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12日，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召開紀念沈渭濱教授逝世十周年座談會，本次座談會也是復旦大學歷史學科創(chuàng)建100周年紀念活動之一。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刊發(fā)參加座談會的部分發(fā)言稿和提交座談會的交流稿。

一生愜意是文章——紀念沈渭濱教授逝世十周年座談會

我這里所說的“士”，是指這樣的一種知識分子，他們除了獻身于專業(yè)工作以外，同時還深切關懷國家和社會，以至世界上一切有關公共利害之事，且這種關懷又一定是超于個人或小團體私利之上的。這里所說的“氓”，就是一般老百姓。或是在近三四十年出現(xiàn)的不事生產(chǎn)，專靠鉆營在社會各階層游來游去牟利的人。

士和氓常常是兩個互不相涉的階層，晚年的沈渭濱先生則游曳于士和氓之間，互有相通，而各得其利，而又受其傷。

我和沈先生的師生之誼，已有50多年，近二十年來，在師生之誼上，又添上了朋友之情。詩經(jīng)有曰何謂憂傷，一個已邁入花甲之年的我，對一個將進入耄耋之年的老師，有了近乎知人論世的認識。依我看，即便到了晚年，沈先生雄心未見絲毫減弱，盡管有時稍有頹唐（多為疾病的苦，而非心理），他努力要成為一個在思想上有所建樹，專業(yè)上獨樹一幟而成系統(tǒng)，對國家、社會事事關心而有貢獻的公共知識分子。也就是能達到士的境界。但現(xiàn)實及其文化背景，并未能給他更多更好的條件，很難讓他實現(xiàn)自己的理想，未能達到其應有的高度。而在士和氓中間的游曳，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但這也給他帶來一種別樣的生活形態(tài)，有別于其他和他相類似的知識分子，這是沈先生的幸和不幸。今天在沈先生病逝一周之際，他的故里七寶鎮(zhèn)和他的學生，為他出了本紀念文集，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我們從中可以看到一個新中國培養(yǎng)出來的知識分子所走過的道路，或許還能看到沈先生的理想和結果的落差。

沈先生自年輕時在大學求學起，就有志于道之闡述，幾十年布道不輟。中間雖有曲折，但為人傳道，自己布道，則是一以貫之，可用得上孔夫子“士志于道”這句老話。但究其主要學術成果，出于將要退休和退休之后（很可惜，從講師職稱到教授走了近20年）。而其思想，也在晚年更加熠熠發(fā)光。在這個階段，他的研究，更接近于達到對中國近代史有總體把握的高度，基本奠定了其在國內中國近代史研究一個權威的地位。

沈先生年輕時，更多的是對明史有興趣。到了中晚年，棄他務而致力于中國近代史，其因蓋出于一個歷史學者的責任感和知識分子的“社會良心”?？鬃诱f：“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這正可用在沈先生身上。弘毅什么呢？一方面是憤于一個強大的帝國會在晚清一下子衰落為病夫，不堪一擊，而民眾卻嗜鴉片為美食。另一方面，他是看到了近代中國，或稱晚清，是離中國共和制（包括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最近的一個政體，也是中國封建的最后一個階段。由于有了晚清，才有了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國民黨、辛亥革命、中華民國、中國共產(chǎn)黨、抗日戰(zhàn)爭、新中國，這些似乎是必然的各個歷史階段，對中國走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這是一條連綿不斷的織錦，而追其源頭，均出于中國那個晚清階段。就像一串已連了線的珍珠，提起頭，就成了珠聯(lián)，后來的歷史巨變也就可理解了。沈先生看到了這一點，以最后二十年的余勇，來沽近代史研究的酒。用士的不可以不弘毅的毅力，作任重道遠的努力。試圖對“晚清之謎”，作最合理的解釋，以昭示后人。因各種原因，又天不假年，他最終沒能完成自己的宏業(yè)，其思想也未能達到其應有的高度。他的《道光十九年》，可以看作他在為厘清晚清作準備，他對我談起作此書和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的關系?？上б磺幸呀?jīng)晚了。

離開了復旦，退休在家，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近代史研究之外，他并未置身于事外，還盯著國內外大事，中國反腐、農(nóng)民失地等許多問題，以他的閱歷和明晰的思辨力，均有獨到的見解，時時發(fā)聲，盡管常常是對空的。

在復旦時，他和地方的聯(lián)系并不多，那時他或許還不太把鄉(xiāng)下放在眼里。退休在家，開始了別開生面的生活，生活變得多彩起來，開始了他游曳于士和氓之間的生活。這種生活既有精神生活的愉悅，又有形而下的世俗和市井生活的快樂。在士的方面，如舊時官吏退休還鄉(xiāng)后撿起地方文化一樣，沈先生退休后重燃對本土文化的熱情，一反其只是“高大上”研究，而對“低小下”的東西有了興趣。舉凡如古鎮(zhèn)改造等各種地方文化活動樂此不疲。對政府及其官員的態(tài)度，也有古風，如明清時期隱退故里的士大夫，有時也不那么友好，與當?shù)匦姓３志嚯x，以顯示其“士”的身份。當然這也是有尺度的。七寶老街修復改造前，各種設施落后，尤以通信和衛(wèi)生設施之差，讓鎮(zhèn)人煩惱。沈先生多次大罵鎮(zhèn)分管領導的山門，且不肯原諒他。實際上他在為鎮(zhèn)人鳴不平，因為那個領導在安排裝電話時確有私心，有失領導之格。他認為政府就是該為百姓服務。而一次與政府官員當面直接提到鈔票，讓人看到沈先生的另一面。七寶鎮(zhèn)鄭副鎮(zhèn)長請一批老七寶開會，要大家談談對七寶文化發(fā)展的看法。在眾人講完話，鄭副鎮(zhèn)長準備宣布散會時，沈先生突然舉手說，鄭鎮(zhèn)長，我還有一句話要講，以后你們鎮(zhèn)上請我們這批人來開這樣的會，要付出場費格。此言一出，眾人相覷。今天沈先生哪能了？俗，俗，俗。與會者只有沈先生稱得上知識分子，但不是知識分子的大家也羞于在這種場合談錢。鄭副鎮(zhèn)長也尷尬，他也沒料到溫文爾雅，堂堂的教授沈先生會當著大家的面，提出鈔票兩個字來。后來想想，堂堂沈教授，此番舉動，大有深意，可能是他多次遭遇的教訓，這次早已有蓄謀。實際上這里除了為他的弟子或同輩們謀點福利外，還正面提出了知識的價值問題，看你政府重視不重視知識。你們能花錢如流水，為文化這點小錢出不出。實際上，七寶鎮(zhèn)歷屆政府對沈先生不薄，包括以前幫助解決沈先生的住房等，可以說為他以前所呆過的所有單位，包括復旦所不及。不過，沈先生有狷介之氣，政府有不妥的地方，他還是要提，不以個人恩辱為轉移。此番心田不可謂不弘毅。在為人處世上，沈先生也有“士”的作派。退休后，在七寶飯局也多了起來，時間一長，他感到光吃人家不好意思，提出要作東，請大家吃頓飯。大家當然不會讓他出錢。一次，他說收到上海電視臺的一筆萬元稿費，愿意出其中的十分之一二，讓大家分享，“稿費稿費，大家用用”。此事最終還是我辦的，我索性把它弄大，飯局移到朱家角古鎮(zhèn)的一家最大的飯店。為體現(xiàn)身價，沈先生關照，點菜盡管點大價鈿的菜。這是沈先生為人的規(guī)矩，也是做人弘毅的地方。

沈先生的晚年，除了做士以外，最重要的是與各式普通百姓的接觸，這給他的生活帶來了多樣性，也使他的生活更為充實，人性也得到較為充分的舒展。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沈先生的常規(guī)生活，自然是不一樣的。盡管他有時還要顧到“士”的狷介，教授的清雅，有他矜持的一面。但沈先生本身從小就生活在這樣的一種市井社會里，和市井社會里的各種人有天然的聯(lián)系，懂得這種生活“趣味”和“鄙俗”相兼的兩面，加上他做人有一定的彈性，所以他游走于士和氓間，如魚得水，有有意為之的一面。他很喜歡這種機會。所以他很慶幸晚年在故里過日子，常說復旦的老朋友還是生活在那老圈子里，有啥意思。自從七寶老街修復、七寶鎮(zhèn)志的編纂，無形之中聚集了一批人，他與普通百姓，包括社會上形形色色的人的接觸由此作媒介也多了起來。而這種接觸和交際，常常是在酒席上、茶敘上，對常年在清水機構復旦做教書匠的沈先生來說已是一種異質文化，就是老七寶的他在以前七寶的老街坊上也是見不到的。在復旦、他的學生身上，在他的家里更是得不到的。已有一張無形的網(wǎng)罩在他身上，常常先是無謂的高帽，后則是“近則褻”的無聊和輕薄。換其他人，可能一兩次再也不會參加了，沈先生確是有彈性，也寬容，他常常是安之若素。這種接觸和交際，延續(xù)了十多年，對許多人來說，可能是無傷大雅的，但損害了沈先生作為士的精神層面。沈先生在世的最后幾個月中，他悟到了這一點。

我所說的晚年的沈先生游走于士和氓之間，并不是說不好。應該說好是其基本的一面，特別是對沈先生一直在象牙塔大學里生活的人。且我們大多數(shù)人過的就是普通的生活，普通人的生活沒有什么不好。但我們要警惕其中不合人性，不合文明的社會陋習，低級趣味的東西的腐蝕性，特別是和有些人長期的交往，它在不知不覺中，消蝕一個人的高潔的品質，庸俗你的趣味，降低你的人格。

世界上沒有一個有血有肉的人會完全符合士的典型理想，作為一個具體的“社會人”，可以清高到完全沒有社會屬性的程度。但這一理想典型的存在終是無可否認的，它曾對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無數(shù)真實的“士”發(fā)生過“雖不能至，心向往之”的鞭策作用。我們這一代是永遠做不了士了，但我們可以學習沈先生一生奔走于“士”的路上。

沈先生走后，留下空白，也留下了話題。

（2016年4月18日，在七寶鎮(zhèn)政府紀念沈渭濱先生逝世一周年、《沈渭濱先生紀念文集》首發(fā)式上的發(fā)言）