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遠洋漁船上謀生，要適應特殊的生存法則。

2014年，阿環來到義烏勞務市場，通過招工中介，找到這份聲稱兩年能賺18萬到19萬的工作。他登上一艘遠洋漁船，每天下午醒來后，看著太陽降到海平面以下，大海由湛藍變成黑壓壓的一片，在魷魚產量旺季，他一天只睡四五個小時。

阿環上岸兩年后，2018年，正在浙江金華打工的21歲貴州人阿興，同樣為了掙錢，通過中介介紹來到浙江舟山，開始為期兩年的遠洋捕撈。

作為遠洋船員，他們在恐懼、沉悶、孤獨的環境下長期漂泊，最終返回陸地生活。

遠洋漁業是世界上最危險的行業之一。攝影師李頎拯曾在2011年專門考了海員證，跟船出海拍攝選題《怒海謀生》。李頎拯感覺到，對遠洋漁船上的人來說，大海或許是世界上最貧瘠、最饑渴和最荒涼的地方。

3月11日，山東榮成市一艘遠洋漁船在公海發生殺人案，船長遇害。4月8日，遇害船長家屬告訴澎湃新聞，目前涉事船只已經回國返港靠岸，嫌疑人被警方抓獲。該案也引發了公眾對遠洋漁船上船員生活狀態的關注。

海報設計 祝碧晨

離開陸地：未知與隔絕

2018年來到舟山時，阿興對船員的工作一無所知。準備好出海必需的證件——船員證、健康證和護照，他出發了。

第一次的遠洋航期是兩年。阿興登上的漁船長77米，寬12米。公司幾十條船組成的遠洋船隊起錨后，一起駛向廣袤的大海。剛從碼頭出去的時候，漁船是嶄新的、干凈的。船上總共35人，其中20多人是新手船員。船上有定位和監控，公司能隨時掌握漁船的動向和情況。

初次航行的阿興坐在輪機艙里，好奇地模仿輪機長操縱船舵的樣子，兩眼望向海面。漁船離陸地越來越遠。從舟山的碼頭到南太平洋，需要航行40天左右。前方的一切都是未知的，他不再回頭。

更早的2011年，李頎拯以海員身份登上一艘遠洋漁船——29號金槍魚捕撈船。此前他在一所遠洋學校經歷了三個多月的培訓、考試以及三次體檢，拿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員證”。

辦完海員證后，李頎拯曾打算買一份人身意外傷害險。他說，當時了解后才知道，遠洋海員在保險條例中屬于第六類職業。由于職業的高危性，保險公司不接受個人投保，只有遠洋公司可以為整條船投保。

29號金槍魚捕撈船船體長約60米、寬約10米，船舷、桅桿上掛滿了各種旗幡，從舟山港漁業碼頭出海，上午8點18分，這是一個特地挑選的吉時。船長和妻子在甲板上舉行了隆重的祭拜儀式，高臺上擺放著雞鴨魚肉等祭品，祈求平安歸來。

漁船出發前的儀式。本文圖片均為 李頎拯 攝

船上有15名船員。船長、大副、輪機長和甲板長曾經在國外的漁船上工作過，有十多年的遠洋捕撈經驗，其他船員多是捕撈金槍魚的新手。這次他們要一起遠赴東太平洋。

上船后，暈船是第一道難關。李頎拯連吃了兩顆暈船藥，還是吐得一嘴藥味，肚子空空卻毫無食欲。他頭疼欲裂，無法入睡。船長告訴新手船員們：毅力是克服暈船的唯一良藥。臨睡前，船長在他枕邊放了個蘋果。聞著清香，他感覺舒服很多。

剛出海時，阿興也無法適應。耳朵里全是機器的轟鳴聲和船體振動的響聲，不分晝夜。除了船長和大副二副等幾位有經驗的老船員，所有新手船員都暈船倒下。

頭暈目眩通常會持續一個星期左右。暈船的四天里，阿興每天吃不下飯，只能喝少量水，胃里翻江倒海。刺鼻的機油味加劇了不適，他想回家。但出了海，他沒有其他選擇。

離岸五個小時之后，手機失去信號。船上的人只能靠衛星電話和外界聯絡，但費用昂貴。阿興回憶，漁船到達北太平洋時，打6秒鐘的衛星電話需要90元人民幣，而且是從嘟嘟聲響起就開始計費。 

李頎拯每兩三天和家人通話一次。每次，他心里先想好要講的話，跟發電報一樣，具體到說哪幾個字，主要告訴家人他還活著。每次掛掉電話，一看通話時間，正好6秒。

打衛星電話得選在天氣好、穩定的海域。大年三十那天，漁船特地找了一個信號好的海域，扎下錨來，船員們算好國內的時間，再和家人打電話。

“孤獨感是遠洋航行中最難逾越的一條鴻溝。”李頎拯說。

后來阿興才意識到，暈船只是小事，出海期間最大的挑戰是沒有網絡，他失去與陸地的一切聯系，心里不禁發慌。尤其是對奶奶和妹妹的思念，隨著在海上的時間越久而越強烈。

跟阿興同一批出海的人里，有一個19歲的船員，在海上干了兩個月，因為太想家而情緒低落，無心干活。最后，公司只得讓運輸船把他帶回岸上。

前三個月，阿興最為煎熬。他心里一直有兩個小人在打架：如果回家，該怎么回去？該如何跟船長開口？另一個聲音說，出海打魚，至少能多掙點錢。

遠洋漁船船員的勞務合同期限一般為兩年或三年，在海上作業五個月左右后，會在國外的漁港靠港補給。一個船期滿后，漁船才會回國。阿興說，如果違約，公司會收取一萬元的違約金，直接從工資里扣除，用于支付坐運輸船回國的費用。坐運輸船返回的話，起碼需要一個月。

在海上漂著，干了一段時間活兒，他好像變得有些麻痹。過了一年后，他心想，都已經做了一年了，再熬個一年也沒什么。

船員在處理漁獲。

機械的工作，單調的日常

在遠洋捕撈漁船上，大部分空間用于捕魚作業和儲存漁獲，船員們的日常生活區域狹小。阿興的船上有10多個房間，是六人一間的上下鋪。床長2米，寬1米。臥室的過道里剛好能容納下并肩而站的兩個人，衣物堆積之后，房間變得擁擠不堪。

阿環的房間有兩個上下鋪和幾個小柜子，床鋪的寬度不到80厘米，翻身都有些困難。可供走路的空間只有五六平方米，四個人要借位才能順利上床。

宿舍里沒有浴室，也沒有獨立衛生間。船員們只能在甲板上露天沖水，淡水在海上很寶貴，他們有時用海水沖澡。

至于公共場所，除了餐廳，幾乎沒有其他可供娛樂的地方。船員們僅有的休閑方式是打牌或下象棋。

船員們無心計較伙食。在顛簸的漁船廚房里，“熟了”是衡量飯菜的最高標準。平常吃的菜是公司加工并洗好、切好后，一箱一箱放到船上的冷凍倉里的，足夠所有船員吃上半年。最好儲存的是土豆和洋蔥，還有大白菜。

工作餐大多是一葷一素，素菜包括蒜苔、豆角、白菜、酸菜等。阿環的船上，根據餐標，二十幾個成年男子一餐只能分食兩三斤肉。平均下來，一人能分到一點肉末。阿環最想念家鄉的臘肉。

新鮮蔬菜很少能吃到。阿興說，有時在海上遇到加油船，他們會得到少量新鮮蔬菜，或者啤酒飲料。過年的時候，船長也會把自己帶上船的啤酒和飲料分給船員。在船上，阿興吃公司準備的零食、礦泉水等，花費從工資里扣除。

遠洋船員害怕生病。船上配有醫療室，備有應對發燒感冒、外傷的藥品。醫生一般由二副兼任，做些分發藥品的工作。患了小感冒，船員就知道自己該拿什么藥吃。每隔半年，公司的運輸船會給他們補一次物資，同時拉走他們釣獲的魷魚。阿興說，如果病得很嚴重，船長會通知公司，通過服務船把病人送上岸救治。

考船員證時，阿興除了學習消防，還有緊急救生以及醫護。但碰上火燒眉毛的病況，依然束手無策。有船員感冒發燒，吃了退燒藥，不見好轉，一天過后發現他失去意識。最后只能通知服務船過來打吊針。

比起感冒，阿興最怕有傷口，容易感染得破傷風。有一個船員，釣魚的傘狀鉤子線斷了，彈回來時掛到他的嘴皮，裂開一道口子，發炎感染。幸好公司另外一條漁船正要進港，那條船才帶著他去了秘魯，上岸治療半個月后好轉。

遠洋漁船上的崗位固定，沒有替補人員。不管是誰，除非生大病實在無法動彈，碰上小病小痛，只能帶病工作。

工作雖然辛苦，但阿興想著能掙更多錢，讓家人過上更好的生活。遠洋船員的收入按年薪計算，對阿興和大多數船員來說，保底工資加上釣魚的提成比在陸地上打工要高。

有保底產量要求，超產才能拿提成。一噸魷魚700塊錢，釣得越多，掙得越多。加上在船上包吃包住，沒有任何可消費的地方，通常能剩下不少。

回憶在海上的兩年，阿環想不到任何輕松的時刻。大部分時間，船員忙于工作，機械地完成每天的任務。

捕魚季產量的高壓有時候使船員間的競爭激化。一次夜里十二點，船員都停止捕魚后，有一個船員還在用捕魚機生產。其他人看到他產量在增加，心里不平衡，和他產生口角，幾個人打了起來，拿著盛魚的盤子打到他頭上。這是阿環在船上唯一一次見血。

類似的沖突并不常見。生活更多是沉悶和壓抑，阿環很少和室友交流。他們要么抓緊時間休息，要么獨自在床上沉默著抽煙。休息室里擠滿了人，汗臭味和海產品的腥味混合在一起。

捕魚。

人與海，魚和浪

等天黑透，漁船亮起上百個大燈泡，海面上出現一片光斑。受強光吸引，魷魚從四面八方匯聚到船周圍。此時，從船頭到船尾，十幾個船員穿著黑色橡膠釣魚服，一人控制著一臺釣魚機。

船員們一邊操縱機器捕魚，一邊手工釣魚。阿環將魚線捋順，掛到船沿的滑輪上，然后拋入海里。一根魚線大約有一百多米，上面掛著十幾個魚鉤。魷魚紛紛咬鉤，他收線拉魚，然后再拋魚線下海。每天，他重復這一動作，直到次日早上六點，太陽從海平面緩緩升起。

天亮透后，船員們不約而同地停掉機器，船上密密麻麻堆滿上百筐魷魚。工作還沒結束。他們馬不停蹄地將魷魚轉移到冷庫，加工成冷凍魷魚后，再送進倉庫。這些魷魚會被運輸船送到工廠，最終在城市的商超流通。

李頎拯說，釣上來的魚要立刻分類清理，然后送進冷凍艙。在零下50多攝氏度的艙內工作，要防止凍傷，而且冰凍后的大魚就像一塊塊大石頭，一不小心就會砸傷手腳。

釣上來的魚都要立刻分類清理，然后送進冷凍艙冷藏。

阿興的漁船專釣魷魚。剛出海的時候，阿興不會釣，魚釣上來時會噴墨汁，噴得他滿身黑色。

在海上幾個月后，漁船四處是臟亂的黑色。阿興的頭發越來越長，他沒空理會。他喜歡戴著鴨舌帽，把頭發捆在帽子里。幾個月后實在太長，就借船長的推子剃了個光頭。

那片有魷魚的海域在南太平洋的秘魯漁場，離岸幾百公里，水深2000米到3000米左右。晚上，燈光先把魷魚引到幾十米深的水中，再放線釣。釣魷魚的鉤子是特制的，有一根夜光棒，看到光，魷魚的觸須一下子就跑上來。

拋開苦悶的生活，阿興在海上見過最美的風景——一望無際的藍色。晚上釣魚時，一排船的燈光打開，照射到海面上，海水被映照出彩色的紋理，晃蕩的波紋像一幅印象派的油畫。

不過，大海帶給他們更多的是危險。

李頎拯記得，每天，船上都能收到岸上發來的氣象傳真。但海上的天氣瞬息萬變，漁船經常遭到小范圍低氣壓風暴的突襲，有時局部最大風力達11級左右。

船長發現風暴會微調航向，盡量躲開，但如果在收線起魚的過程中遇到風暴，就只能硬著頭皮應戰。3米高的大浪足以讓人體會到什么叫“遠洋搏命”。

如今遠洋的船，都是能抵擋風浪的大船。阿興說，若遇到特大風浪，漁船要就近靠港；如果浪小，就停船等風過。

碰到惡劣天氣，包括臺風，漁船的顛簸和搖晃沒有規律。人像一粒骰子，被裝進罐子里上下左右搖晃。除了頭昏腦脹，還會嘔吐。有時一個浪打過來，海水就可能蓋過駕駛臺，整艘船忽然像一艘潛水艇。

風浪中的船。

遠洋漁船出事也與極端的天氣和海況有關。阿興回憶，有些船因為操作不當，被臺風卷入。有些船的鋼質桅桿被浪打斷過，還有的船一面舷墻曾直接被巨浪掀掉。

阿興害怕臺風。他在船上很難站穩，身體像喝醉一樣搖搖晃晃。呼嘯的海風夾雜著單調的馬達轟鳴聲，聽起來格外恐怖。海浪一聲聲打在甲板、船身甚至船頂上，海水傾瀉而下，撲向船員，沖進房間。

相較于船上人與人的沖突，更令阿環恐懼的也是極端天氣。他記得2015年5月底，漁船從大西洋回到太平洋，在出峽谷的時候遇到了臺風。臺風兇猛，那次的風力達到了13-14級，小船頂著狂風暴雨在海浪里緩緩前行。

除了管理人員在上層操縱船只，剩下的船員都在下層宿舍躲避風雨。透過窗戶，阿環看到浪在自己的頭頂，大概有十幾米高。船艙被海浪擊打，管道發出轟隆隆的聲音，“像是有榔頭在砸一樣”。

船被沖擊得非常顛簸，向上起伏一下，緊接著向下跌。“那種感覺像一個大人抱一個小孩拋著玩，我們就是被拋的小孩。”阿環說。當時，船員們躺在船上，沒有人入睡，阿環緊張地祈禱著，希望能活下來。

大約過了七八小時，臺風結束，海面逐漸恢復平靜。他在心里默念“菩薩保佑”，才安心睡去。

船員在風浪中。

生存法則

遠洋漁船幾乎是一個雄性的世界。阿興和阿環、李頎拯的船上，人員組成是清一色的男人。在遠洋船員招聘帖里，通常都有一條要求——不要女人。

漁船上的生活有時讓李頎拯感覺像活在“原始的動物世界”中。船員會赤身裸體走來走去。一群船員一起干活的時候，旁邊再放一臺電視，24小時循環播放“小電影”。

船上職級分明。有船長、大副、二副、管事、報務員、水手長等。輪機部有輪機長、大管輪、二管輪等。他們屬于職務船員，剩下的都是普通船員。

阿興的船上，年紀最大的船員56歲，最小的19歲。船長60歲左右，出海捕魚已經三四十年。阿興覺得自己很走運，船長性格不錯，從不打罵船員。有時船員工作強度大、太累的時候，船長還會主動關心他們。哪怕只有簡單一句話，阿興也很知足。

李頎拯說，如果把一艘遠洋漁船比作一個人，船上的駕駛臺就是大腦，由船長主管。船長對整艘船負責，主管船舶證書和船員證書，督促船舶安全管理體系的運行，遇復雜航區、大風浪、濃霧、狹水道、進出港時，在駕駛臺指揮航行，棄船時最后一個離船。

李頎拯進一步比喻，船上的機艙是心臟，由輪機長主管。甲板部的甲板長在船靠港時，負責裝卸貨物和船舶維護保養；出海作業時，帶領船員捕撈，包括放網和收網，以及清理漁獲。

在海上30天時，李頎拯已經完全適應了船上的生活，只是越來越想家人。而工作越來越繁重，船員們白天下餌，晚上起鉤，兩班輪流，24小時作業，每天的休息時間只有3到4個小時。

新船員很少能堅持完一個航期。李頎拯所在船上的15個船員中，最后干滿兩年的只有5個人。在海上漂泊了一個月后，和船員們天天在一起，李頎拯能明顯地感覺到，每個人都比上船之前更瘦更黑。在遠洋漁船上工作，李頎拯說，標準是能活著就好。

他在的船上，船員分別來自浙江、江蘇、山東、河南、四川、云南等地。李頎拯發現，遠洋船員大多來自中國比較貧困的地區，他們在城里找不到工作，沒有太高的文化。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方式相對簡單原始，他在遠洋船上體會到的，是叢林中一般的生存法則。

如果兩個船員是兄弟，他們不能上一條船。“正常情況下，兄弟在一條船上可以互相照顧，但他們擔心兄弟會拉幫結派。”此外，來自同一個地區的老鄉也盡量不安排在一條船上，“容易結伙，船長或者大副不好管理”。

阿環那艘船上一共有20多個船員，均為男性，年齡從20歲到50歲不等，阿環是最小的船員。船員們來自河南、湖南、貴州等地，還有一個來自印度尼西亞。在做釣手前，他們大多是農民工。

船上是一個小社會，船員來自五湖四海，每個人性格不同。一起在海上漂泊，摩擦難免。這時，大副就會出面，他專門管理船員之間的糾紛矛盾。

阿興曾經因為釣魚的事情，跟二副吵過架。二副說他釣魚的方法不對，但他認為自己是對的。爭吵起來后，大副聽到了，趕緊把兩人分開，單獨和他們交流，好言相勸，一直到兩人和好為止。

有沖突在船上發生時，船員無法像在岸上那樣尋求他人的幫助，只能先從內部解決，逐層上報。在難以調解的情況下，船長、大副這些職務船員，會把兩人分開，然后打電話通知公司處理。如果矛盾實在無法調和，船員就分批坐運輸船上岸。

每條船上真正彼此熟悉的，只有職務船員。部分堅持到最后的船員，上岸之后可能會成為一輩子的朋友。阿興因為那次爭吵記恨了二副一段時間。但如今再回想起來，他覺得并不是什么大事，內心早已平靜。能在海上一起待兩年，共患難，回來感情甚至比親兄弟還要親。如今，他還會跟當年一起出去的船員保持聯系。

關于船上偶爾的沖突，起因經過是混亂的，阿環很難厘清。他試著去理解船員的行為：他們都太孤單，在海上久了，性格慢慢會有問題。

有一次，他去其他宿舍聊天，一個喝醉酒的船員無端打了他。一怒之下，阿環回了一耳光，兩人扭打起來。這件事發酵成小范圍的抗議，主動打阿環的船員無法忍受工作的高壓和低薪，鬧著要回家。最后，船長用運輸船送兩三個船員離開了。

李頎拯觀察后發現，有船員想家想到精神不正常，甚至出現幻覺，因此會做出一些過激行為。

一些殺人事件在船員間流傳。李頎拯常聽船員們說，長期孤單的航行，再加上繁重的勞動，船員很容易產生幻覺，老感覺有人要害他。

一個船友告訴李頎拯，他上一個航期是在境外的漁船上，其間親眼見證了一起命案：當時，一幫船員在甲板上干活，船上有專門殺魚的刀具。船員都在忙碌著，有人在灑水，有人在殺魚，有人在清理漁獲。突然，殺魚的船員舉刀朝對面的同伴捅過去，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 

船員。

“能上山，莫下海” 

“能上山，莫下海。”這是船長莊軍送李頎拯離開時說的話。

他們認識時，莊軍已經漂泊了20多年，李頎拯親眼見過他勇搏大白鯊的樣子。只是當船長走下遠洋船時，拖著的是一條僵了的腿，還有抽搐的右臉。

45歲的莊軍畢業于浙江舟山水產技術學校，上一個航次，他擔任金槍魚漁船的大副。從太平洋回來休息了不到四個月，他又登上29號遠洋漁船，這次當上了船長。

2013年4月的一天，莊軍突然覺得右眼皮一直跳。距離船期結束還有4個月，這樣的狀況持續了一個多月。正當他慢慢淡忘時，一天早上醒來，他突然覺得右臉麻木了，臉部肌肉不受控制，口水莫名地流出來。

船長面癱了，緣于長期抽煙喝酒、風吹日曬、睡眠質量差。這種病在船員中時常出現。靠岸時，莊軍幾近失明，后來右半邊身體的行動受到影響。經過半年治療，他恢復得不錯。但他再也沒上過遠洋船。

每天夕陽西下時，莊軍習慣于在船邊靜靜望著中國的方向。

如果不是生活所迫，沒有人愿意出海。阿環今年29歲，來自貴州凱里的一個偏遠山村。他14歲就離開了家鄉，和同村的發小到不同城市打工，輾轉北京、廣東、浙江等地。19歲前，他大多在電子廠工作，每月工資四五千元，從沒想象過海上的工作是什么樣。

2014年，他前往義烏勞務市場，希望能找一份工資高點的工作。他遇到一個招工中介，聲稱去遠洋航行兩年，能賺18萬到19萬。這樣的薪水對于他來說很可觀。雖然不清楚具體工作內容，阿環還是決定去試試。

經中介介紹，阿環來到浙江舟山。簽完兩年的合約后，他花3200元辦了海員證，錢從最終的工資里扣。阿環說，現在辦理海員證的費用已經高達上萬元，“有的公司還會扣住（海員證），他怕你跳槽”。等待半年后，20歲的阿環登上了遠洋魷魚漁船。

兩年結束，下船后阿環算了一筆賬。實際工資14萬，除此以外，還要扣除在船上生活用品的費用，包括煙酒、零食、魚鉤魚線、雨衣雨鞋等。雖然合同只簽了24個月，但由于交通的耽擱，阿環實際上在海上工作了27個月。他最終只拿到了10萬元。

航行一年時，阿環所在的漁船因為維修在秘魯靠了港。他跟家里人聯系，發現在這么長的時間里，他們沒有收到錢。海上沒有網絡和信號，船員很難知道工資的到賬情況。“有的老板有錢就給你打，沒錢了，你（只有）問他（才）給你打。”在阿環的催促下，老板最終結清了工資。

現在，阿興的工作是在近海幫公司看管漁船和招工。每次有人想當船員，阿興都會先提醒對方，船上的環境不像在廠里，不喜歡了，你可以隨便換廠。上了船，你只能在那一條船上。他知道，每個人都愛陸地。

在海上捕魚七八個月后，阿興的漁船在智利的港口靠了岸。但這不意味著他們能回家，只是在智利待上十天半個月后，接著去海上作業。

靠岸的前一天，阿興興奮得整晚睡不著覺，一直睜眼等著船開到那一刻。靠岸的時候，船長給每個人發一點現金，讓他們買東西。公司的代理帶他們上岸，并告訴他們哪里能去、哪里不能去。他們先辦一張當地的電話卡，馬上跟家人聯系。

晚上，公司安排一次聚餐，接著是自由活動。船員們去剪頭發、購物。除了買生活用品，還買飲料和啤酒，以及特別多的水果。

上船時，阿興身無分文。他只帶了10瓶洗發水、10瓶沐浴露，以及薯片和煙。他最后悔的是沒有帶上辣椒醬，在船上吃任何東西都索然無味。后來漁船靠岸異國時，他索性購買了幾十瓶國外的辣椒醬，但迥然不同于他習慣的家鄉風味。

那是阿興第一次出國，他對一切都感到新鮮和好奇。他聽不懂異國的語言，身體也很疲憊，但他終于呼吸到陸地上的空氣。當看到那些在大街上、人群中自由走來走去的海鳥時，他感受到一種從未有過的幸福感。這些海鳥和他在大海上遇見的不同，它們不害怕人，還會等待人類投喂食物。

海鳥飛過海面。

短暫停留整頓后，船員們再次回到海上。阿興又開始期待下一次靠岸。

到船期結束，真正上岸的那天，阿興的頭發長得已經蓋到耳朵下面，他形容自己像街邊要飯的。腳踏到陸地上的那一下，他腦袋眩暈。“出去的時候是暈船，回來的時候是暈陸地。”但喜悅的現實蓋過了眩暈——他馬上就要領到工資，馬上就可以回家。

2020年，第一次遠洋歸來后，阿興考上了二副的證書，這成為他最驕傲的事情之一。阿興說，想升到二副，除了看資歷，還要看一個人是否肯學。在船上的時候，他趁機學會了拋錨、起錨、放纜繩、綁繩子等。

從此，他不再只是一名普通船員。

背著相機重新回到岸上時，李頎拯體會到從未有過的踏實感。那次出海，李頎拯原計劃跟船半年，待中途停靠到國外的海島，再聯系船只回國。但60天后，他提前返程了。

他太想家，尤其想念女兒。出發之前，他剛陪女兒過完周歲生日。在海上隨著波濤的起伏，他常常想象女兒搖搖晃晃剛學會走路的樣子。

那時他不到四十歲。從上船第一天到最后一天，他每天拍一張自己的照片，結束時發現，整個人滄桑憔悴了許多。

李頎拯在船上三十天的變化。

上岸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去小店買了包香煙，狠狠抽了幾口。煙癮又回來了，他卻很高興。直到離開，他終究沒能習慣船上的伙食。

29號漁船上的船員們還要繼續在海上工作。剛上岸時，他曾替船員們捎回了幾封家書。在船上，他們就提出要他把在海上給他們拍的照片洗出來，附在信中寄給家人。對選照片，他們的要求很統一簡單：不要選那些看起來太危險太辛苦的，要選笑瞇瞇的。

每次離港遠航，女人們都會帶著孩子到海岸邊來送行，計算著回航日子。

李頎拯上岸600多天后，大年初三，距離29號漁船回國還有一個多月。輪機長的女兒打來電話說，她的父親沒能堅持到歸航期，生病死在了船上。李頎拯打了個寒戰。出海那兩個月，他和輪機長住在同一個船艙里。

兩年航程結束時，阿興一共拿到了12萬多元的工資。收入比他預想中低了些。他原本想拿著這些錢回家做點小生意，但生意沒做成。他只能出來打工，沒找到合適的工作，2021年，他再次踏上遠洋漁船，航期仍是兩年。

又一個兩年后，阿興回到岸上，找了女朋友。去年結了婚，今年生了小孩。他結束了海上漂泊的生活。

這次，他決定真正遠離大海。

夕陽下，船員們停下手上的活計，站在船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