潔員坐在臺階上看手機，聽到腳步聲，她轉頭，正對上我的視線，她“噌”地起身，貼墻站著，垂手攥著手機。我不知該說“可以坐”、“你玩吧”，還是“打擾了”。似乎都不適合，我既沒有讓她坐在這的權力，也沒有接受她“立正”目送我上廁所的資格。

這是讓我關注到保潔員沒有休息室的最初經歷。在社交媒體上搜索后，發現不少網友有類似的體會，一部分人還采取了寫建議信等行動。直至今年的“三八婦女節”，這個問題受到了更廣泛的關注，人們“看見”了在廁所用餐、坐馬桶上歇腳、在樓梯間臺階上午休的保潔員。

保潔員負責的是公共區域的衛生，卻要在大眾視線中“隱形”，又無處可“躲”，最后，退守到廁所隔間里，現在終于被注意到了。

為確保公共空間的臟污能被第一時間處理，保潔員不得不盡量守在該區域或者附近待命。但具有專屬功能的公共空間，例如用于上課的教室、診療的醫院、購物的商場，在設計之初就沒有把保潔員的休息需求納入考量范疇。

保潔員只得借用現有的空間暫作棲處。這個地方不能是空置的會議室、教室、商場座椅、叫號等候區，因為它們只服務應該服務的人——職員、學生、顧客、患者，其實也不能是廁所、樓梯間、過道、工具間，只是他們的確再無去處。

她們有維護空間清潔的責任，而沒有使用空間的權利。

我走訪了一個應提議新設立的保潔休息室，工作人員告訴我，其實只在上午10點半至12點，以及下午4點至5點開放，其余時間休息室的門都要鎖起來。這個鑰匙在他手里，而非保潔員。我詢問該工作人員，為什么不能打開，空著也是空著。他說是領導的要求，自己也覺得沒有上鎖的必要。

隨即我去問保潔員，休息室被鎖了，下午困了怎么辦？她的聲音提高了半度：“還困了，哪里有時間休息？”這讓我意識到，休息室本身是給能休息的人準備的，如果沒有休息權與休息時間，休息室甚至也無必要了。

擋在保潔員休息之路上的障礙還有很多。

地上的紙團不會標記姓名，未沖的馬桶也無監控可查，堵塞水池的泡面找不到主人。誰都可能是垃圾的制造者，但保潔員可能是唯一因此被問責的人。公共空間里，“異常”臟污需要保潔員耗費更多時間去處理，還可能面臨投訴罰款，但她們又無法約束公眾行為。

肖蘭是一地鐵站的保潔員，負責站廳衛生間及一進出站口，她說胃不好沒法做這份工作，因為有的情況實在讓人生理惡心。“要么就給你拉在上面，到處都是，不沖的好多。”肖蘭表示自己也能理解一部分，畢竟地鐵站人流量這么大，人都有三急，“有的坐地鐵坐得遠，憋不住的都有，有的拉在褲襠里面，脫褲子脫得甩一地”。

但無論成因如何，最后，這一地的臟污，都需要她一塊瓷磚一塊瓷磚地清理干凈，除去異味。作為“私密”空間的廁所隔間，把道德壓力擋在門外，即使拉在坑外、不沖廁所、紙巾扔地上、踩踏馬桶，打開門，走出的又可以是一個“文明人”。

而面對“異常”臟污，保潔員們除了定時巡視、及時處理、反復提醒外，沒有更好的辦法。更重要的是，她們在權力鏈條中處于最末端。

我第一次見到肖蘭是在地鐵站入口地面處。當時我正要進站，五米開外，被一個聲音吸引。“你沒拿掃帚站著干嗎呢？”一個穿著地鐵制服的中年女子正詢問肖蘭，語氣算不上好。肖蘭一臉笑容，解釋了兩句，便一溜小跑下樓，留給我一個背影，黑發網中透出銀白。我隨即在衛生間旁找到了她，她告訴我剛才說話的人是“站長”，“我想上面剛剛掃過，就（沒有拿掃帚）”。她空手上去是想要了解為什么今天負責這片的環衛工人沒有來——樹葉還堆在那里，正好被巡視的站長撞見。

自由活動其實也是休息的一種，但是肖蘭并沒有這樣的權利。

“我是保潔，她是樓管，比我高一點，就感覺壓著我。”劉紅是一大學女生宿舍的保潔員，第二次去宿舍樓采訪她時，她氣憤地向我演示剛剛遭遇的一件事。她說自己拖著三大袋垃圾要出宿舍，學生好心幫她將一側門拉開較大幅度，負責該樓的宿管員便厲聲道：“不能這樣扳，會把門扳壞。”她覺得宿管員是在針對自己，因為另一側門被鎖，她只能將這一側門完全拉開，才能讓垃圾袋不被卡住。劉紅說自己沒有與其爭吵，只是忍氣吞聲，“像我們做保潔肯定要低一等”。我問為什么，她只答：當然了。

在學生面前，劉紅也時常將姿態放低，清理廁所臟污時，她會輕聲請求同在衛生間的學生，下次“不要大到上面”。她也用換位思考的方式提醒她們，“如果你在家里，你把大便大到外面，是不是很臭？”學生一般會承諾下次注意，但實際上收效甚微，但她也沒有更好的辦法。

采訪完離開學校時，我在想，自己會不會也曾沒沖干凈廁所，而讓一位保潔員感到無可奈何，而我卻全然不知。這個可能性是大的，我暗忖往后得回頭檢查一眼。

對保潔員的采訪，其實最困難的是了解有關勞動合同及薪資權益的信息。石阿姨2020年在女兒就讀的高中做過1個多月的保潔，她并不清楚簽的是否屬于合同，只記得簽了字。“（五險一金）那些沒有，就是身份證登記一下，登記了以后給了一個銀行卡號。合同應該沒簽，就是簽了一個字，要是提前不做的話，提前要說。”肖蘭同樣沒有社保，但她回憶是有簽合同的，問及是否有加班費，肖蘭說，工作都是“按多少錢一個小時算的，每個小時都一樣”。她覺得公司挺正規，和同事相處得也不錯，便不想透露更多，以免給公司招致麻煩。

與保潔員的交流中，我感受到，她們很清楚自己的處境，是作為外包或者勞務派遣人員在此工作的，知道什么該閉口不談。她們可能不熟悉《勞動法》或《勞動合同法》，但也能敏銳察覺哪些問題可能是危險的，會提醒我不要寫進報道里。保潔是當前她們能找到的，為生活托底的工作。

3月以來，保潔員面臨的困境被越來越多人所注意，有人自發向商場提建議，有學生給校長信箱寫信，建議設立專屬的保潔休息室。小烊（網名“小火羊是小火苗”）便是其中之一。她在逛長沙某商場時，了解到衛生間雖擺放沙發，但保潔員坐下休息會面臨罰款。隨后她在網上發聲，走訪商場，為保潔員權益呼吁，獲得眾多網友的關注和支持。

多方呼吁之下，有單位開始騰出空置的房間，將上桌吃飯的權利還給保潔員。事實證明，空間就像海綿里的水，擠擠還是有的。從一把凳子到一張桌子，再到一間屋子。不僅僅是空間的擴充，更是權利的伸張，“被看見”就是一種賦權。

同時“被看見”的還有保潔員與臟污不斷斗爭的辛勞。報道發出后，不少讀者意識到，在公共空間多一些衛生上的自律，“上廁所別太自私，扔垃圾別太任性”，少制造一些可避免的臟污，便是對保潔員最大的體諒與支持。

（應受訪者要求，肖蘭、劉紅、小烊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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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題》是澎湃人物的記者手記欄目。所謂“離題”，是寫在報道之外，也是記錄報道未能窮盡之處。有一篇報道從0到1的過程，也有故事背后的故事，還有報道者的一些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